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门街
石林县旧称“路南县”，因忆旧事，此文我们且称“路南”更为亲切。如今，路南鹿阜老城的南门街已经很陈旧了，旧的道路都是颠颠簸簸的，偶尔有车子进来，会车都要极其谨慎。道路难行不说，街道两边，商店的经营也不是很好，所以，白天都有不少的店门是关着的。
在南门街的双眼井，除了清明期间几家商户卖纸火生意红火以外，平时多是每天早上卖站工的那些人到这里来凑个热闹。这些空着手卖站工的，中午一到还卖不出去的话，也就散了，毕竟，吃饭时，都要回家做饭吃饭。
中午一过，这里就显得空空的。以前，还有打麻将的老人们会集聚在一起消遣一下，可这些老人，也随着旧城的改造而不再来了，渐渐地，这里的人越来越少。
如果说白天的南门街还稀稀疏疏有几个人的话，晚上的大街就是空空的，这里除了几个因为安置房没有下来，或是什么原因没有搬走的几个老人以外，基本没有人了。
看着夜里空旷的南门街，仿佛平日里暗淡的路灯也显得特别的苍白而寂寞。历史不可以倒回去，南门街曾经的辉煌留在了民国时期。
民国时期，南门街的辉煌源于特殊的地理位置。那个时候，县衙门就在鹿阜山，站在县衙门门口，左边是东门街，右边是西北街，正对面就是南门街。
南门街又分成两段，从县衙门到老花台（转角楼处）为一段，从老花台到紫玉山那边也叫南门街，只是，那边属于城市扩大以后的延长线，所以，同为南门街，但是却有两道城门，一道在老花台这边，一道在紫玉山那边。城里人要出南门，就要通过两道城门。出南门街的，大多都是生意人，因为路南人要去昆明的话，从这里出去以后，爬过一座又一座大山，之后到马街，再坐米轨小火车上昆明。
从南门街的两道城门，今天的我们同样可以看出这条大街曾经的繁华。南门街的繁华，始于清朝末年。
清朝末年，南门街由于繁华，房屋拥挤，商店鳞次栉比，影响了交通。于是，辛亥革命以后，民国政府进行了一些改革，南门街就是那个时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民国政府把原来拥挤的街道扩宽。
街道扩宽以后，人们还在夯实的泥土上铺上了石板，石板多为青石和白石，青石和白石都是粗加工过的，虽然平整，但有棱角。可大街平整以后，大街上走的人多了，石板都被磨得极其光滑，雨季一来，一不小心，极容易滑倒，尤其是春天的雨后。记得幼年时，每逢春雨时节，爷爷就会叨念：“春雨不识节，下得满街流，滑倒邪学士，笑死痴母牛。”
南门街一拉宽，石板一铺，整条大街通透明亮，来城里赶集的人都要到南门街来买货，即便不买的，也要到这里来走走、看看。南门街宽敞的大街和熙熙攘攘的人群就是路南（石林）县的一个缩影。
民国时期，住在南门街的那些居民，为自己能够住在如此繁华的大街而感激祖上的英明。在乡下，就是再有钱的财主，南门街的人都会不屑一顾。俗话说：“宁在城里磨豆腐，也不在乡下当财主”——就是这个道理。
南门大街宽敞了，不仅仅只是店家和买家在交易，也有杂耍的在当街表演。除了这些人以外，每天进、出衙门的那些轿子、滑竿也是这条老街的一大风景。那个时候，轿子少，滑竿多，骑马的人更多，这些各式各样的人挤满了这条繁华大街。
在南门街发生的事情中，如今的老人记忆犹新的是1943年。那一年，抗日战争还在继续，路南被日本人轰炸以后，美国飞虎队的队员搭了帐篷驻扎在魁阁下面守护县城。
几十个美国人来了，对于路南人来说，可是一件稀罕事。一开始的时候，路南人会跑到魁阁去看“老美”，看人家做饭吃，看人家手里各种各样稀奇的物件，看过几次之后也就没有兴趣了。路南人不稀罕老美以后，反而又是老美跑到城里来看稀奇。
有一天，飞虎队有事情要到县衙门办事，便开了一辆旧吉普车，从南大门进县衙，一路上，由于人多，车子开得很慢。
平日里见惯了轿子、滑竿的小孩子，很少见到车子，突然看到美国人的车子开进南门街，小孩子稀奇得跟着车子后面跑，边跑边喊：“飞虎队顶好！”
春风得意的美国人一听，高兴得从包里拿出糖果，朝着跟车的小孩子就撒。看到美国人的糖果，在很少能够吃到糖的岁月，这些捡到糖果的孩子，把美国人撒下的那些糖的味道，化成了深夜睡梦中的甜蜜畅想。
驻扎在魁阁下面的美国人，除了撒下的那些糖给城里孩子留下深刻的印象以外，美国人还在南门街的徐家庙拉开荧幕放起了电影。美国人的第一场路边电影，放映的是枪战片，在极少有人看过电影的年代，当电影机里的枪声响起时，不少人还被吓得大呼小叫。
由于美国飞虎队驻扎在魁阁，有事没事喜欢往县城里跑，一会儿拿着相机来照相，一会儿又到哪个茶馆来喝茶，要不然就是到大街上看闲人。那段时期，南门街名气最大的是奇人“假儿子”。
“假儿子”是一位姑娘的绰号，由于姑娘的父母渴望有个儿子，姑娘生下来以后，自小被家人当儿子养育，久而久之，姑娘养成了一副小伙子的性格脾气，为人豪爽而不拘小节，又喜欢打抱不平，还乐于助人而慷慨，所以人们称这位姑娘为“假儿子”。
美国飞虎队员驻扎在魁阁那段时间，经常到城里来，一次两次以后，便认识了城里的“假儿子”，“假儿子”便经常和飞虎队的队员们在一起混，等到抗日战争结束，飞虎队撤出路南城时，“假儿子”也跟着飞虎队走了。
人们只知道“假儿子”走了，“假儿子”后来是不是嫁给美国飞虎队的队员了，还是去了哪里，人们都不得而知。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人投降，这在路南城是一件大事，整个县城张灯结彩，在这些喜庆活动中，最热闹的，还是南门街。
南门街是城镇的中心，比较繁华。这里有不少漂亮的木建筑房子，如徐家庙、金家四层高的宅院、刘家和李斋公家雕刻精美的木头房子。那时期，大户人家那些雕梁画栋的房子也在装点着这条繁华大街。
茶 馆
民国初年，南门街初初修好的时候，是县城最宽敞的大道。南门街由于宽敞而整洁，云集了不少的客商，客商来到路南，找到落脚点住下来后，总要到茶馆来，一边喝茶解乏，一边了解一些本地的土特产及历史、文化，乃至稀奇古怪的奇闻轶事，也因此，茶馆成了古今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事件和实事新闻快速传播的地方，也就是今天的新闻发布场所一样。
茶馆能够成为新闻发布的聚焦场所，还和当时的历史背景有关系。因为辛亥革命以前，读书是一个人乃至一个家庭改变命运的最佳途径，可那个时候，能够读书的人家总是极少，能够考上功名的学士更是凤毛麟角。
读书人为了挤上独木桥，四书五经要样样精通，也因此，不少榜上虽无名但博学多才而通晓古今的读书人便会沦落为“说书人”。
有说书人，自然会有更多的听书人。而听书的就是那些没有读过书，或是读书少的人。对于这些人来说，了解历史，掌握更多的知识，最好不过听书的方式。
民国时期，县城最繁华的南门街上，最有特色的茶铺是双眼井边上金志忠家开的。他开茶铺的房子，是祖上留下来的老房子，不仅建盖别致，还院落套着院落。
这样，他家房子的内院开有烟铺。内院出来是大厅，这里便是喝茶、说书的地方。
说书的先生在正面稍高一点的椅子上坐着，快板一响精神就来，于是说书开始。说书先生的对面，则是喝茶的生意人在坐着喝茶、听书。喝茶的人听到入迷时，还会闭着眼睛跟随着说书先生的语气而摇头晃脑、拍桌附和。
说书的先生，有本地人，也有外地人。本地人多穿着对襟衣裳，因而显得有点土气、呆板，不是很吸引人；而外地来的说书先生，一般都穿飘逸的长衫，一派博学而极休闲的风度，说书的板子一拍，手袖一甩，韵味就来了，听书的人自然而然便会进入到说书的内容中去。
一般来说，说书先生的故事都是围绕着“薛仁贵”“薛丁山”的征战故事讲的，不少故事，听书的人都已经听了几十遍了，可每回听了都有每回的韵味。
说书先生的费用，除了茶铺老板会给以外，口才好又讲得令人入迷的，坐在椅子上喝茶的客人也会给一些小费。这样一来，同为说书人，收入的高低差距便会很明显。
听书的这些人中，除了茶室里的这些人以外，更多的听书人则在门外，门外的这些人，是连喝茶都消费不起而又喜欢听书的，所以，便只好站在门外听。
双眼井边金志忠的茶铺，因是平民消费，一年四季都热闹，但最热闹的还是春节期间。春节期间，他家为了吸引更多的人来喝茶，还会举办各种各样的“打花——猜谜”活动。
猜谜活动开始于大年初一早上。
为何会从大年初一开始呢？那是因为前一天晚上，家家孩子都拿到长辈们给的压岁钱了。岁岁平安的压岁钱在枕头底下压了一夜，第二天早上醒来以后，压了一夜的压岁钱就可以拿出来花了。
所以，天一亮，起床后穿着新衣服的这些孩子，就会拿着压岁钱，欢天喜地地集聚到金志忠家门口来。而金志忠家在孩子们到来以前，早已经把红纸糊着谜底的谜语挂了出去。
谜语一般都是围绕着“茂林”“状元”“玉兔”等等来设置的。
喜欢猜谜语的小孩子们来到这里以后，便会选定自己有把握的谜语，花一个铜毫买一个谜语。谜语买下来以后，心里揣着个小兔子一般的孩子们就会焦急地等着，好不容易熬到太阳当顶的中午时分，金志忠听到老城的更夫把中午的钟声敲响以后，就要来揭谜底了。
金志忠的谜语一揭开，猜不对的，一个铜毫没有了；如猜对了，那就以十倍的本金来偿还。
因为猜谜语既可以学习到知识，又可以提高孩子们读书的兴趣，所以，一般孩子们花在这方面的钱，家长是不太会管的。也因此，春节的金志忠家门前，成了最热闹的地方。
南门街的茶馆，除了金志忠家双眼井的茶馆以外，就是南门城楼边（如今的东方红服务社）的茶馆。这里的茶馆热闹，那是因为到这里来玩的都是极有钱的人，这里是豪赌的地方。所以，来的人所带的钱，都用麻袋装着。除了满满的麻袋，老板身后还会跟着一个扛麻袋的小工。
这个茶馆是股份制的，老板每天负责抽税、提租金，之后，再把抽出来和提出来的钱分给其他几个股东。
茶馆的赌桌上，每天大桌、小桌上成堆的票子，看得赌博的人眼发酸，激动的吼叫声伴随着沮丧的捶胸拍脑袋，搅得这里夜夜不得安宁。同时，伴随着各种各样怪异声音的，是麻将桌子底下那些肚子饿得清口水淌的孩子。这些孩子即便再饿，都要仰头睁大两只眼睛，一刻不敢消停地看着桌子上。
因为，赌徒们在定下输赢以后，赢的一方在欢天喜地地撸钞票的时候，总会有一张、两张落下来。装口袋落下来的零散票子，就是藏在桌子底下那些穷孩子的饭钱了。
手工艺人
俗话说：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民国时期，人们的思想在逐渐开化，西方国家先进的技术陆续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民族工业得到进一步发展。
大城市里的民族工业发展得很快，可是在云南偏远的小县城，传承着的依然是传统的手工业，这些手工业带动着一个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
在民国时期，路南城里还没有工业化的生产，依旧是手工业。手工业最主要的有补衣服、缝鞋子等等，除此以外，就是补锅、补碗、补玉手镯和银匠铺了。
既然是手工业，说明全程都是手工操作，全手工做出来的物件，因为工序复杂、耗费时间长，又做不到大规模生产，因而显得极为金贵。
无论是锅、碗，还是玉手镯，碰到坏了或是通洞了，人们一般都是采用补一下的方法来应对。那个时候，很少有人家的锅没有补过，就像俗话说的：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
其中补锅的手艺有两种，一种叫“生补”，还有一种叫“熟补”。
所谓的“生补”，就是先把铁皮或是生铜敲成薄薄的片，之后，把薄片用铆钉钉在铁锅上，之后再把铆钉铆过的铁皮轻轻敲打得均匀而找不到任何一丝丝的漏缝，这样，即便在做饭、炒菜的时候也不会影响到锅里液体食物的泄漏。
除了生补，便是熟补。所谓熟补，就是用风箱鼓火后，先把生铁熔化成液体，在锅底放上一块薄薄的生铁，之后，把熔化的液体浇在通洞的地方，熔化的铁液一浇上去，立马把铁锅和生铁凝固起来。
趁着铁水不冷不热的时候，手艺娴熟的艺人就要抓住最好的时机双手麻利地用砂石子赶紧磨，三磨两不磨，等到铁水冷却的时候，补上去的锅也磨得差不多了，之后再细细打磨、润泽，锅也就补好了。
生补简单，但是，寿命不是很长，熟补要复杂一些，所以价格也就贵一些。
除了锅、瓢、盆是这样补以外，碗也会拿去补。民国时期，大家用的基本都是土红土红的土碗，也就是用本地的土烧制的，所以看着就显得土里土气而且笨拙，与这些土得掉渣的碗相比，江西来的白瓷碗可就金贵多了。
白瓷碗洁白、均匀，宛若天上的仙女，皓白如月而一尘不染，这样的尤物，不要说拿来盛饭、喝水，就是看看，都是养眼的上好物件。
这样的白瓷碗不仅看着就惹人爱、让人疼，拿来盛饭那就更加小心了，不是家境很好的人家是用不起的，即便用得起，也要成年而稳重的人才可以用，毛手毛脚的小孩子再怎么喜欢都不准碰。
可是，再金贵的稀罕物，毕竟是要拿来用的，用了就避免不了摔坏，于是，就有精明的手工艺人，除了会补铁制、铜制的锅、瓢、盆以外，还有镶嵌白瓷碗的。
镶的白瓷碗，虽然不似新碗一样好看，但是，也体现着补碗人的一种精湛手艺。
于是，碗坏了，便有补碗人。补碗匠补碗，为了把坏掉的碗黏合牢固，师傅要先把破碗的裂断两面，用铁刮开，把上面的灰尘和其他杂物刮掉，再用胆巴水和铁屑末调成“铁末子”涂在断面上，之后进行粘接。在黏合时，线缝要对齐，这样裂缝就小。
黏合好后，再用小钻在碗的裂缝两边钻眼。钻眼的大小，要根据上铜爪的多少而定，如断面长，铜爪就上得多，那么眼就钻得多。眼钻好后，就上铜爪。
上铜爪的目的就是将破碗的断面拉住，使其看着不再破裂。最后再沿裂缝涂一次“铁末子”。涂了铁末子，还要等三四天以后，在碗里倒上水，看看补过的碗是否会漏水。
不漏水了，说明碗补得还可以，但要精准，还要看碗的外表，也就是补过的地方，看看碗上的补疤是不是很小，只有碗不漏水、补疤小，或是补过的碗都几乎看不出来的时候，才说明碗补好了，基本上能还原碗原来的样子，光滑平整而不漏汤水。
除了碗以外，缸、钵、坛的修补技术和方法与补碗完全一样。
民国时期，除了破的锅、碗、瓢、盆会拿来镶以外，还有女人手上的玉手镯会拿来镶镶补补。那个时候，女人的穿戴都有讲究，而玉石也是一种文化和一个女人年龄的表现。
既然每个女人都会戴玉手镯，说明玉手镯很普及。只是，有钱的戴的是昂贵的，而一般女人戴的就只是平常一些的。
戴玉手镯的女人多，可是，玉手镯毕竟是石头的质地，做家务的女人戴在手腕上，自然容易摔断。
于是，就有精明的手工艺人会补玉手镯。补玉手镯用的大多是黄铜，黄铜有韧性而且柔软，师傅先把黄铜敲得细细、薄薄的，之后再裹在被震裂的玉手镯上。
玉手镯被震裂的榫口，一般有两处，黄铜的接口就要把两个口都连起来，之后再包好，再经过细细地捶打、打磨，这样，玉手镯也就补好了。
和石头打交道，但因为石头虽好看，但脆而易碎，这是本性，因而补玉手镯的人不仅需要有极好的耐性，还要有高超的手艺。只有这样的师傅才敢接这样的玉器活，尤其碰到一块好玉的时候，一般的手工艺人，即便给的价格再高也是万万不敢接的。
因为接了活儿，或许就会倾家荡产，也或许财源滚滚。所以，对于这群特殊的手工艺人来说，他们的生活，也体现着刀尖上的一种活法，刺激却充满着成就感。
（转自微信公众号“云南政协报”2017年8月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