投身革命 千锤百炼
于一川（1917～1990），原名安吉善，1917年1月18日出生于河北省南皮县淄博镇凤翔村（原属山东乐陵县）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他自幼聪颖好学，博闻强记。据他中学时的老师李延九回忆，于一川一直都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他喜读历史书籍，崇拜英雄人物，关心人民疾苦，正义感很强。1931年“九·一八”事件极大地激起了他的爱国热忱，当时他的写作和日记都是以抗日救亡为题材，字里行间充满了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暴行和国民党不抵抗政策的不满。1933年在济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他是一名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并于1934年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从此走上革命的道路。1934年秋转入济南高中后，很快成为学校救亡运动的骨干，积极参加并领导了学生抗日救亡运动。1935年12月，北京爆发“一二·九”运动后，他受组织指派赴北京声援。回济南后参加组织了济南学生及市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其后又深入到农村揭露日本侵略者罪行，宣传抗日救国道理，激发人民群众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1936年夏，于一川以山东省高考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平师范大学国文系。在北师大，尽管学习任务繁重，他仍然见缝插针地挤时间如饥似渴地阅读进步书刊和马列主义著作，同时更加自觉地投入到革命斗争中，成为学生运动的领袖之一。1936年9月，组织上根据他的表现和要求，将他吸收入党，同时安排他负责学校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及对外联络工作。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于一川受中共中央北方局派遣，赴国民党西北军将领石友三部开展统战工作。当时，他的党内身份为中共地下工作委员会委员，公开身份是石部第四团政治部主任。在石部工作期间，他秘密发展中共地下党员，建立党组织，壮大革命力量。他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坚决执行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经常深入部队，采用各种形式对广大官兵进行爱国主义宣传，从而激发了官兵们的爱国热忱和抗日斗志。在于一川的发动和组织下，四团得到地方抗日组织和群众的积极支持，在抗击日寇的几次战斗中都取得了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军心、民心，于一川因工作表现出色受到上级领导的表扬。1939年初，上级党组织获悉石友三预谋迫害共产党政工人员，紧急通知于一川离开石部，向太行山抗日根据地转移。为路上安全起见，安吉善经党组织同意，正式更名为于一川。此后，组织上安排他进入中共晋冀鲁豫区委党校进一步学习深造。在校期间，他珍分惜秒，孜孜不倦，门门功课都是优秀，并成为学员支部的辅导员。据当时的党校同学张俊卿回忆：“一川的读书钻研精神令我很佩服。凡是他看过的书，每本都有摘记和心得，他在我们那里是看书最多、学习最好的学员。”结业时，中共晋冀豫区党委书记李雪峰说：“一川是党的秀才，革命才子，留校教马列主义。”于一川留校以后，担任校党委委员，负责讲授马列主义常识、党史和党建课程。他风行草偃，陶熔鼓铸，在教学方法、学校管理和制度建设等方面都做了大量的改进工作，为我党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
1940年8月，于一川接到上级命令，奔赴新的战斗岗位，任中共山西太谷县委书记。当时“百团大战”已经打响，他带领战地工作队和县民兵武装踊跃支前，有效地配合部队作战，取得了一系列胜利，受到了上级表扬。“百团大战”行将结束时，于一川接受了更加艰巨的任务，就任中共山西黎城县委书记。当时的黎城刚刚经历过日寇疯狂的报复性“扫荡”，满目疮痍，一片废墟，群众生活困难，情绪低落。于一川坚信：“共产党员的骨头是最硬的，越是艰苦困难的局面，越能锻炼人的意志和品格。”为了扭转不利局面，他主张一竿子扎到底，只要把群众工作做好了，其他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他率先垂范，以身作则，带领县委全体干部深入乡村，一方面广泛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解除群众的疑虑和思想负担；一方面大张旗鼓地开展“清债退押”“减租减息”，帮助群众发展生产，解决实际困难。由于方法得当，措施落实，只不过短短几个月时间，黎城形势便发生了明显变化，群众被充分发动起来，政权得到巩固，各项工作有序进行，开创了前所未有的崭新局面。
但是不久，新的考验又落在于一川的头上。1941年10月，黎城县反动会道门“离卦道”受日寇唆使发动暴乱，500多名道徒气势汹汹地包围抗日政府，企图夺取枪支，杀害抗日人士。于一川临危不乱，当机立断，一方面对其头目进行坚决镇压，另一方面对多数不明真相受蒙蔽的道徒则进行“攻心”战术，将“离卦道”分化瓦解。“离卦道事件”的处理“有理、有利、有节”，从此，广大抗日军民更加自觉地团结在党和民主政府周围，积极配合八路军主力，取得了反“扫荡”斗争的胜利。于一川所取得的工作成绩得到了中共北方局和中共晋冀豫区党委的肯定与赞扬。1942年10月，于一川被调至中共山西太南地委（亦称晋冀豫四地委，辖长治、壶关、潞城、黎城、平顺等五县，当时地委书记为王孝慈）工作，先后任宣传部部长和组织部部长。在此期间，他参加了太行区五月反“扫荡”战斗，又一次经受了严酷的锻炼和考验。1943年秋，太南地委书记王孝慈赴延安中央党校学习。组织上决定，由于一川接任太行四地委书记兼太行军区第四军分区政治委员（司令员石志本，副政委杨绍曾）。职务提升了，于一川深感责任重大，任务艰巨。他凭借丰富的工作经验和旺盛的革命斗志，紧密结合当时当地的实际，组织开展对群众生活造成严重影响的“剿蝗”大战，同时把在太谷的成功经验“清债退押”“减租减息”在当地推广，很快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进一步扩大和巩固了抗日根据地。
1943年底，太行四分区的“整风运动”进入后期的审干阶段。当时，康生在延安发动“抢救运动”，影响所及，太行区也出现了极“左”的错误做法，一些干部在没有充分证据的情况下被打成“奸细”和“特务”。于一川对此提出疑问，并冒着风险向区党委反映了自己的意见。不久，中央向各地发出指示，要求立即纠正“左”的错误。于一川雷厉风行，屦及剑及，那些被错误处理的干部很快得到甄别平反，恢复了名誉。他这种勇于坚持真理、实事求是的作风和精神，赢到了太行四分区广大干部群众的信赖和拥护。
1944年初，抗日战争进入准备反攻阶段。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城市工作指示》，指出夺取大城市与交通要塞，已成为驱逐日本侵略者争取抗战胜利的决定性步骤。为加强对敌占城市的工作，于一川充分发挥地委敌工部（1944年3月改为城工部，部长为于林）和军分区情报处及军分区政治部敌工站的作用，准备相机夺取和解放城镇据点。城工部先后派出几百名城工、情报和敌工干部，打入长治、潞城和石矻节煤矿、韩店、张庄、老顶山等敌人据点，开展地下工作。潜入长治城的太行四地委城工部部长于林、军分区情报处（处长李新农，后为江涛）和军分区政治部敌工站（站长王培仁）等同志，在敌伪警察局、保安队等军政要害部门建立了地下关系，绘制了敌方军事部署图，瓦解、策反伪军、伪组织，控制了城门入口，为积极准备大反攻奠定了基础。1945年2月，在石志本司令员、于一川政委的组织领导下，由军分区情报主任江涛率领分区侦察队，里应外合智取老顶山据点。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于一川得知盘踞在潞安石矻节煤矿的日军撤退前要炸毁矿山，立即与八路军主力联系，双方紧密配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收复石矻节煤矿，彻底粉碎了敌人的阴谋。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山西的国民党顽固派挑起内战，向解放区发动了猖狂进攻。解放区军民奋起还击，于1945年8月至9月发起了上党战役。于一川作为太行四地委书记兼太行军区第四军分区政委，担任了上党战役的后勤指挥部总指挥。遵照8月17日太行区党委和太行军区关于迅速扩军的指示精神，他派出太行四地委大批干部深入到各县农村广泛发动群众，动员青壮年入伍，组织民工支前。在短短7天时间内动员了上党地区4800多人参军，组织了几万人的支前民工，配合主力部队攻克了潞城、襄垣及白晋线上的敌伪据点，为上党战役和其后发动的邯郸战役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1945年11月，于一川调任太行第三地委（当时三地委辖长治市和襄垣、黎城、潞城、壶关、长治、平顺县）书记兼太行第三军分区政委（军分区司令员为韩卫民）。他根据当时形势，组织领导了大规模的反奸清算斗争，进行减租减息等多项恢复和发展生产的运动，有效地巩固了后方，支援了前线。
1946年6月，太行区将二、三专区合并，于一川任中共太行第二地委书记兼太行第二军分区政委（军分区司令员鲁瑞林，前任政委刘建勋）。当时太行第二专区辖昔阳、和顺、左权、武乡、黎城、平顺、壶关、长治、潞城、襄垣、平定、寿阳、榆次、太谷、祁县、榆社等16个县。于一川就任以后，努力贯彻中共中央“五四指示”，部署土改工作，努力实现“耕者有其田”，使广大农民更加拥护中国共产党，为保卫翻身果实而踊跃参军，积极投入对敌斗争。
1947年夏，于一川离开太行区随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任中共皖西区党委副书记。当时曾绍山任皖西军区（二级军区）司令员，彭涛任皖西区党委书记兼皖西军区政委。在强渡黄河前，邓小平政委特地召见于一川，对他面授机宜：“进了大别山区，主力部队在前面打，你在后边扎根。”刘伯承司令员加了一句：“扎下根还要发芽。”于一川牢记刘邓首长的指示，决心克服一切困难扎根大别山区。面对当时敌我力量悬殊，群众基础薄弱，环境异常险恶的现实，他和区委其他领导一起，采取建立地方政权，建立人民武装和开展土地改革并进的方法，坚持在大别山地区积极开展游击战与国民党军主力周旋。仅仅一年以后，局面得到扭转，广大群众完全站到了共产党一边，各县军民空前团结，形成了抗击国民党军的强大力量，为人民解放军进行战略大反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淮海战役开始后，皖西区党委抓住大好时机，在全区开展了群众性的剿匪运动，在很短的时消灭了当地的顽匪势力。与此同时，开展生产救灾运动，帮助群众恢复和发展生产，并注意发展工商业和文教事业，使皖西区一时成为解放区的样板。
1949年3月，中共河南省委在开封成立，于一川任中共河南省委委员兼确山地委书记和确山军分区政委（军分区司令员为王国华）。1949年8月，于一川任河南信阳地委书记兼信阳军分区政委（军分区司令员为卜万科）。
当时的信阳干部情况复杂，有野战军干部和地方干部，有老区干部也有新区干部，加上原新四军5师的干部，来自各个“山头”，怎样把大家“粘和”在一起，齐心协力干革命，对于一川的水平和能力都是一次严峻的考验。于一川不负众望，他上任以后，对来自各个“山头”的同志和战友，不分亲疏贵贱，“一碗水端平”。在工作中，自己事事带头，作出表率，很快赢得了同志们的信任和支持。在他的带领下，各项工作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特别是支前工作使南下部队十分满意，当时驻信阳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38军梁兴初军长、梁必业政委为表示感谢，在南下前特地赠给专署一辆中型吉普车（那时送汽车是非常重的礼品）。
1950年底，当时的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邓小平亲自“点将”并经中共中央批准，将于一川调到中共云南省委工作。1951年初，于一川任云南省委秘书长兼云南省土地改革委员会主任委员。他根据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特殊情况，提出并经省委通过制定了一些不同于内地的特殊政策，使云南土改工作取得了很好成效，为增强民族团结、巩固边疆做出了贡献。1952年于一川任中共云南省委副书记（书记宋任穷）兼省财委主任，主管全省经济工作。他一方面着重抓粮食增产和储备，一方面重点抓交通，为发展工业创造条件。由于这两项工作抓得扎实，为云南以后的经济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由于工作出色，成绩显著，1954年10月，于一川升任中共云南省委第二书记（第一书记为谢富治）。1955年5月14日任昆明军区第一副政治委员、军区党委第一副书记（司令员秦基伟、政委阎红彦）。1957年7月任云南省委第二书记（第一书记阎红彦）兼任云南省省长。他积极配合宋任穷、陈赓、秦基伟、阎红彦等同志，团结云南各族人民，为建设边疆、巩固边防，做了大量工作，付出了很大心血。
坚持真理 丹心曜日
1962年7月25日至9月27日两个月间，中共中央先后召开北戴河工作会议、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以及八届十中全会。中央这三次会议的一个重要精神，就是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正是在这种思想支配下，由毛泽东亲自领导，在全国城乡发动了一场普遍的以阶级斗争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云南省委专门召开了两次会议及时传达中央这三次会议的精神。第一次是9月13日至26日，由于一川主持召开省委工作会议，传达北戴河会议精神。第二次是10月25日至11月29日召开省委扩大工作会议，传达贯彻八届十中全会精神。
北戴河会议期间，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和省委书记、省长于一川分析当前形势，认为：云南情况比较好，没有乱，恢复得比较快，生产是发展的势头；从云南的实际出发，还是以生产为中心，着重抓好经营管理，壮大集体经济。
阎红彦把云南的情况和他们的考虑向总书记邓小平作了汇报，邓小平说：“你们情况不同，就按你们的办。”
北戴河会议后，阎红彦作为中央候补委员参加了9月底10月初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会议实际是北戴河会议的继续和发展。会议强调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资产阶级都将存在，一切工作要“以阶级斗争为纲”。但同时，毛泽东也特别嘱咐大家：“要把工作放到第一，阶级斗争跟它平行，不要放在很严重的地位，不要让阶级斗争干扰了我们的工作。”这个精神，更坚定了阎红彦、于一川和省委的思想认识。
1962年10月22日，在省委召开扩大工作会议传达贯彻八届十中全会精神的前三天，西南局办公厅李辛夫打电话给云南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梁浩，传达西南局有关介绍四川经验的指示，说“从四川的经验看，要划清阶级界限，以阶级斗争为纲，抓透一点有好处”。因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正在上海治病（10月26日才回到昆明），梁浩随即向省长于一川作了汇报。于一川根据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关于“不要因强调阶级斗争放松了经济工作，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的指示精神回答说：“四川那样提，我们不那样提”。时隔两天，于一川在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议研究如何召开省委扩大会议问题时进一步强调：云南的情况与四川不同，四川那样提，我们不那样提，不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去开展群众运动，强调抓生产力，抓经营管理。
10月25日至11月29日，云南省委召开有全省地方县委书记、军队团以上干部793人参加的贯彻八届十中全会精神的省委扩大会议。11月26日，于一川受省委委托，在会上作了《会议总结报告》，报告共分五部分。其中，他对于全党关注而又十分敏感的两条道路斗争问题，结合云南的实际情况专门进行了报告，指出：“结合我省情况，对于农村中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办？我省情况是这样：两条道路斗争是客观存在的，但作为这个时期的突出表现的‘单干风’并没有刮起来。也就是说，经过调整，执行政策，发展生产，农村中是正常的状况。因此，没有必要、也不应该在农村中从开展一次两条道路的斗争入手，通过这样一个政治运动来解决目前所存在的问题。而应该以改善集体经济的经营管理，发展生产为中心，结合对农民进行正面的社会主义教育，达到巩固集体经济的目的。”
阎红彦在这次会上先后两次讲话，对这一方针作了进一步的阐述。
11月28日，阎红彦在会议结束时的讲话中加以肯定说：“一川同志作的总结，是经过省委讨论同意的。”
于一川的报告和阎红彦的讲话，受到与会同志特别是地、县委书记们的热烈欢迎，认为符合云南实际，有利于发挥工作积极性。12月10日，省委将《总结报告提纲》和《阎红彦的讲话》正式印发至公社党委。
《总结报告提纲》正式印发时，为避免误解，有意识地保留了“不需要从两条道路斗争入手”，回避了“不需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字句。但随后下边反映，省委明确讲了“不需要以阶级斗争为纲”，非常得人心。为什么正式印发的文件上没有了呢？是不是错了？因而产生“疑虑”。为了让大家放心、放手地积极贯彻省委确定的方针和工作部署，省委认为不要回避“不需要以阶级斗争为纲”这句话，还是写明了好。随即确定再正式印发一个省委文件。
省委秘书长梁浩将文件的起草工作布置给省委宣传部负责，省委宣传部又具体安排吴玉才执笔。吴玉才先拟出一个撰写提纲，报经分管宣传工作的省委书记处书记马继孔审阅后写出初稿。初稿于10月31日送梁浩审查，梁浩随即转给省委宣传部代部长马文东修改。马文东看过初稿后，感到这个草稿只反映了干部中间的问题和在干部中如何进行教育，没提在群众中怎么办，认为角度太小，需要重写。同时感到对农村阶级斗争的具体情况不很了解，修改文件有一定困难。此时，省委派出的工作组正在玉溪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工作试点。于是，马文东向梁浩建议让执笔人到玉溪试点去接触接触实际，梁浩表示同意。后来，马文东、吴玉才和另一执笔人《云南日报》总编辑李孟北三人到玉溪搞调研，听取了试点工作组同志的汇报，同基层干部和贫下中农积极分子进行了座谈，了解了一些实际情况。初稿成文后几经修改，直至第八稿才最后改定，并最后决定将原以省委名义行文改由以省委宣传部名义行文，文件标题为《省委宣传部关于今冬明春在农村中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意见》，由省委转发。
12月21日，云南省委批转了这个《意见》。《意见》提出：“从我省的实际情况看，集体经济基本上是巩固的，没有出现过‘单干风’，内地农村单干的户也只有千分之六，生产上和市场上集体经济都占有绝对优势，因而，不需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去开展一次社会主义教育的群众运动。但是，作为思想认识，并不是没有问题的。”就是“不需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去开展一次社会主义教育的群众运动”这一提法最终酿成了一场政治风波。
据《意见》执笔者之一的《云南日报》总编辑李孟北1964年12月20日回忆：“不需要以阶级斗争为纲”这句话是1962年11月15日晚在《意见》第七稿中上加进去的。第六稿写成后，梁浩仍不满意，觉得写得不明确，于是召集马文东、吴玉才、李孟北等一起研究修改。这次修改，其他部分变动不大，而关于阶级斗争情况的表述，他说，不要回避“不以阶级斗争为纲”这句话，故这一部分是全部重新写过的。这样，把这部分做了修改之后，梁浩表示满意。打出小样后，他又改了一次，在“不需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去开展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句话里的“运动”前面，又加上了“的群众”三个字。他改后，便于11月21日作为省委扩大会议文件（草案）印发给与会同志征求意见。把《意见》中的一些重要观点与11月26日于一川在省委扩大会议上作总结的说法两相对照，其主要立论及提法基本一致。
云南《省委宣传部关于今冬明春在农村中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意见》报给中共中央、西南局后不几天，西南局领导认为这个文件违背了八届十中全会精神，有错误，并在当时召开的西南局宣传工作会议上追问与会的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何长庆，何说不清楚。西南局领导就亲自打电话给于一川，指出《意见》中的问题。待到玉溪等地出差的阎红彦回到昆明了解到这个情况后，于1962年12月29日下午亲自给西南局领导打电话作了汇报，并写信汇报对《意见》的认识及态度。时隔半个月后，在专门召开的有各地、市委书记参加的省委工作会议上，于一川代表省委公开检讨说：“去年12月21日转发的《意见》中犯了‘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尽管如此，由于此事通了“天”，愈演愈烈。
1963年5月2日至12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有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小型会议，专门讨论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的问题。各省相继报送了20份关于农村阶级斗争严重情况的材料。毛泽东针对云南和有的地区出现的不抓阶级斗争的思想及做法，在浙江省《一批干部参加劳动的材料》上，加上“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的重要批示。毛泽东还在会议讲话中批评云南提出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不以阶级斗争为纲”，是“大胆的主观主义的假设，小心的主观主义的求证”。杭州会议制定的《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后经中央政治局通过，作为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纲领性文件印发全国。“前十条”重申了八届十中全会关于阶级斗争的论点，还提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等口号。
参加杭州会议的西南局主要负责人未等会议结束即请假回到重庆，于5月10日至23日主持召开西南局第二次全体会议传达杭州会议精神，其中也传达了毛泽东对云南“不以阶级斗争为纲”问题的批评。西南局主要负责人对与会的于一川说：“你们就是对待十中全会不严肃”，并表示“当作认识问题”。会议期间，于一川代表云南省委作了检查，但通不过。西南局领导找于一川谈话，指出问题的“严重性”。于一川又在会议上作了几次自我批评，还是通不过。会议结束时西南局要于一川“回去再写检讨”。
于一川回到云南向省委传达了毛泽东的批评及西南局的再次批评后，省委先后召开了7次常委会议和省委扩大工作会议，检查省委在贯彻执行八届十中全会精神方面的错误。5月28日，于一川受省委常委委托，将7次常委会议上讨论的情况综合起来，在省委扩大会议上作《检查报告》。其中检查说：省委“对过渡时期的阶级和阶级斗争、两条道路的斗争，在认识上有模糊之处”，宣传部写的那个文件，是有错误的，把十中全会的精神，把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两条道路斗争问题冲淡了。
省委扩大会议结束后，根据毛泽东指示到南方视察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真来到云南。5月31日上午，省委在昆明的常委全部参加，因阎红彦在外省治病未归，由于一川代表省委向彭真汇报工作。于一川利用这个机会，专门检查道：云南省委对八届十中全会精神认识不够，对阶级斗争认识比较模糊，从概念上讲阶级斗争多，联系实际不够，抓生产多，对社会主义教育抓得不够。宣传部的那个文件是有错误的，与省委思想有关系。在汇报过程中，彭真多次插话说：我看了你代表省委在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检查报告，“常委讨论，认识了问题，就行了”。“你们还是要抓生产，现在抓生产也得突出。”当于一川表示按西南局的指示，要向西南局、中央写检讨时，彭真回答说：“不必写检讨。”
彭真离开云南后，省委于6月2日召开省委扩大工作会议，传达西南局第二次全体会议精神，学习彭真视察云南时所作的指示。为了帮助与会同志提高认识，会议专门印发了八届十中全会公报，检查了全省前一段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展的情况。6月5日，于一川代表省委在会议上又检查道：从去年11月省委扩大会议到今年1月工作会议，省委在一些问题上认识有错误。主要是那次省委扩大会议阶级斗争的旗帜不明显，对当前的阶级斗争形势估计不足，甚至估计错误，因此把社会主义教育的位置摆得不够重。西南局敲了我们一下，指出了省委宣传部写的那个文件的错误，“主要是省委负责，因为它反映了省委当时的认识”。
省委扩大会议结束后，省委以于一川代表省委所作的检查为基调，正式形成了《关于社会主义教育问题的检查报告》，于6月20日呈报中共中央、毛泽东及西南局。《检查报告》将犯错误的原因归纳为：“一是在一段时间内对过渡时期的阶级和阶级斗争认识比较模糊，对当前阶级斗争形势的严重性和复杂性认识不足。主要是过高估计了形势大好的一面；二是缺乏系统的调查研究。特别是这几年，滋长了官僚主义作风，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着我们去直接接近贫下中农，也就不能深入地及时地反映农村的真实情况；三是由于没有认识到当前阶级斗争形势的严重性和复杂性，也就没有认识到发动大规模群众运动的必要性。”
6月28日，西南局专门对云南省委《关于社会主义教育问题的检查报告》作出批复：“同意云南省委对过去一段工作的检查。”此外，省委在6月25日印发的《关于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的工作部署意见》中，再次专门就“阶级斗争的旗帜不鲜明”问题作了检讨。简言之，当时云南省委对“不以阶级斗争为纲”问题所作检查的一个基调是“主要是省委负责，因为它反映了省委当时的认识”。
按理说，关于“不需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去开展一次社会主义教育的群众运动”引起的这场风波，应该以云南省委作出的检查而结束，但当时业已形成的政治气候以及随之开始的愈演愈烈的抓阶级斗争的惯性使这场风波欲罢不能。
1964年10月中旬，为贯彻中央关于“反右倾”的指示，云南省委召开省委书记处书记会议，布置“反右倾”运动，把1962年“不以阶级斗争为纲”问题作为一个重大政治问题重新提出来，并把于一川、梁浩当做“反右倾”的主要对象。
10月21日至11月19日，云南省委召开地、市委书记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的省委工作会议，对于一川进行了揭发。会议期间，省委常委又几次召开会议专门对于一川进行“帮助”。于一川在会上先后作了四次自我检查。其中，于一川11月8日作检查发言时说：这几年，工作上犯了许多错误。主要的错误是大体上将近两年的时间不讲阶级斗争，或者讲了而没有具体内容，没有和实际情况联系起来。总之，这两年的时间，阶级斗争的观念是模糊的，而且在实际工作中已经反映出来。
12月26日，云南省委形成了《关于于一川同志所犯错误初步情况的报告》呈报中央和西南局。报告指出：从1961年调整以来，于一川的“右倾观点是相当突出的”。特别是1963年5月西南局会议“批评了我们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错误提法，他极力推卸责任”。
1965年1月下旬，云南省委专门召开会议批评于一川。会上，省委主要负责人将于一川的“错误”系统归纳为“阶级斗争的观念问题”“干部问题”和“经济问题”等三个问题（第二、三个问题于一川也确实存在一些毛病），说：于一川的检讨把许多重大问题都那么轻描淡写，好似至多不过是一些认识问题、工作问题。“一川同志是不是说错一句话、办错一件事的问题？我认为，不是这么个问题。”“贯彻十中全会精神时，在我们省委宣传部的文件上出现了一个‘不需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去开展一次社会主义教育的群众运动’的提法，这是一个错误。”“当然，当时全国没有提以阶级斗争为纲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只是四川提了，但是全国谁也没有提不以阶级斗争为纲，只是我们云南提了。”“所以，一川对十中全会的态度问题，是反映了他的阶级立场、阶级观点、思想感情的，是阶级本能的反映。一川的基本思想是：对阶级斗争，反正不能提。”
就是在这次会议上，也有人揭发批判于一川说：“于、梁集团”实际已成为地下省委，已经在反党。“八届十中全会后，于一川害怕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主张农村工作主要是生产和经营管理问题，梁浩背着省委极力加以宣扬和执行。”
“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在当时情况下，于一川的这些做法和看法及勇气、品格是十分可贵的，然而在党内政治生活极不正常的情况下，他注定厄运难逃。
在经过多次批评、批判的基础上，云南省委于1964年12月26日、1965年2月10日、2月20日、1966年3月17日向中央及西南局写过四次报告，反映于一川的“问题”。随后，中央及西南局相继作出处理，先后撤销了于一川的云南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长、昆明军区副政委、云南省军区政委及党委第一书记等所有职务，将于一川连降几级，调到河南省郑州柴油机厂任副厂长并接受劳动改造。
平反昭雪 重获天日
“文化大革命”初期，于一川受到冲击，身心受到很大摧残，但他仍坚持革命信念。1968年担任郑州柴油机厂革委会主任后，他勇于同“四人帮”错误路线作斗争，努力抓生产，1974年又一次被“打倒”。
在粉碎“四人帮”后的1977年，于一川随即被任命为中共郑州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革命委员会主任。1978年10月任中共河南省委副书记兼副省长，分管计划、财政和基本建设工作，这一时期他为郑州市政治思想上的拨乱反正、经济上的恢复发展做出了大量工作。
1979年1月，在云南省委召开的全省县委书记会议上，省委提出了妥善处理于一川、梁浩的冤案问题，并责成省委组织部、省纪委立即进行复查。经过复查，1979年8月4日，省委组织部、省纪委向省委写出《关于于一川同志问题的复查报告》和《关于于一川同志问题的复查结论报告》。9月12日省委召开专门会议研究了这两个报告，同意其复查结论，并向中央写了《关于于一川同志问题的复查意见报告》，建议中央撤销原来对于一川的处理。中共中央于11月23日为于一川平反。于一川的历史问题复查改正后，任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后又任省顾问委员会主任等职。他还是中共第八次、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是第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于一川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特别是晚年通宵达旦地工作和操劳，为改革开放，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事业废寝忘食，呕心沥血，积劳成疾，1990年1月19日，因患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肺心病，治疗无效在郑州逝世，终年73岁。2月7日，800多名干部群众怀着沉痛的心情参加了遗体告别仪式，深切怀念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一生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久经考验的革命领导干部，中共河南省顾问委员会主任于一川同志。
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央顾问委员会办公厅及秦基伟、薄一波、宋任穷、余秋里、张劲夫、陈锡联、段君毅、习仲勋、王任重、谷牧、陈再道、李雪峰、杨易辰等同志发来了唁电、送了花圈。
中共云南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顾委、省政协、省军区及于一川生前友好、同事赵健民、刘明辉、李九龙、普朝柱、赵增益、刘树生、梁家、黎韦、鲁瑞林、马继孔、李桂英、孙雨亭、邵风、高治国、王连芳、祁山、马文东、崔建功、陈盛年等发了唁电、送了花圈。
中共河南省委负责同志在悼词中对于一川同志给予高度评价：“于一川同志为党为人民奋斗了半个多世纪。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勤奋学习的一生，忘我工作的一生。他为人刚直，光明磊落，坚持原则，作风正派。他关心群众，团结同志，严于律己，廉洁奉公，严格要求子女亲属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于一川同志在革命生涯中虽然受到过不公正的待遇，政治经历坎坷不平，但他从不灰心，不气馁，对党的事业始终忠贞不渝，对社会主义事业充满着信心。于一川同志具有高尚的革命情操和优良的思想品质，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在干部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本文在写作过程中，曾参阅了李原、卓人政等同志的文章，谨致谢意。）
〔作者单位：盘龙区新闻中心。原文载昆明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昆明史志》2017年第2期，第58—6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