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筱风阁随笔》，袁家谷手校本，一册，四卷，云南省图书馆藏书
近·李坤著，作者生平事迹见此前相关条目。卷首有袁嘉谷序，署时“丙辰四月”，即民国五年（1916），文称：“厚安太史既卒之久，诸同志哭于其第……乃属其公子发所著，归图书馆，得《齐风说》一卷，《思亭文钞》二卷，《思亭诗抄》二卷，《滇诗拾遗补》四卷，刊之《云南丛书》中。《云南温泉志》一卷，秦璞安（光玉）先生收入《云南备征续志》。其他零缣断简，多精粹不可磨灭，汇为《筱风阁随笔》一卷。”卷末袁氏又手书曰“庚申立春之夜，袁嘉谷枕上校讫”，即民国九年（1920）。尚有陈荣昌等人关于该书某些内容是否应当删节的粘条，足证准备收入《云南丛书》。但后来并未收录。
该书属立目式综合型笔记。由作者之读书札记、考论经史、游记小品、书画题跋等汇编而成。卷末附《思亭联语》，是作者为昆明高等学堂、北京云南会馆北馆等名胜旧居所题楹联。其经史论说如《李陵、苏武论》《邵子论》《霍光论》等，多能论从史出，不乏独到之见。如《郑风四说》条，考辨“孔子曰郑声淫”，并非其诗的内容“淫邪”，“实言其声非言诗也”，即诗的乐曲与诗的内容不相配，“所谓淫者，乃甚之谓”，就是过分、过激的意思，并不是被后人曲解成“淫乱”之诗。游记如《游诸葛洞滩记》《越南游记》等，后者据作者光绪二十九年（1903）游历越南之亲历，记越南官场、礼俗甚详。对于今天研究晚清时期的越南和中越关系多有参考之处。
书中涉及云南史事虽不太多，但亦不乏精粹纪实之文。例如。《雩说》条，穿凿群籍，考释晚清昆明“雩祭”求雨习俗。据作者记载，昆明当时求雨以妇女为主，男人回避，故当局竟以“非礼”淫祠禁之。而作者研究认为，此“雩祭动依古俗，与汉（朝）人雩礼一致”。《鱼牌释名》条，考证滇池渔民“列竹于水次，植物苇其上”，诱鱼游入而捕之。这也是古代中原所用的捕鱼法。《百濮疆域考》条，驳清儒顾栋高谓“濮即西南夷，在今云南曲靖府境，或曰湖南常德府境”。他穿凿群书，证说“百濮”乃由分散而聚合，又因势弱而走向分散，“始于荆湘而终于云南之永昌一带”。《雅鲁藏布江》条，考称此江即“大金沙江”，“为《禹贡》三危之黑水；《山海经》《淮南子》之赤水；《长阿含经》之恒伽河；元（玄）奘《西域记》之克伽河；《唐书》之跋布川”。此外，《筹饷议》条，涉及晚清云南厘金制度和地方经济等。《顺康字钱》《十钱称一分》《圜法近古》三条，涉及清代云南铸钱之史事，皆可供参观。
李坤的笔记不但书卷气重，而且行文流畅，挥洒自然。试读其《跋钱南园画三马》一条，堪称云南古代优秀散文：
余乡市饴者，屈铁作断具，以锤击之，声丁丁然！饴谓之糖，故又谓之“丁丁糖”。市者荷两簏：一盛饴；一盛所易者，破衣敝履杂置其中，而骨董、图画之可贵者亦往往而有。以易者不知，而与之易者亦不知也。亡儿迪功嗜饴，见余嗜图画也，亦嗜之。已亥之冬，往买饴，顾其簏，有画马。请于余母三倍饴直（值）买之。粘壁间为戏，余见之矍然曰：此非画师能也！笔健而趣古，殆深于书而以余事为之者，非钱通副之作乎？相传通副儿时贫，不能具纸墨，每入塾，假群儿笔画马，群儿争以所需者易之。此图用墨尚滞拙，而笔极遒逸，似临名稿，笔到而手犹未到，其必为通副易纸墨之作无疑也。或疑为赝，是不然。赝者务急呈其巧，真者不恤留其拙。吾于其拙益信其真。因装池而藏之，并跋数语，俾后人知所贵，不致易饴，重混杂于破衣敝履之中。
作者依钱南园故事，凭书画家直观，断该马图为南园真迹，虽未必确然。但考述之中，昆明街头卖“丁丁糖”之情景，钱南园以马图易纸墨的勤苦，以及作者一家酷爱艺术的痴着，无不跃然纸上！
《宦游笔记》，四十卷，台湾《笔记四编》丛书本，广文书局影印刊布
清·纳兰常安著。纳兰常安，满洲镶红旗人，姓那拉氏。其祖父花色，康熙十三年（1674）左右，随顺郡王勒尔锦征吴三桂，曾入滇作战，擒杀吴三桂骁将马宝有功。常安本人雍正七年（1729）为云南按察使，次年，迁布政使。宦滇前后，常安也曾先后在京城、江浙、山西、四川、贵州等地为官，宦迹几遍全国（参见该书《先迹恭纪》条）。但清代主要碑传未立常安《传》，有待深入研究。
此书原本藏台湾师范大学，版心刻有“受宜堂宦游笔记”字样，是知“受宜堂”为作者室名。该书汇集作者一生之宦游笔记而成。据卷首作者《自序》、会稽鲁曾煜、陆成岑二《序》，知其初刻于乾隆十一年（1746）。全书按作者为官京师及各行省的先后时序，编次为卷。各卷内又按条札立目，体例较严谨。其中卷三十五为“云南”专卷。内容以记载清初云南社会历史和地方风物为主，地域侧重于昆明和保山两处。其所记云南历史之文，大多抄撮前人著作，鲜有可取。唯其得于亲见亲闻者可资考证。例如，《金马碧鸡坊》条，记清初昆明金碧路一带商业之繁盛曰：
今会城南门外东、西大街，立两坊。一名碧鸡；一名金马。孔道如砥，绵绣纂组，布帛麻丝，充盈积栋，山珍海错，畦蔬园果，实篚盈筐。所系街心仅容车辋，凭轼而坐，行人冠缨，如层波叠浪中万片桃花闪烁！人烟辏集，如此民俗之繁庶可知。拟以江浙风光，信不谬也。
常安上述记载虽不免有文人夸饰之处，但基本上反映了雍正初年云南经济发展的事实。此时，上距清政府平定“三藩之乱”已经四十多年，云南又成功地进行了改土归流，社会安定，“滇省连岁秋成丰稔，米价平贱：（参见《清实录·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五，记雍正十三年（1735）云贵总督尹继善奏议）农业的发展促进了城市商业的兴旺。清代省城南门是当时昆明之正大门，也一直是昆明最热闹的地段。关于南门外市场繁荣的记载也与他书所记相符。
又如《永昌风俗》条，记云南保山民风和方言多与南京相似曰：
云南倮夷多而汉民少。唯永昌府城内尽汉民。其语言不似本土，乃明初徙南京人于此，故其音与南京相类。岁时伏腊，衣冠饮食，大都仿佛江南。市肆货物之繁华，城池风景之阔大，人谓之‘小南京’。下知尚礼，农务力田，商贾经营，妇女纺织，皆他郡所不及……永昌隔南京万里，语言宛然无异，因明初徙南京人于此，目见耳闻，皆其乡音，无众咻以乱之，所以三百余年，习焉安焉，虽水土不能移之也。
据《明实录》等所载，明初移民戍滇的外来人实不止南京一地，也有西北、湖广、山东、江浙、川黔等地人。移入云南，散居各地，致使云南后来汉语方言口音各异。唯今保山方言素有“南京话”之说。按常安之见，由于保山在明代之前汉人极少，明初迁居保山的军士来自南京，极少参杂其他外省人，故能较多保留南京习俗和口音。这一现象提示我们，如将云南各地汉语方言与省外汉语方言对比研究，结合历史记载，对于准确说明云南外来移民的起迁区域和入居分布，无疑具有一定学术意义。
《于滇日记》，抄本。一册不分卷，云南省图书馆藏书
清·谭宗浚撰。谭宗浚，字叔裕，广东南海人。父谭莹，编有《粤雅堂丛书》等著名文献。宗浚幼承家学，年八岁，作《人字柳赋》，即为时人所称。年十六，中举。同治十年（1874），中进士一甲第二名。授翰林院编修等职。后外放云南粮储道，在滇两年，先后修浚白龙潭等十余河，溉田六千余亩。设古学以课士，办积谷以备荒，置普济堂以惠孤寡。政声卓著。后因痼疾上书治病，行至广西而卒，年仅四十三岁。著有《希古堂文集》《荔村草堂诗抄》等。
此书方国瑜先生《云南史料目录概说》第二册著录，然语焉不详。封面有石禅老人（赵藩）题签书名，卷首抄录《南海县志》作者本传。全书主要记录作者赴滇上任之行程和一路诗作、杂记等。当时自中原入滇之路有二：其一为陆路官道。其二为辰沅水道。作者所走的是第二条水路。大致路线是：从京师出发，经运河至天津。从天津坐海船南下上海。然后溯长江而上，入两湖。又从水路溯沅江至贵州镇远，再陆行入滇。据该书所记，陆路官道沿途政府设有“行馆”或“公馆”等负责接待；但辰沅水道因行程和码头多变，则大多靠亲朋好友照顾了。
尽管明清时期不少亲历这条通滇之路者也有记涉，但不如该书之详尽。作者基本按日程记述了所经此路的时间和地点。大到江河，小到滩名、口岸，皆一一列述，为考证明清辰沅水路提供了颇为珍贵的交通和水文资料。今据作者所记，将其基本行程和重要站点归纳如下：
光绪十一年中历八月初二日，从北京启程，路行至通州。
初五日，乘漕船抵天津。
十四日，乘海船抵上海。
廿七日，乘江轮抵镇江（此后几日游经扬州、南京。略）
中历九月初三日，乘江轮抵湖北汉口。以下皆水道：
廿二日，抵嘉鱼县。
廿五日，抵岳州。
中历十月初一日，抵孝感
初七日，抵常德府城外。
十一日，过桃园县。
十六日，抵辰州。
廿四日，至黔阳县。
廿八日，过沅州。
中历十一月初二日，抵晃州厅。
初四日，抵贵州玉屏县。次日，抵清溪县。
初七日，过万家庄。次日，抵镇远。以下皆陆路：
十四日，抵清平县。
十六日，抵贵定县。次日，抵龙里县。
十八日，抵贵阳城。
廿一日，抵清镇县。次日，抵安平县，遇雪。
廿三日，抵安顺府城。
廿六日，抵郎岱厅。
廿九日，过普安县。
中历十二月初二日，经亦资孔，抵云南平彝县（今富源县）。
初三日，抵平彝县“滇南胜境”处。
初五日，抵霑益州，次日抵马龙州。
初八日，抵杨林驿。次日抵板桥，宿行馆。
初十日，“五鼓起行，九点钟入（昆明）城。
限于篇幅，不一一详列其所经滩名、口岸等，识者自见。其记载表明，迄光绪年间这条水陆通滇之路仍然可以全程通行。除该书外，作者尚有《于滇集》一卷（又题为《荔村草堂诗续抄》），刻于宣统二年（1910）。为作者此次来滇诗作以及莅任云南之后的部分诗作，如《过洞庭遭飓风效玉川子体》是其舟入洞庭湖之明证；《泊舟玉屏县河口复遇大风雨作歌》是其水行至贵州之明证，皆可供研究者对照参考。
（作者系云南师范大学教授，原文载昆明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昆明史志》2017年第2期，第53—5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