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堂荟记》，一卷，借月山房汇钞本/大通书局印本

明末·杨士聪著。杨士聪（1567～1648），字朝彻，号凫岫。明末山东济宁人，是东林党魁周廷儒的门生。崇祯四年（1631）进士，官至翰林院检讨。为人无气节，先后投靠李自成政权和清朝，官至谕德等。

该书属不立目综合型笔记，成稿于崇祯十六年（1643）十二月，作者供职翰林院之时。考作者虽未曾来滇，但观其涉滇内容，或多取自官方，有一定参考价值，谅不必因人废书。如记云南世袭封王沐氏骄横之变曰：

黔国（公）在滇世守，宛然王者，土官畏之。其所挂“征南将军印”，每遇下行，不至全用，量事大小，或用一角；或用半印。夷人奉之，有如诏敕。凡有所指麾，此印一至，土官家则相顾失色，惟以应付出门为幸。近年以来，威令稍稍不行矣。

其所称“近年以来”，指崇祯末年。伴随着大明王朝的气数衰竭，从前骄横了数百年的“云南王”也就自然不那么好使了。又如，按明制，各省举人进京参加“会试”应当享受一定车马费，史称“公车”。崇祯十三年（1640），权臣杨嗣昌为“节省”起见，变乱成法，下令停止发放云南举子的“公车”费用，导致一些无力返乡的云南考生在北京上吊自杀。作者批评此事曰：

滇中之地极高，每入京，谓之“下京”，计其地在数仞之上，以渐而下也。会试例给邮符往返。至庚辰（1640年）下第，概不许用。流离不能复归，乃有缢死在天坛者！皆本兵杨嗣昌为之。自昔祖宗成法，其为计岂踈于嗣昌哉？节省几何，而失士子之心，兼失远人之心，非所谓得策也！

此外，记云南所产珍奇宝石“祖母绿”，“以盆注水，如指顶大者，则盆水皆绿；舒白纸于案，而置其上，则案纸皆绿，故名祖母绿”。于是，此物就自然成为官场行贿的礼品之一。崇祯六年（1633）“东厂（按，明中央特务机构）“缉得吏部打点人之祖母绿一块，准银七百两。送入（内）阁中，诸老传观，大如拳云”。记丽江产金，“有大于豆者，所谓金生丽水”。丽江木氏土司想以此打点黔国公沐氏，希望能将木、沐二姓“认为一族，而黔国不许也”。大约黔国公并不缺钱，如果是献上比黄金更贵重的“祖母绿”，也许还可以考虑考虑？

（原文载昆明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昆明史志》2017年第3期，第48页，图片来源：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