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陈一得是云南近代自然科学的先驱者，在天文、气象、地震等学科领域取得卓越成就。他把自然科学的研宄方法运用于地方志的编纂，主持编纂的《盐津县志》、参纂的《新纂云南通志》带有浓厚的近代科学色彩，在科学性、实用性方面，较明清以来的传统方志大为增强。
关键词：陈一得 云南地方志
陈一得，原名秉仁，字彝德，后取“愚者千虑，必有一得”之意，遂号一得。祖籍四川金堂，祖父辈迁至云南盐津。陈一得生于清光绪十二年（1886)，卒于1958年，是云南近代天文、气象、地震科学的先驱者，为民国时期云南的地方志编纂做出了突出贡献。
陈一得少幼好学，有志留洋学习近代科技。清末应考公费留学生，以第一名录取赴比利时，选修铁路。因反对清政府出卖七府矿权，被取消公费留学资格，后改为自费留学，取道上海，准备赴欧。适逢辛亥革命爆发，遂加入起义军。清王朝覆灭后返滇，考入优级师范数理化专科。毕业后受聘省立中学、师范任教数年，历任市五小校长、市教育课督导，并被选为省教育经费委员会委员，为发展云南近代教育事业奔走效力，贡献颇多。陈一得致力于天文、气象科学的研究，多次往来位于滇东北的盐津和地处滇中的昆明之间，悉心观察山川形势，收集气象资料，考证旧志记载，研究实验，多有心得。民国7年（1918)采集大关县地震资料，分析探究其震源，例引十证，确定大关地震属火山作用。民国8年（1919)，以科学之方法将原昭通所属全图改编为《昭通等八县图说》。该图册图文并茂，并详细分析研究滇东北昭通的气候特点，首次将昭通等八县划分为4种气候类型，具有重特产、益民生的实用特色，次年出版。
民国16年（1927)陈一得受派参观江苏、浙江、河北、湖北等省教育事业，并参观了南京天文台，深感国家多难，认为近代以来中国积弱不振、备受列强欺凌的原因在于科学不发达，遂立科学求国之志，毅然告别教育事业，专心致志于天文、气象等科学研究。是年7月，倾其所有积蓄，购买德国生产的简要仪表仪器，在昆明钱局街53号创立“私立一得测候所”。此为当时全国第二家测候所，也是云南历史上唯一的一家。陈一得利用测候所的仪器，与家人一起轮流观察昆明的气温、气压、降水等天气现象，历经10年之久，为昆明的气象科学积累了丰富的原始资料。其后，又将这些资料分类汇编，著成《最近十年昆明气象统计表》存世。陈一得还认真细致夜观星相，精确计算各星座运动的经纬度和误差，首创《昆明恒星图》和《步天规》。南京中央大学地理系调查团Dr.Hermann等到“私立一得测候所”参观后，对该所的工作业绩十分肯定，题词称赞曰：“科学化的家庭，硬干苦干的机关”。[1]
民国20年（1931)，陈一得自费赴南京国立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和紫金山天文台进修半年。其后，为完成建立云南天气预报台站的愿望，陈一得受省教育厅委派与金文晟协作筹建昆明气象测候台。历经数年，于民国25年（1936)在昆明西郊海拔2300多米的太华山顶建造太华山气象站（即今昆明气象台），陈一得任台长。陈亲自拟定气象站的组织简章、办事细则、观测凡例等规章制度，严格执行。还按时编辑出版月份、季度、年度气象报告，积极为社会提供服务。民国27年（1938)，陈一得撰写研究报告——《昆明气象与天文观测》，提出“昆明气象适宜天文观测，较优于南京”的观点，为兴建昆明凤凰山天文台（即云南天文台）提供了科学依据。其后又多次主持云南天文、气象方面的重大活动，参与了中国天文学会的日全食观测。
陈一得身处动荡年代，但他一生潜心研究，致力于科学，为云南天文、气象、地震等科学事业奉献出一腔热血，成果卓著，成为当时云南最有影响的学者之一。其主要著作有：《昭通八县图说》、《云南气象》、《云南史地丛书》、《云南气象要素之分布》、《云南的云》、《云南气流的运动》、《云南雨量之分布》、《怎样知道流星要出现》、《民国二十一年十一月天气奇遇》、《标准时制特刊》、《云南地震之史的考察》、《天文、民众科学丛书》、《地震、民众科学丛书》、《民国二十年水灾与天气》、《道光十三年云南大地震之研究》、《云南恒星图》、《天规及附表》、《昆明恒星图》等。1949年12月云南和平解放，陈一得将多年积累的天文气象资料和测候所移交给人民政府，先后担任省人民政府监察委员、省博物馆馆长、省气象学会理事长、省科普协主席等职务。1952年带队深入丽江地震灾区考察，写出《云南地震考察报告》，分析云南地震发生的内外原因，倡导建设地震观测网。还到东川考察铜矿建设，到安宁研究恐龙化石，为社会主义建设出谋划策。1958年10月，病逝于昆明。
陈一得除在天文、气象、地震等科学领域做出突出贡献外，还利用专业所长、把自己这些领域积累的科学资料及其方法运用到地方志的编纂之中，其主持编纂的《盐津县志》、参纂的《新纂云南通志》带有浓厚的近代科学色彩。
一 《新纂云南通志》的《天文考》、《气象考》
民国时期是云南地方志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一个重要时期。由于时代的发展变化，西方进化论史观和日本新史学理论的传播，近代自然科学及其方法的逐步普及，使人们的思想观念和方志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许多有识之士把近代史学观念和自然科学的方法引入地方志编纂。因而，民国时期云南地方志在科学性、实用性方面，较之明清以来的传统方志大为增强。
民国18年（1929)12月，南京国民政府内务部颁行《修志事例概要》22条，令各省设馆纂修通志。民国19年（1930)2月，云南省政府成立通志馆筹备处，9月正式成立云南通志馆。云南通志馆以周钟岳为馆长、赵式铭为副馆长。为区别于明清云南诸通志，定名《新纂云南通志》。《新纂云南通志》于民国20年（1931)开始编纂，由时任云南省主席龙云主修，先后由周钟岳、赵式铭等领衔编纂，并延聘当时云南著名学者袁家谷、由云龙等20人任编纂，方树梅、陈一得等12人任分纂。因回避本籍，又远聘江苏吴江人金松岑专纂人物志。民国24年（1935)，《新纂云南通志》各分纂的稿件陆续完成。其后数年，《新纂云南通志》编审工作渐有停滞。至民国32年，云南省政府成立通志审定委员会，以秦光玉为主任委员，组成6人小组再次对志稿进行审订。民国34年，《新纂云南通志》交付排印，民国37年（1948)付印成书，历时18年。全书共编成266卷，分装140册，含530张表、198幅地图、78幅插图，共计648万余字。
陈一得于民国20年（1931)至24年（1935)间参与《新纂云南通志》工作，担任该书分纂，具体负责其中的《天文考》和《气象考》。陈一得在对传统地方志中有关天文和气候的内容深入研究后，认为“方志考征文献，而首乎天文。旧志天文多述分野、祥异、气候。分野之说荒邈无据，祥异尤多比附。”“旧志天文仅载星野、祥异、气候。星野之说殊难征信，以二十八星宿分中国，前人多訾其谬”，“至祥异邻于谶纬，已为有识所诋。后世侈言符瑞，尤多贡谀”(《新纂云南通志•凡例》）。因而，他在编纂《天文考》和《气象考》时，根据近代天文学和气象学原理来设置门类，谋篇布局，并加以科学阐释，极大地增强了志书的科学性。
一是门目设置合理。改变传统方志天文、气象合二为一的惯例，将《天文志》分设为《天文考》和《气象考》两个独立的分志。《天文考》厘为一卷，设星象、授时两个门目。在星象门下设行星、彗星、流星、陨星、日月食等条目，而授时门下设晷度、平时及标准时、太阳出没及昼夜时分等条目。《气象考》共3卷，设水汽、光象、旋风、气候、物候等门目，各门目又设若干条目，如水汽门下设五彩云、昼晦、雨雹、雪、霜、露、霪雨、大水（附山崩）、雷雨等条目，使这两个志设置合理，层次分明。
二是资料编排有序。陈一得在编写《天文考》和《气象考》时，广泛收集历代传统方志中有关天文和气候资料，辅之以自己长期实验观测的数据，分门别类，进行有序编排。如《天文考》行星条下的彗星条目，收集了50余种唐宋以来云南地方史志中有关彗星的记载，列表进行记述。晷度、平时及标准时、太阳出没及昼夜时分等条目，则在大量实际观测数据的基础上，进行精确计算，并将观测和计算的数据按当时126个县分别列表记入，简洁明了，具有很强的实用性。
三是记述内容科学。民国以前的地方志在记述天文和气象时，普遍存在内容荒诞无稽、迷信色彩浓厚的弊端。陈一得编纂《天文考》和《气象考》时，充分采用近代气象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对云南的天文和气象现象进行阐释，体现出较强的科学性。在《天文考》中，“专就星象、授时之有记载者，证之科学方法观测之结果，分别列表加以科学的说明”。比如，彗星现象在古代方志中多记为凶险灾异之兆，而陈一得则通过历代云南通志和府州厅县志，统计自唐僖宗乾符元年至清宣统三年间云南各地出现彗星现象共89次，专门列表记述，进而说明：“彗星轨道多为抛物线，次为双曲线，故出见无常。古人视为凶异，中西如出一辙。自康熙二十年哈雷发明椭圆轨道，彗星有一定周期，可预知其他再见，信与人事无关。（哈雷大彗星）近日点之周期为七十六年。”又如，在流星条中，对彗星和流星进行了比较：“流星与彗星有密切关系。流星群之轨道及周期多与彗星相似，故知流星系彗星分离而成。或谓流星乃形成各天体之原形，物残放游行空间。密集有心核、头尾者为彗星，散布者为流星，成团者为流星群。运动若遇地球，则流星与大气层相摩擦而呈光热、飞流现象，其形态各有不同。”在《气象考》中，对五彩云、甘露、山鸣等特殊的气象现象，也在收集原始资料的基础上作了科学阐释。例如，关于五彩云，自汉代以来共248次记录，“云南”也因此而得名。陈一得经科学分析后指出，这一现象“洵足代表本省特征矣。此类云状成因同于日月晕华、虹霓。日光射入云中之水滴、冰针，光线曲折分散而现彩色。故彩云多绕日周围，有时贯日四出，或盖覆山巅，皆由光之作用也。……彩云出现以春季为最多，秋季次之，夏季最少。盖彩云适于阳光朗照、云量散布之际，若阴雨云厚或晴空无云俱不能见。清世宗侈张符瑞，大吏矫诬贡谀，郡县注意搜求，凡祥瑞之事，岁不绝书。”科学地说明了彩云生成的原因及季节分布，也指出了清代以来有关彩云记载频繁的缘由。
二《盐津县志》的科学性
盐津地处滇东北，设县较晚，民国6年（1917)始从大关县析出。历史上未修过县志，有关文献材料也较为稀少。民国34年（1945)盐津县设县志局，县长兼局长，教育科长兼副局长，聘任陈一得为编纂主任，主持编纂首部《盐津县志》。陈受聘后，返回盐津工作半年。为获得第一手资料，陈一得带领编辑人员谭小波、谢八如等人，不辞辛劳，翻越盐津之吊钟岩、黎山岭，进村寨、访老农，收集当地生产、生活资料，遍采民情风物。回昆明后，悉心对资料整理编纂，于民国37年（1948)秋完成《盐津县志》志稿。
《盐津县志》成书后，传抄未刊，今存本为云南省图书馆传抄民国37年（1948)稿本，分为10册线装，约25万字。该志厘为16卷，即：卷一舆图，大事；卷二天文、气象；卷三舆地；卷四物产；卷五交通；卷六教育；卷七民事；卷八农业；卷九工业；卷十商业；卷十一赋务；卷十二司法；卷十三民风；卷十四金石；卷十五文牍；卷十六艺文。《盐津县志》体例整瞻，史料翔实，数据准确，是民国时期云南具有较高质量的县志之一。
第一，接受先进史学思想，摒弃迷信成分浓厚的内容。陈一得编纂《盐津县志》，在思想上接受了西方和日本先进的史学思想，用进化论史观引领修志，主张“根据旧籍，穷究事实，以求进化原理”且应“藉过去之进化，以导未来之进化”
第二，经世致用，注重民生。《盐津县志》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旧方志“重政治，轻民生”“重人文，轻经济”的窠白，加强对交通、农业、工业、商业等内容的记述，使志书实用性较强，且有裨益于民生。如卷五交通志，“详记水道、滩险之变迁及叙昆铁路工程之经过与展望，以策将来”"在卷八农业中，“详查水利、农产，附记水利资料”具体设置了耕地、农时、土壤、水利、农产、农具、肥料、园艺、桑蚕、养蜂、畜牧、畋渔等条目；在卷十商业等分志中，“有市集、货币、商店、物价、货物、转运、盐店、银行、贷借、量衡、商会等条目，详货币变迁，以求改进。”凡此等等，使志书内容更具致用价值。
第三，引进先进的方法，使记述内容更加科学准确。例如，在卷二天文、气象中，“天文切于应用气象，特设仪器测候两年，并制变迁图表，以明概要”又如，因当时客观条件所限，无法绘制精确的盐津地图，但虽“无力实测，疆域、位置、山脉、水流、形势、名胜曾经反复调查，务求近合。名山要地标高，并经用仪器实测记数，以资比较。各乡镇详绘分图，名胜择要摄附影片，以求明晰”《盐津县志》中，凡“资料有精确调查者，概制成统计比较表”，增强了志书的科学性。值得称道的是，《凡例》还明确提出，“异庸德矫事情涉迷信者，概删除不列”这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
（原文载《中国地方志》2007年第4期，第52—55页。图片来源：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