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过篇》，一册一卷，石印本，刊印时空不详，云南省图书馆藏书
清末·陈荣昌著。作者生平事迹见此前相关条目。立目式学术笔记。卷首杨觐东《序》称此书为荣昌先生“丁巳（民国六年，1917年）避世（安宁）明夷河”所辑著。正文前《自序》曰：“孔子曰过则勿惮改，又曰过而不改是谓过矣。然则过而能改，虽圣人亦恕之，不以其曾经犯过而弃之也。是可知有过者发愤改之，便可以为君子。若惮改焉，则怙过，自终而为小人之归矣。吾为此惧。因取古人之改过者，彙为一篇，以示学者而即以自励焉。”该书辑录先秦“卫武公”迄明朝“南大吉”32人“改过跻贤”之事例，加以改写评点。每条先书其“改过”事迹，然后用“困叟按”领起作者评语。所引人物故事，典型有据，文笔简洁生动，颇类《世说新语》，值得一读。
其所谓“过”，主要指为人处事有违传统伦理道德者。如《盗牛者》条曰：
后汉王烈，字彦方。少师事陈实，以义理称乡里。有盗牛者，主（人）得之。盗请罪曰：“刑戮是甘，乞不使王彦方知也”。烈闻，使人遣布一端。或问其故？烈曰：“盗惧吾闻其过，是有耻恶之心。既怀耻恶，必能改善。故以此激之”。后有老父遗剑于路，行道一人，见而守之。至暮，老父还，寻得剑，而问其姓名。以事告烈，烈使推求，乃先盗牛者也。
困叟按：盗牛与不拾遗剑，其品行之贵贱相去远矣。而恶知不拾遗剑之人即盗牛之人哉？知耻近乎勇，惟狂克念作圣，斯言不我欺也。
少数“改过”事例，指思想方法和学术观点之变。如《南大吉》条云：
明南大吉，字瑞泉。守绍兴时，从阳明学。尝曰：“大吉临政多过，先生何无一言？”阳明曰：“吾不言，尔何以知过？”曰“良知自知之”。阳明曰：“良知即是我言”。大吉笑谢。居数日，复来曰：“过后悔改，不若预言无犯”。阳明曰：“人言不如自悔之真”。大吉又笑谢。居数日，复来曰：“身过可见，心过奈何？”阳明曰：“若镜未明，可得藏垢。今镜明矣，一点之落，自难住脚。正入圣之机也，勉之！”大吉由是得学问致力肯綮处。
困叟按：此正谓自知、自悔、自改，便是入圣之机；便是学问致力之肯綮处。学者自当从此下手。
卷末附明儒刘宗周撰《刘蕺山先生纪过格讼过法》《清儒李顒撰二曲先生悔过自新说》二篇，亦有益于明清儒学思想史研究。
《云南起义纪念感言》，一册铅印直排本 昆明太华印书馆印行 民国三十四年（1945）
近·马骢著。马骢（1886～1961），字伯安，昆明人，回族。清末云南武备学堂毕业，参加云南“重九起义”和护国运动。历任云南军政司司长、讨逆第十路军参谋长等。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云南省民委副主任、省政协常委、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等。书末有民国三十六年（1947）九月廿日作者亲笔批注曰：“此册为民国三十四年护国纪念之所述也。时逾二稔，事实依然，用是付印成册，就正于关心是役之读者。”故该书属专题性笔记，书中作者对护国运动及其历史意义提出了以下看法：
其一，唐继尧为护国之主动者。文称“会泽唐氏继尧……徒以袁氏叛国，激于大义，竟能不动声色，当机立断，毅然决然，投袂而起，建此非常伟业……论者不察，谓为被动，未免抹煞事实，别有用心。抑知唐氏当时既为军事首长，实权在握。勿论无人能劫持，即曰能之，设其不为所动，或利以邀功，则裂土分封，位跻王侯，固意中事，而唐氏不屑为也”。
其二，肯定蔡、李襄助之功不灭。文称：“自来举大事故非一手一足之力所能为功。当时躬与其役者如蔡松坡、李协和暨国内外四方同志贤豪，或参与大计，或躬历行间，以孤弱之力，当方张之势，誓死奋斗，不屈不挠，功绩所表，要皆各有千秋。”
其三，希望以护国精神民主建国。文称：“八年抗战，有幸取胜。制止内战，还军于国，还政于民，造成民主统一之现代国家，已成普遍一致之要求。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今幸河山无恙，国脉保存，民主精神可期实现，足以告慰护国诸先烈在天之灵！”
其四，希望朝野上下重视搜集护国史料，订伪存真，“将来编纂成史，必能正其谬误，类如教科书不正确之记载，必能根据事实，予以修正，以正视听而资观感。”
最后，作者认为，在众多护国史书中，庾恩旸所著《云南拥护共和始末记》一书“叙述已详，事属正确，足备参考。”
《滇事拾遗》，八卷，稿本，云南省图书馆藏书
近·何秉智撰。《续云南通志长编》下册引张渤撰《传曰》：“何秉智，字筱泉，昆明人，北大专修科毕业生，曾任云南省政府秘书，内政部主任秘书。1930年云南成立通志馆筹备处时，他就参与其事。通志馆成立后，担任干事，负责总务工作，分纂《官制·文官制》，又与由云龙同纂《盐务》，直到1939年去重庆才离开云南通志馆”。1954年，被聘为云南文史研究馆馆员。除此之书外，作者还有《解放前云南艺文辑略》和《解放前云南医药辑略》两种稿本。笔者早年曾访读于北京图书馆。
书稿属立目式综合性笔记。卷首署吴江金天羽序，作于民国十七年（1928），称八卷，是知其初辑当在此年左右。扉页有吕超亲笔题词一帧，篆章，署时民国戊子，即1948年。吕、金二人皆民国社会名流。书稿又经赵藩、周钟岳、袁嘉谷、李根源鉴定增补。书内有朱墨圈改之处，多类方树梅字迹。是知该书颇受学界重视。但不知何故，惜未刊刻。
作者自订《例言》曰：“旧贤及近人著作中记载滇事文字如《云南通志》、各府州县志、《云南备征志》《滇系》《滇小记》《滇中琐记》《滇绎》诸书所收者均采录之，名曰《滇事拾遗》。”为避免与前人重复，作者锐意进一步开拓新史源，取材特别广泛，所引材料一律注明出外。据笔者初步统计，其引书多达124种左右！尤以明清笔记、文集、杂著为主，旁及近代报刊杂志。其中许多笔记如《万松堂笔记》《求年山人曹之骐笔记》《尾蔗丛谈》等或为云南地方文人稿本，今已不存或难觅，故史料价值弥足珍贵。
通览全书，其主要内容可归纳为：（1）云南各地风土人情及物产；（2）明清云南政治、军事史料（尤多于南明及吴三桂史料）；（3）明清云南名人传记轶事、怪异现象；（4）清末云南社会经济史料（尤多于铁路、街市史料）；（5）云南历代碑刻金石资料；（6）云南对外交通史料；（7）云南少数民族风情；（8）云南地方文献及诗话。尽管所辑资料详略不一，但用功之勤，涵盖之广，堪称云南史料笔记之集大成者也！请再就其资料来源和内容特点举例如下。
其一，据群书、报刊等钩稽罕见云南史料。这当是该书最大成就，为研究云南提供了大量新的史料信息。例如，据《文渊阁书目》辑出云南书目，使人们知道明代云南究竟有哪些著作达于禁中。据师范《缅事述略》及《皇朝通考》等辑出清人吴尚贤、黄耀祖开辟茂隆银厂史事，以及黄氏如何由汉人变为掸人“大山土司”之经过。据《古芬阁书画记》稽出有关钱南园、赵士麟、担当、张三丰、明惠帝（建文）等人的绘事佚闻；据《吴三桂筹时要略》辑出吴三桂王滇时期的《奏疏》四通。据《包世臣安吴四种》辑出清代云南名臣谷际歧关于改革云南盐政的措施。据《粟香随笔》辑出清末滇籍谏官窦垿弹劾投降派大臣穆彰阿、琦善的事实及窦题岳阳楼长联。据《见龙壁山房文集》辑出池生春《庙碑》，记清代云南名人池氏视学广西课士督学，“积劳病卒”，年仅39岁。又辑出有关大理石开采、滇盐熬制、中法战争及滇人朱庭珍遗诗等。据民国初年报刊辑出1906年美国安德罗夫妇以“考察”为名，疯狂搜集我省珍奇动物标本1300多种，装为40箱，运往美国亚美利加博物院之详情等等，据《国粹学报》等辑出清末滇籍大员赵光关于处死肃顺、戴垣等人的奏折、孙髯翁吊沐天波死节义士伍杰之诗、滇释大错与九龙池、安阜园佚事等等。皆有助于云南地方史志的研究和修纂。
其二，据各种史料、见闻考说云南掌故。除直接钩稽、条陈云南笔记史料之外，该书还据多种史料综合改写、增补，考辩云南掌故逸闻，凡此则自立标题，首尾可稽，文笔洗练，生动可读。例如《周老人》条，据清末留日学生传说，述当时云南年龄最大的留日学生周霞其人之佚事曰：
老人姓周名霞，字国华，籍滇西太和县，近世称“东亚老人”者是也。老人躯雄伟，额宽、颧高、颊丰，目炯炯如电，长眉美须髯。强饭健步，壮者不之及。年六十二游学日本，发秃。服西式学生冠服，气益豪。日人咸颂之曰：丈夫！丈夫，强健之意也。日本明治天皇自信老而壮，异其名，延见之，谢不如也，曰：“此真亚东仅有之老人也。而万里越国求学，难哉！”于是，报章艳传老人名，东、西学子争得其小影以策后进。光绪甲辰，日人胜俄军，东京市大祝捷，观者如堵。老人有《感事诗》，其一联云：“十五万人齐祝捷，他人含笑我吞声！”外人因见老人亦不敢以“病夫”目我，此老人之声名所以啧啧人口也。
又如，记昆明业已消失的“金碧公园”和“近日楼”历史沿革曰：
金碧公园，前清光绪末锡良督滇时所建。规模与吉林公园相髣髴，而面积较小。地址在今南门外。清嘉庆间名“缪思诚巷”，又名“小泽口”，为恤贫会公所。兵燹后均为茂草。此其近代之历史也。其在前明，系蓟辽总督兵部尚书傅忠壮公住宅，公讳宗龙，昆明人。
近日公园，在滇省南城。（南诏）广德初，凤伽异筑拓东城时，斯城尚未建筑。明洪武间始筑砖城，初名门曰“崇政楼”。曰“近日”则当沐英来滇驱逐元胡之际，沐氏大本营即基于此，因其地高旷，可以指挥全局也。梁王出走殉难滇池，平章观音保开城以降，滇南遂平，历史上最有关系地点也。迨到清康熙年间，吴藩事起，守备尤严。清兵到达，争战最力焉。咸丰丁巳年之变，妇孺皆任守城，亦以近日楼为重要之点。辛亥革命，架巨炮攻督署，此地之高旷亦与有力焉。民国十二年八月，市政公所成立后，议拆南门小鼓楼，收买民产，建“循环市场”，保存一部（分）古迹，昔之近日楼葺而新之。金碧辉煌，顿改旧观。（民国）十三年，被灾，附近“忠爱坊”毁，此楼岿然独存。沐昭靖之灵爽，想亦呵护此楼也。
凡考订史事，必博引广证，折衷于是。例如，据赵明诚《金石录》稽出汉朝立于昆阳的《街弹碑》，并进一步穿凿群籍，考说所谓“街弹”即“里宰治所”，相当于今天的街道办事处。《哨堡之哨当作“篍”》条，辑自清人桂馥《滇游续笔》。作者于该条之下引《宋史》所记刘琦“顺昌之战”折竹为篍（哨），“如市井儿以为戏者，直犯金营”，引元词“穿云响一声，山哨见风消，数点村醪”等，拓展桂氏之论，确证“篍”为古时之军号不误。《黑水之源》条，引诸书考辨《禹贡》“华阳黑水惟梁州”之“黑水”及“黑水祠”，据《通典》等证“黑水”即云南之泸水，称“黑水祠”在昆明官渡，又名“黑杀天神土主庙”。但问题在于明清以来，“黑杀天神土主庙”，一作“赫神庙”，乃贵州人寓滇所奉之庙，凡贵州会馆多奉“赫神”。岂可将此庙断为“黑水祠”？或待进一步考证。
遗憾的是，全书主要以辑录为多，上述考辨之文甚少。且由不同字迹可知，该书系由书吏按作者之意抄录而成，未经作者最后悉心整理定稿，故全书谬误不少，体例未严，内容重复乃至荒诞不经者亦间或有之。例如，卷一《永历帝》条，全抄《南天恨》，长达数十页，有乖笔记之例。记吴三桂事屡有重出，多达数条，并无剪裁。又如卷七之后每以书名为小目，更属不当。又如，引《觚胜》记云南倮倮族“不省人事，但知炊卧，而遍体生绿毛为苔”云云，又岂科学时代所敢信之材料？但瑕不掩瑜，该书究属稿本，且搜罗非常宏富，如能将其认真整理刊布，对于“滇学”研究自有其重要参考价值。（未完待续）
（作者系云南师范大学教授，原文载昆明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昆明史志》2017年第2期，第56—5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