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游纪行》，一册不分卷，复印本，南开大学图书馆藏书

该书属不立目专题型笔记。原为明清史大家谢国祯先生藏书，首页题目之下钤有“国祯藏书”方印。盖因谢国祯先生曾执教于南开大学历史系，后调中国社科院。封面书名别题为“钝斋文选”，内文则题为“滇游纪行”。这便是引起清初著名文字狱“南山集案”的“祸根”了。

清·方孝标著。据谢国祯先生《晚明史籍考》，方孝标，原名玄成，安徽桐城人。顺治六年（1649）进士，历任内弘文院学士。顺治十四年（1657）科场案挂误，流放宁古塔。释还，值三藩事起，削发为僧，法名“方空”。游滇，著《钝斋文选》六卷，在第三卷中，据其游历滇黔时所经历闻见之南明永历朝事，撰为《滇游纪闻》（又题为《滇黔纪闻》），并此《滇游纪行》上下二篇。谢老仅言其“记被清廷所征服之永历时事，遂为当时统治方所注意”。不详触讳之因。后来有人更以为该书被戴名世收入其自著《南山集》而罹难。今观其书，其实不然。

该书撰著时间不详，但为方氏自滇返里后写定。首段言其游滇原因亦不详，仅曰：“庚戌之春，予与二弟亨咸为滇南游，自三月初九发金陵，别老母登舟……”但内中多次提到“余以急滇南之期”“又恐失滇南之期”，可见其游滇并非仅出于光观游览之目的。考“庚戌”即康熙九年（1670），据三藩之乱只差二年多，他是否应召入吴三桂幕府亦未易可知？吴三桂大员中有安徽歙县人方学诗，即为方孝标族人，他又是否与方孝标的来滇有关，皆有待进一步研究。全书上篇按行程记至湖南辰沅，下篇记黔滇行程及交游，均不涉及政治军事问题。且用语亦称永历帝为“永历主”，称清朝、清兵为“我朝”和“我朝雄兵”，不为不谨。度其触讳之处，恐怕是不该发表如下评论：

客有问余曰：“子自滇黔来，亦能悉滇黔鼎革间事乎？”余初至滇黔亦问之，无多知者。及见冯君再来之《滇考》、胡君凫庵之《雪涕录》《西南闻见录》，马君玉之《征行纪略》、邓君某之《也是录》，合之所闻所传闻，而后稍得其略。盖永历帝之始于广东，中于广西，终于滇黔。大约如隋清泰之在洛；唐昭宣之在汴；宋帝昺之在崖州。其朝未可谓之‘伪朝’；而其官则伪官，封则伪封也。何也？官皆孙可望、李定国之官，而非永历之官；封皆孙可望、李定国之封，而非永历之封也。……客曰：“治乱者一时，是非者千古。子以永历为残明，而必辨孙、李之为贼，岂非得《春秋》之遗意者乎？”余曰：“是何言也，是何言也，然不敢不详所闻以塞明问。”

问题的关键在于“伪朝”二字。在方孝标和清初一大批士人眼里，永历帝既是朱明后裔，其政权则不能称“伪朝”，用的是《春秋》大义和道统原则。但在立国伊始的清廷看来，一直坚持反清的南明三朝，无疑都是罪该万死的“反革命”政权。方孝标死后，戴名世才得到这本书，他并没有将该书的内容抄进《南山集》，只是在《南山集》中的《与余生书》一文里，发表了类似的看法，因此引来杀生之祸。方孝标的三个儿子也惨遭“斩立决”，其族人无论男女婚否，一律流放黑龙江，直到雍正时才特赦回籍。

原文载昆明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昆明史志》2017年第3期，第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