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一级陆军上将——朱培德传略

李国庆

朱培德将军

朱培德早年毕业于云南陆军讲武堂。武昌起义后，参加辛亥革命护国战争，从下级军官升任旅长，驻扎广州。后又参加护法战争，打败龙济光。孙中山先生离粤以后，升任师长，移师湘、粤、桂边界。

朱培德（1888～1937），字益之，原籍云南安宁。

朱氏一门世代为仕宦之家，书香门第。其先祖朱化孚为明代湖广按察使，其父朱秉堃系清代安宁举人，因受聘出任广通县元永井（现属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禄丰县）书院山（院）长，而将其家小由安宁迁往元永井定居。

1888年10月29日，朱培德在元永井出生。

1892年，朱培德四岁时父亲不幸去世，叔父朱秉鉴将其与长兄朱润德、三弟朱树德一起接回老家安宁。祖母悉心呵护抚养三个孙子。朱培德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先入私塾开蒙，后考入新式学堂，直至高小毕业。

读书期间，朱培德注重修养，品学兼优。他自幼仰慕古代武艺高强、建功立业的名帅猛将，立志长大以后入伍从军，卫国尽忠。因此，他常常利用业余时间练习弓马骑射，为实现自己的人生志愿预作准备。

1907年，19岁的朱培德如愿考入云南陆军第十九镇随营学堂。受训两年以后，1909年8月，云南开办陆军讲武堂，将第十九镇随营学堂并入其中。朱培德于同年11月入学，成为云南陆军讲武堂第一期步兵科丙班学生，与朱德、范石生、金汉鼎、唐淮源、寸性奇等为同班同学，开始接受严格正规的军事教育和训练。

在丙班的同学中，朱培德与朱德两人成绩最好，学习与技术每次考核都获优秀，是丙班的两名佼佼者。因此，凡有外宾到校参观，学校当局均指定朱培德和朱德两人作为学生代表出来指挥军事表演。在讲武堂，便有“模范二朱”之称。

其时，国难当头，清朝政府对外奴颜婢膝，俯首称臣；对内色厉内荏，穷凶极恶。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自1894年起成立兴中会，多次发动反清武装起义，虽告失败，但中华大地四处烈火熊熊，清王朝四面楚歌，日暮途穷。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成立同盟会，掀起新的革命高潮，清王朝苟延残喘，惶惶不可终日。

同盟会云南支部在云南新军和陆军讲武堂中秘密开展活动，影响日益扩大。年轻的朱培德目睹内忧外患、国将不国，寝食难安，忧心如焚。他开始接受革命思潮的影响，经常秘密阅读《醒世钟》《革命军》《云南》等革命书籍和杂志，逐渐同情和倾向反清革命。在革命党人介绍下，他和同学朱德、唐淮源、范石生等一起秘密加入同盟会，并成为骨干和中坚。

1911年8月，因形势所迫，讲武堂丙班学生提前毕业，朱培德被任命为滇（新）军第十九镇（相当于师，统制钟麟同）三十七协（相当于旅，统领蔡锷）七十三标（相当于团，标统丁锦）第二营第七队队官（连长），这是毕业生中的最高军阶。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消息传到云南，革命党人欢欣鼓舞，经过密谋策划，于10月30日在昆明发动“重九起义”。朱培德率领所部跟随李根源（起义军副总司令）、李鸿祥（七十三标临时负责人）攻打昆明北门，随后向清军顽固据守的昆明制高点五华山发起进攻。战斗中，朱培德身先士卒，奋勇冲杀，抢先占领五华山，建立奇功。10月31日，大中华国云南军政府在五华山成立，蔡锷被推举为云南都督，全省纷纷响应，归于统一，彻底结束了清朝政府在云南的统治，在西南地区开了先河，影响遍及全国。

在“重九起义”之前三天，革命党人张文光在滇西发动“永昌起义”，随后向大理进军，与大理驻军发生冲突。李根源奉命率领西征军前往滇西平息事变，选中朱培德留在自己身边，担任一等副官、中队长。

滇西事变平定以后，朱培德所部留守腾冲、大理地区。1913年6月，李根源将朱培德调回昆明，送入云南陆军讲武学校（云南陆军讲武堂改名）第四期乙班步兵科继续完成学业。

1914年夏，朱培德毕业考试名列全班第一，被任命为云南新编陆军步兵第一师第三团第一营第一连连长，1914年秋转任第七团第二营第一连连长。

1915年春，朱培德升任第七团第二营营长，率部赴思茅、普洱一带环境恶劣的边界地区驻扎。当地瘴疠横行，部队染疾而亡者甚众。朱培德本人也不幸罹患疟疾，幸亏救助及时，死里逃生。

1915年夏，袁世凯为收买云南都督唐继尧，特派授勋专使何国华赴滇，为唐继尧授勋。唐继尧将计就计，待授勋仪式结束后，即将何国华发往滇南担任思普督办，以切断他和袁世凯之间的联系。唐继尧密嘱朱培德负责“护送”何国华就任，一路予以秘密监视，使何国华成了聋子瞎子。直到护国起义爆发，何国华才恍然大悟，但为时已晚，徒唤奈何。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正式发表接受皇帝位的申令，13日在中南海居仁堂接受百官朝贺。

12月25日，蔡锷、唐继尧等宣布云南独立，并组织护国军武装讨袁。

蔡锷为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率部人川；李烈钧为护国军第二军总司令，出师两广；唐继尧以云南都督兼护国军第三军总司令，留守云南，相机行动。

护国军第二军于12月26日在昆明正式组建。李烈钧曾是云南陆军讲武堂的教官，格外器重朱培德，特意向唐继尧要求，将他从思普调回，在云南护国军第二军第二梯团（旅）任营长，作为全军主力肩负开路先锋的重任。

护国第二军于1916年2月20日，由昆明出发，取道蒙自，东出开化（今文山）、广南，向广西进军。

1916年2月中下旬，袁世凯委任龙觐光为“云南查办使”，纠集李文富、黄恩锡匪众约七八千人，由李文富任第一路司令，黄恩锡任第二路司令，经广西百色进犯云南东南边境。李文富所部很快攻陷广南、剥隘，气势汹汹，不可一世。

李烈钧率部迅速赶到前线，调集朱培德营、毛光翔营和张怀信警卫大队之一中队，在石硐至广南县城之间，向敌军发动全线反击。朱培德和将士们行装甫缷，立刻投入战斗。由于敌众我寡，敌强我弱，战事非常激烈。

朱培德带领所部官兵发扬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精神，持续向敌人发动猛攻，连续三个昼夜不让敌人喘息，终于在最后关头攻下广南县城，残敌拼命溃逃，退回广西。李烈钧进入广南县城，下令褒奖朱培德等有功将士。

自此，敌军闻风丧胆，不战而降，护国第二军一路势如破竹，所向披靡，经百色、果德、南宁、永淳、贵县、藤县、苍梧进入粤境，于1916年5月12日抵达粤北重镇肇庆。

利用战争间隙，李烈钧对部队进行改编，朱培德营扩编为第二十五团，朱升任团长。

在肇庆经过短期休整，护国第二军由三水转向北江，并经记芭、清远，进攻广东的北大门——韶关。袁世凯的爪牙龙济光困兽犹斗，负隅顽抗。

护国第二军的进攻战术是分兵合击，两路夹攻。张开儒梯团从英德县进兵，直逼韶关；方声涛梯团，则由朱培德指挥，率领他的二十五团和张怀信的警卫混成支队，进攻清远。朱培德指挥的第二梯团，声威所向，敌寇胆寒，守军一个营乖乖投降，朱培德即将该部收编，仍为一个营，实力大为增强。

张开儒所部发挥炮兵的威力，三炮击中击毁敌要害部位，敌守军军心涣散，开城投降。“滇军三炮定韶关”，在我国近现代战争史上传为佳话。

朱培德部取得清远大捷以后，士气大振，乘胜截击增援源潭的敌军。朱培德雄姿英发，气势若虹，指挥所部一鼓作气，勇往直前，犹如猛虎下山，与数倍于我之敌喋血厮杀，当场击毙敌援军总司令李文选。敌阵脚大乱，四散溃逃，或死或伤，被俘者达2000余人。朱培德下令，优待俘虏，凡不愿意留下的，一律发放回家路费，此举大得人心，有口皆碑。

自护国第二军出师以来，朱培德指挥有方，屡建战功，晋升为羊城（广州）攻略军司令，获少将军衔。占领广州以后，朱培德部继续猛追残敌，占花县，克新街，破江村，一路捷报频传，凯歌高奏，敌大部被歼，少数逃匿。

1916年3月，袁世凯在众叛亲离、四面楚歌声中被迫宣布取消帝制；6月6日，这个窃国大盗在绝望中死去，护国战争取得了预定的胜利。1916年7月6日，北洋政府任命陆荣廷为广东都督，而护国元勋之一李烈钧则被解除职务，调京候用。一时间舆论大哗，纷纷为李鸣不平，然李本人则极为从容淡定，交接完毕即隐身而退。

李烈钧离粤以后，云南都督唐继尧发布命令，将护国第二军两梯团扩编为两个师，称为驻粤滇军第三、四师。张开儒升任第三师师长，方声涛升任第四师师长，朱培德升任第四师第七旅旅长。随后，陆荣廷颁布命令，护国第二军统归护国第四军（桂军）军长莫荣新指挥。

滇军第三师统辖南韶连管区，师部驻韶关；第四师负责拱卫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第七旅也驻扎广州。

护国讨袁战争虽然取得胜利，但北京政府仍然为北洋军阀所把持。国务总理段祺瑞试图以武力统一天下，不断对南方用兵，广州革命政府面临严重威胁。

孙中山先生高举“护法”大旗，于1917年9月10日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被推举为军政府大元帅，同时任命李烈钧为军政府参谋长。

奉孙中山先生之命，唐继尧就任靖国联军总司令。他将驻川滇军顾品珍、赵又新一、二两师，扩编为靖国联军第一军、第二军；将驻粤滇军张开儒、方声涛三、四两师，扩编为靖国联军第三军、第四军；将驻守省内的庾恩旸、黄毓成两师，扩编为靖国联军第五军、第六军。

此时，以冯国璋为代总统的北洋军阀政府悍然任命国务总理段祺瑞为参战督办，出兵西南。同时，冯国璋还任命刘存厚为四川督军，龙济光为两广巡阅使，与靖国联军交战。

盘踞海南岛的龙济光欣喜若狂，蠢蠢欲动，纠集万余名残兵败将渡过琼州海峡，接连攻陷雷州、化州、高州、阳江，气势汹汹向广州扑来。

孙中山先生沉着冷静，从容应对，当即任命军政府参谋长李烈钧为前敌总指挥，组织反击。

李烈钧以朱培德为梯团长，辖杨益谦第三十三团（第一支队），张怀信第三十八团（第二支队），赵德裕第二十五团（第三支队），迎击前来进犯的敌军。

朱培德临危受命，率领所部在粤、桂军魏邦平、林虎、刘志陆等部配合下，人不缷鞍，马不停蹄，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然出现在敌人面前，一顿猛打猛冲，龙军猝不及防，当即死伤大半，残余兵力紧随龙济光从海上逃遁，从此一蹶不振。龙济光本人受到北洋政府冷落，在北京闲居当了寓公，终日郁郁寡欢，朝不保夕。

朱培德所部于1918年3、4月间逐一收复雷州、化州、高州、阳江，为巩固广州革命政府的安全又一次建立功勋。

北洋军的另一路吴鸿昌、丁效兰部一万余人，绕道江西从大庾岭袭占南雄。朱培德所部未暇休整，奉命出击，势不可挡，与敌激战数天，终获全胜，收复南雄。至此，北洋军企图颠覆广州革命政府的阴谋完全破产。

广州革命政府任命朱培德为第四师代理师长。这一年，朱培德30岁，与云南省大理籍女士赵慧君结为伉俪，军政府大元帅孙中山先生亲自出席婚礼并充当证婚人。

1918年5月4日，护法军政府改组，21日孙中山被迫辞去大元帅职务离开广州，第一次护法运动失败，朱培德被任命为驻粤滇军第四师师长。

1920年2月，唐继尧改组驻粤滇军，下令免去李根源军长职务，任命李烈钧为滇军总司令。李烈钧、朱培德所部移驻湘、桂、粤边一带；李根源所部改名为“海疆军”，移驻海南岛。

孙中山重组军政府后，朱培德出任北伐第一军参谋长，率军入赣，不料陈炯明叛变，第一次北伐失败，遂撤向湖南。孙中山回粤，朱培德任大本营司令部参谋长，击败沈鸿英部

1920年6月，朱培德与谭延闿联合，开始驱逐北洋军阀的走狗——窃居湖南督军要职的张敬尧。双方正在激战，四川方面却传来警报，川军各派提出“联合起来，驱逐客军”“川人治川”的口号，驻川滇军面临危局，频频告急。唐继尧急令朱培德移师蜀川，增援驻川滇军。当时湖南局势尚未稳定，朱培德颇为为难，不得已，只能将部队一分为二，留下鲁梓材第五旅继续参战，朱培德率其它部队开始长途行军，赶往四川。

同年7月底，部队尚在湘西洪江整训，鲁梓材率部击败张敬尧，赶来与朱培德汇合。

全军经芷江入黔境，通过镇远、遵义、松坎等地，于1920年10月到达重庆。此时，川军熊克武联合各部川军，分路向成、渝地区及川南进攻，驻川滇军第二军军长赵又新于10月8日于泸州阵亡，滇军退回云南境内。

同年底，朱培德率部转战至四川綦江。到达綦江的当晚，突然接到唐继尧的命令，撤销朱培德第四师师长职务，由杨益谦接替。

唐继尧采用不正当的手段罢免朱培德，意在将这支长年在外的滇军劲旅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朱培德心知肚明，但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他很快交割完毕，取道重庆乘船由长江顺流而下前往上海，暂时闲居，等候中山先生指示。

1920年11月28日，孙中山重返广州，重新组织军政府。1921年4月7日，非常国会两院召开联席会议，选举孙中山先生为非常大总统兼海陆军大元帅。

此时，云南政局发生突变。1921年2月，原驻川滇军第一军军长顾品珍长途奔袭昆明，将唐继尧赶走，就任滇军总司令。唐继尧避居香港，孙中山先生对他寄予厚望，在广州见到他时曾当面表示：“非公不能承吾志。”希望唐继尧担任副元帅，指挥军队北伐，实现南北统一。。

但是，唐继尧却一心想要打回云南，实现他的复辟梦，因此对中山先生虚与委蛇，敷衍塞责，拒不就任副元帅。

孙中山胸有成竹，委托李烈钧致函在上海待命候用的朱培德前来桂林面授机宜。

朱培德接函后，立刻离沪启程，取道香港，转赴桂林。抵达香港时，他不计前嫌，登门探望唐继尧。

唐继尧甚为高兴，对朱培德慰勉有加，并透露回滇倒顾之意。朱培德心里清楚，唐继尧手里有钱，而日后北伐最缺的就是军饷。为稳住唐继尧，他一口答应待回到桂林，立刻策动第四师官兵回滇驱逐顾品珍，拥戴唐联帅重上五华山。

唐继尧大喜过望，当即任命朱培德担任回滇部队的总指挥，并交给朱培德一张支票，提前预付20万港元作为军饷。

朱培德辞别唐继尧，离开香港，绕道长沙，前往桂林。

朱培德沿途受到革命同志热情接待，抵达桂林，李烈钧专门组织民众隆重欢迎。他至为感动，即兴发表演说，当众表示：“宁愿当北伐的马前卒，不愿做回滇的总指挥。所言各情，皆出肺腑。”不久，广州革命政府任命朱培德担任北伐滇军总司令。

朱培德就任之后，即将从香港带回的20余万元巨款，补发给在桂滇军官兵，赢得众人信赖和拥护。与此同时，朱培德经常与部属促膝谈心，表明自己追随中山先生革命到底、绝不中途动摇的决心，得到各级军官的理解和支持，进一步稳定了军心，为出师北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21年11月4日，北洋军阀吴佩孚在武汉行辕召开长江联防会议，以苏、皖、赣、湘、鄂为联防区域，实行攻守同盟，以对抗孙中山的北伐义举。

孙中山经过周密的筹划和部署，于12月14日在桂林召开军事会议，组织北伐大本营，并对北伐各军进行调整，由李烈钧出任第一军军长，朱培德出任参谋长。第一军主要由朱培德率领的北伐滇军和彭程万率领的北伐赣军组成。许崇智为第二军军长，李福林为第三军军长，徐绍桢为大本营参军长，邓铿为大本营参谋长，胡汉民为大本营秘书。各项工作就绪后，即准备出师北伐。

北伐原定从桂林出发，经湘南的零陵、衡阳、长沙、岳阳等地，出洞庭湖，直取武汉。1922年3月21日，邓铿由香港抵广州车站时，被陈炯明指使手下杀害。孙中山先生至为哀痛，于26日在桂林大本营亲自主持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变更北伐计划，誓师回粤，讨伐陈逆。

陈炯明知道后果严重，马上来电、来人，向孙中山先生承认错误，并表示坚决拥护北伐，同时愿意负担全部后勤补给。此外，还向孙中山先生承诺，将自己驻广州的部队全部撤往外地等等。中山先生轻信了陈炯明的谎言，当即决定北伐军撤销回师广州计划，改由三水转向清远，从琶江乘火车直开韶关地区集中待命，然后改道江西北伐。孙中山本人则回广州，北伐军大本营移往韶关。

朱培德率领的北伐滇军经清远抵达韶关后，于5月4日遵奉中山先生下达的北伐令，向江西进军。

北伐军分左中右三路。左路军为朱培德北伐滇军，兵力约七八千人；中路军为彭程万北伐赣军约三四千人，黄大伟北伐粤军约二三千人，右路军为李福林北伐军约二三千人，梁鸿楷北伐军约七八千人，许崇智北伐粤军为总预备队。全部北伐军共有13个旅，总兵力约三四万人。

朱培德率领的北伐滇军，兵锋直指大庾、信封。全军抵达青龙墟、黄龙墟一带，与北军陈光远、周荫人等部不期而遇。朱部勇不可挡，奋力冲杀，敌军不支，全线溃退。朱培德乘胜追击，占领南康，与粤、赣两支北伐军会合，猛攻赣南重镇赣州，与方本红部万余人血战半月，赣州得手。朱培德一鼓作气，穷追猛打，接连攻占吉安，威胁南昌，陈光远弃职而逃。正当北伐军大获全胜之际，陈炯明于6月16日悍然背叛革命，指使所部4000余人围攻总统府，炮击孙中山的住地——观音山粤秀楼。经左右劝说，孙中山先生化装离开总统府，脱险后登上永丰舰指挥平叛。同时下令北伐各军回师广州围剿叛军，第一次北伐就此中途而废。

朱培德接到孙中山先生的讨伐令后，日夜兼程，回师广州。部队抵达韶关，向陈炯明叛军发动猛攻。北伐粤军许崇智、李福林、黄大伟等部，亦于7月9日赶到周田等地，与叛军展开激战。朱培德闻报后，主动率部支援，于韶关帽子峰将叛军翁式亮、洪兆麟部围困达20余日。中山先生在永丰舰上获知朱培德部的英勇表现，深感欣慰，特意致电慰问。

朱培德正欲率部全歼叛军，不料粤军第一师梁鸿楷部突然倒戈；同时，蔡成勋、沈鸿英等桂系军阀残余势力也伺机反扑，企图从两面夹击北伐滇军。朱培德特派副官罗炳辉与粤军许崇智部联络，约定两路出击，共同围歼叛军。

朱培德亲临前线指挥战斗，多次击退敌人进攻，阵地稳如泰山，敌军不能跃雷池一步。

然而，许崇智的部队抵挡不住敌人的进攻而仓皇撤退，罗炳辉星夜从粤军阵地绕道仁化，赶回帽子峰报告朱培德。朱培德眼见情势危急，为保存有生力量，果断决定停止战斗，乘夜从乐昌向湘境撤退。

北伐一役，功败垂成，但中山先生仍给予充分肯定。他在《致国民党员书》中赞道：“是次北伐，诸军自5月初旬到8月初旬，凡三阅月，其中始而由粤入赣，与陈光远之敌兵战，继而由赣回粤，与陈炯明之叛军战，曾无一日之休息。不但久战而疲，即远道之劳，已人非所堪，其艰苦卓绝，洵足为革命军人之楷模!”他愤慨地指出：“而陈炯明辈，为遂其把持盘踞之欲，至不惜勾通敌人，以夹击其与余同患难、共生死之袍泽，廉耻道义扫地以尽矣。”

早在1922年3月，唐继尧率领所部回滇，勾结滇南大土匪吴学显为内应，以突袭方式杀害了顾品珍，重掌云南大权。顾品珍部张开儒率领5个旅的兵力，向广西转移。陈炯明叛变后，张开儒响应孙中山先生讨陈号召，挥师东向，军队进入广西桂平，滇军内讧，剥夺了张开儒兵权，而以杨希闵为滇军代理总司令转向广东。1923年1月，杨希闵所率滇军与桂军联合，组成滇桂联军，以杨希闵为联军总司令，与粤军配合，攻克广州，陈炯明退往惠州。

朱培德退入湖南不久，很快回师广东。他在杨希闵部的接应下，顺利到达广州。此时，孙中山先生已回到上海。朱培德即派王均专程转道香港，前往上海迎接孙中山先生回粤主持大计。

1923年2月21日，孙中山在北伐滇军的竭诚拥护下，回到广州。随即设立大元帅府，以大元帅的名义复职，不再称总统，这是孙中山第三次在广州建立政权。他委任杨希闵为北伐滇军总司令，朱培德领导的北伐滇军改为大本营拱卫军，朱任陆军部代部长、警备司令、大本营参谋长等职，参与筹划讨伐陈炯明叛军。

孙中山为肃清叛军，写给朱培德的亲笔函

沈鸿英原为桂系旧军阀，与北洋军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曾经接受过曹锟、吴佩孚等人赐予的“建威将军”封号。孙中山深知沈的为人，认为靠不住，乃密令朱培德严加注意。

不久，香港即传出消息，说北洋政府任命沈鸿英为广东军务督理，杨希闵为军务帮办等等。可是沈鸿英则伪装积极，假意表示服从孙大元帅命令，愿将部队调到北江。但话音未落，便在调防北江的幌子下，于4月中旬突然袭击北伐滇军总司令部——农林试验场。

由于朱培德对沈鸿英保持着高度警惕性，事先就派第四旅第七团团长廖行超对从西关通往农林试验场的道路进行了侦察，并绘制了地形图，作了标志报告。所以，当沈军叛乱时朱培德拱卫军及杨希闵北伐滇军、刘震寰北伐桂军即联合反击，沈遭到迎头痛击，向韶关溃退。

沈鸿英贼心不死，在北洋军阀的支持下，先后进行多次反扑，均以失败告终，韶关则由大本营拱卫军第七师王均和杨希闵所属第一师杨池生等部联合接防。

1923年9月26日，孙中山先生趁战胜沈鸿英之余威，调集滇、桂、粤各军在博罗集中，任命许崇智为中路总指挥，杨希闵为右翼总指挥，朱培德任左翼总指挥，直指陈炯明的老巢——惠州。

战端初起，我军各部配合不力，进攻受阻；陈炯明瞅准时机，大举反攻，因而引起全线动摇，博罗、石龙、增城接连失守，敌军进逼广州，形势危在旦夕。

当此紧急关头，孙中山临危不惧，亲自指挥滇军进行广州保卫战。杨希闵、朱培德分别率领右翼军、左翼军在龙眼洞、白云山一线与敌展开血战。敌我双方反复冲杀，阵地失而复得，得而复失，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战况之惨烈，风云为之变色，鬼神为之哭泣。

11月19日上午，滇军朱世贵旅与豫军樊钟秀部出其不意攻其无备，绕到敌人侧后占领联和墟，敌人惊慌失措，拼死抵抗，战斗陷入胶着状态。千钧一发之际，朱培德翻身跃上战马，领头向敌人阵地发起冲锋。我军士气大振，势如破竹，一举收复石滩、石龙、石城，陈军向惠州、河源以东地区溃逃，广州保卫战以全胜告终。

广东商团叛乱，朱培德将之一网打尽。东征陈炯明，一举击败陈部和滇桂联军，又东征和南伐，为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和巩固立下了功绩。北伐战争中，克复南昌

1924年9月4日，孙中山在大元帅府召开筹备北伐会议，决定湘、赣、豫军全部参加北伐。滇、粤两军则各抽一部参加，并将大本营迁往韶关，仍由朱培德担负拱卫任务。

同年9月22日，孙中山下令北伐各军一律改称建国军，并于10月上旬，兵分三路，誓师北伐：

第一路进军江西，朱培德为右纵队总指挥，指挥建国第一军（滇军）及李明扬赣军、刘玉山桂军。谭延闿为总司令兼左纵队总指挥，指挥建国第二军（湘军）及建国第三军（豫军）。

第二路进军湖北，该路主要为鄂军，总司令由程潜担任。

第三路亦出兵湖北，该路主要是川军，总司令熊克武，由常德出师。

朱培德率领第一路北伐军右纵队，从韶关出发，经南雄、赣州，沿赣江右岸向南昌挺进。途中击败陈光远部，占领樟树镇。正待继续前进，突然接到大本营命令，称江东湘军在离安作战失利，影响整个战局，各部均应停止前进，回师原防。于是，历时约三个月的第二次北伐，又告失利。

1924年8月，广州商会主席陈廉伯在英国人的支持下成立商团，充当买办资产阶级的雇佣军，妄图推翻孙中山在广州创立的革命政府。孙中山于10月14日下令平息商团叛乱，滇、桂、湘、粤及黄埔学生军分五路于10月15日拂晓向商团反革命武装的巢穴——西关发起攻击。经过四个多小时的战斗，这一在广州横行一时的反革命武装——广州商团巢穴就被彻底摧毁，所有武装全部缴械投降。随后，又将佛山及其它地区的所有商团武装一网打尽。唯陈廉伯这个商团总头目化装逃跑，侥幸拣了一条性命。作为进攻商团的主力，朱培德建立首功，受到孙中山大元帅传令嘉奖。

陈廉伯逃到汕头后，心有不甘，募得40万元公债券资助陈炯明，鼓动他进犯广州，做起颠覆广州革命政府的美梦。

陈炯明蠢蠢欲动，忙着调兵遣将，部署进攻广州的军事计划。

未等陈炯明采取行动，广州革命政府便先发制人。1925年1月15日，广州留守府代理元帅胡汉民正式签发征讨叛军陈炯明的东征宣言，随即出师东征。朱培德的建国第一军和建国第二军及黄埔学生军紧密配合，一战淡水，二战棉湖，即将陈炯明主力林虎、洪兆麟等部彻底击溃，很快又攻克了兴宁、五华、梅县、潮州和汕头等整个东江地区，迫使陈炯明率领残部向福建方向逃跑。

1925年5月18日，驻守广州的杨希闵与刘震寰的滇桂联军在孙中山逝世后公开叛变，他们在英国人和广州买办资产阶级的支持下，占领电报局、火车站等重要部位。

朱培德与谭延闿等人联名发出讨伐杨、刘通电。6月初，他配合谭延闿等部，在韶关解决了叛军第一师的一个团，紧接着他又与谭延闿部相配合，沿粤汉铁路从北向南，由韶关进攻广州。

在朱培德、谭延闿等部的有力支持下，各路东征部队顺利回师广州，参加讨伐叛军。1925年6月12日，广州留守政府正式下达消灭叛军的总攻击令。朱培德等部立即行动，经过第一次激战，即将叛军中的主力师师长赵成梁击毙于石牌车站，并将该师打得大败。紧接着朱培德等部又将叛军所控制的白云山、瘦狗岭的主要阵地全部占领。随即，收复广州城，歼灭杨希闵所部驻粤滇军，杨希闵逃往香港，刘震寰逃往上海。

1925年7月1日，广州国民政府正式成立，宣布新政纲，联合议制，朱培德成为16名政府委员中的第14位，地位显赫。此外，朱培德还是军事委员会8名委员之一，位列蒋介石之前，同时兼任军需部长。7月8日，为统一军事指挥，壮大武装力量，广州国民政府决定将所有革命军队一律改为国民革命军。其中黄埔军校学生军为第一军，蒋介石任军长；湘军为第二军，谭延闿任军长；滇军为第三军，朱培德任军长；粤军为第四军，李济深任军长。此外，李福林担任第五军军长，程潜担任第六军军长。各军均设政治部与党代表。其中李富春为第二军党代表，朱克靖为第三军党代表，廖乾吾为第四军党代表，林伯渠为第六军党代表。而朱培德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其政治空气与作战能力则为六军之冠，当时谁能进入第三军成为其中的一员，都让人刮目相看。

陈炯明逃到福建以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整顿，死灰复燃，卷土重来，突袭广东并再次占领东江。与此同时，陈炯明的同情者与支持者邓本殷，也率部从南部进入广东的西江一带，与陈炯明部遥相呼应；而四川熊克武部所属汤子漠军也公然倒向陈炯明，从贵州绕道湖南，开抵广东的连州等地，企图合围我军。

面对敌人的猖狂进攻，广州国民政府以硬碰硬，采取断然措施，于1925年10月1日发动第二次东征。

此次东征，声势浩大，阵容空前，黄埔军校校长蒋中正出任东征军总司令，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出任东征军政治部主任。

朱培德第三军作为全军主力，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与友邻部队紧密配合，协同作战，于11月14日攻克陈炯明的老巢惠州，随即扫荡潮州、汕头等地的叛军残余势力，陈炯明所部悉数被歼，从此退出历史舞台。

接着，朱培德奉命担任南路讨贼军总指挥，出兵讨伐邓本殷。在大军合围之下，邓部大部被歼，余下的或逃或降，至此，广东境内的反革命势力被全部肃清，广东革命根据地获得完全统一。

1926年1月16日，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朱培德被选为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朱培德担任中央执委一直到他逝世为止），22日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2月1日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2月22日国民党政治委员会改军需局为军需部，以朱培德为部长。3月20日，蒋介石有意在广州制造“中山舰事件”，借此对军队中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进行打击、迫害。谭延闿、朱培德、李济深、邓演达等经过商量，一起前往会见俄顾问季山嘉，对此进行谴责。朱培德还将本军中配合蒋介石有所行动的教育长熊式辉撤职，并慰问受到迫害的政工干部，同时联络第二、四、六军，准备制裁蒋介石，但因各军带兵长官想法不一，无果而终。4月16日，国民党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召开联席会议，推选蒋中正为军事委员会主席，并由蒋中正、朱培德、李济深、宋子文等负责筹备北伐。5月3日，朱培德兼任广州警备总司令兼警察长。5月15日，蒋介石向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提出“整理党务”案，将朱培德列为提案人之一。5月26日，朱培德兼任北伐兵站总监。

1926年5月，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以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为骨干的第四军叶挺独立团作为北伐的先遣队，由广东向湖南挺进。7月1日，广州国民政府发表《北伐宣言》，组织强大的北伐军，征讨吴佩孚、孙传芳两大军阀集团。

7月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东校场举行北伐誓师大会，总司令蒋介石检阅部队，朱培德担任检阅总指挥。北伐军分三路出发：第一路为第四、第七、第八军，经湖南，直取湖北，以消灭吴佩孚为目标。第二路为第二、第六军，直人江西，以消灭孙传芳为目标。第三路为第一军，出师福建、浙江等省。朱培德第三军作为北伐军总预备队，策应三路各军。

朱培德敏感地意识到政治思想工作在军队中的重要性，他特意给总政治部主任周恩来打电话，要求将滇籍政工人员全部调给第三军，周恩来接受了朱培德的请求。这批政工人员进入第三军，发挥了积极作用，朱培德如虎添翼，大大加强了部队的战斗力，成为北伐军中的一支劲旅。

北伐军第一路进攻吴佩孚，8月下旬，四、八两军连克汀泗桥、贺胜桥等地，9月中旬，进抵武汉，吴佩孚大败溃逃。

此时，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特命朱培德指挥第二军、第三军、第六军进攻孙传芳。朱培德接到命令后，迅速部署，以第二军为右翼，第六军为左翼，第三军为前锋，于9月中旬从醴陵出发，由第七师（师长王均）十九团（团长曾万钟，云南大关人）担任前卫，进抵老关（江西、湖南两省交界处），一举击溃孙传芳的警戒部队，进入江西，经萍乡向南昌攻击前进，在新喻一带遭到孙传芳的主力——江西督办邓如琢军的顽强抵抗。邓军控制了新喻的制高点仰天岗，对我军造成极大威胁。第十九、二十五团久攻不克，战事陷入胶着状态。朱培德亲临前线巡视，发现一味强攻收效甚微，乃命二十一团肖希贤营趁夜深突袭仰天岗，拔掉了敌人安插在南昌外围的一颗硬钉子。

部队进抵高安，蒋介石致电朱培德表示祝贺：“三军不为人所料，中正亦有荣焉。”

随后，朱培德率部向南昌进军。此时，左翼程潜第六军为抢头功，孤军冒险，抢先占领南昌，但很快陷入重围，不得已只好放弃南昌。

朱培德部火速赶到南昌，发动第二次进攻。

他们首先攻打南昌的门户——万寿宫。

蒋介石亲临督战。第三军全体将士浴血奋战，激战半月，全歼守敌。

万寿宫大捷，从根本上改变了江西战场的态势。蒋介石在草山召开高级军官会议，得到喜讯，高兴得把军帽抛向空中，连会都不开了。

1926年11月7日，朱培德总指挥指挥第二、第三、第七军兵临南昌城下，守敌不战而降，人民欢天喜地，箪食壶浆迎接北伐军入城。朱培德圆满完成北伐任务，荣登军事生涯的顶峰。

朱培德主政江西，开始支持朱德等共产党开展的工农运动。蒋介石“分共”后，他将江西境内共产党员礼送出境。1935年4月2日，任陆军一级上将。1937年2月17日因误射针水不幸去世，年仅49岁。党政军各界无不哀悼

1926年11月12日，蒋介石电请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组织江西临时政治会议，并委朱培德为代理主任委员。27日，江西省政务委员会成立。12月4日，蒋介石一行抵达南昌，将南昌纳入自己控制范围。

1927年1月，国民政府明令迁都武汉，蒋介石却在南昌召集中央政治会议临时会议，反对迁都武汉，决定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暂驻南昌，并在南昌召开了军务善后会议，决定长江下游作战计划，朱培德被任命为总预备队总指挥。3月3日，南昌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虽同意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北迁武汉，但蒋介石却仍然赖在南昌不走，并在这里制造了杀害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捣毁国民党九江市党部等惨案。

1927年3月30日，蒋介石任命朱培德为第五路军总指挥，驻节南昌。第五路军下辖三、九两军。第三军军长由王均升任，同时将孙传芳投降部队改编为第九军，军长由金汉鼎升任。另成立两个直属团，即教导团（团长朱德）和警卫团（团长张朝振）。

此时，朱培德的政治态度尚不明朗，在国民党左、右派之间采取观望、骑墙态度。

朱德是朱培德的老同学，友情甚厚。1927年1月，朱德在四川杨森那里开展工作不顺利，组织上安排他转来朱培德这里另谋发展。朱培德非常高兴，很快任命朱德为国民革命军第五方面军总参议、军官教导团团长。军官教导团共有学员1600多人，校址在原江西讲武堂。教导团举行开学典礼时，蒋介石、李烈钧、郭沫若等亲临祝贺。蒋介石对军官教导团十分重视，特意从武汉政府调来一批干部，从全国各省调来一批知识青年，从广州大沙头军官学校政训班调来一批学员充实军官教导团，期望军官教导团日后成为培养军事人才的摇篮。

教导团的组织形式为营、连、排。共设三个营，第一营营长李正芳（云南宾川人），第二营营长李荣家（云南盐兴人），第三营营长李硕华（云南大姚人）。第一营学员系三、九两军军官，第二营学员系滇系军士，第三营学员系学生。蒋介石调来的干部、知识青年和政训班学员，混合编入三营中。

朱德在办好军官教导团的同时，经常到第三、九军去发表演讲，他演讲的中心内容是：工农兵应该联合起来，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革命者向左走。他的演讲深受广大革命军官的欢迎。

朱培德对朱德在军中的活动，一直采取支持和鼓励的态度。1927年4月，武汉国民政府任命朱培德为江西省主席，朱培德随即委任朱德为南昌市公安局局长。这时，蒋介石的反动面目逐渐暴露，北伐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从安庆脱离蒋介石来到南昌，发表著名的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朱培德予以默认；军官教导团配合南昌工人纠察队和革命群众，捉拿了江西省政府教育委员会主任程天放以及罗实时等反动分子20余人，朱培德也未加制止。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制造“宝山路事件”，大肆屠杀共产党人，随后又在南京建立了新的国民政府。此时，朱培德没有倾向蒋介石，仍然接受武汉政府的领导。当桂系领袖李宗仁领兵来到江西，朱培德于5月14日、15日与其会晤，双方达成临时协议，宣布江西暂时为“中立”地区。

随着国民党“清共”加剧，朱培德不得不做出选择，但他采取了温和的态度，在南昌宣布“欢送共产党”。

5月28日，朱培德召开了第三军营长以上的军官会议，宣布了自己的政治立场，然后把驱逐政工人员的具体安排通知各军官，要他们对部队下级军官和士兵严加防范，禁止外出，停止上操。

5月29日，朱培德将第三军中全部政治工作人员142人强制遣送出境。6月4日，朱培德又提出将共产党重要负责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刘一峰、方志敏等22人“礼送出境”。同时声称，他“只反对激烈分子”，“仍然要打倒蒋介石，仍然拥护武汉国民政府”。接着，朱培德释放了被革命群众抓获的反革命分子程天放、罗实时等20多人，举行了释放出狱的欢迎会。6月5日，朱培德宣布南昌戒严，派军警查封工会、农会、学生会、报馆等机构，收缴省农协农民自卫军一切武器。

朱培德的行动得到了汪精卫的支持。汪指派朱培德、黄实、陈其瑗三人为中央特派员，在江西组织特别委员会，以朱培德为主席，要其执行武汉政府的“各项训令”。

武汉北伐军同冯玉祥的国民军会师河南后，武汉政府曾酝酿东征讨蒋。朱培德见风使舵，于6月13日撤退进驻南昌工会、农协的军队，命令恢复在江西的工农运动；甚至又派人到武汉邀请政工人员回江西工作，对“礼送”一事表示“道歉”。然而，形势突变，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也主持通过了“分共”决议案，公然背叛革命，朱培德迫于压力，不得不再一次执行“分共”命令。

7月间，汪精卫、孙科、朱培德等在庐山开会，决定严密防范由武汉开抵南昌的第二十军军长贺龙以及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师长叶挺等部，力图挽回危局。

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起义军迅速占领全城，影响遍及国内外。

事发后，汪精卫迅速调集重兵从四面包围南昌，企图消灭起义部队。起义部队迅速撤离南昌，历经艰险虎口余生，剩余部队在朱德、陈毅率领下于1928年4月在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开始新的革命征途。

9月，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在南京召开第一次会议和第二次会议，发表宁汉合作宣言，调整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等，朱培德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年底，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决定北伐直鲁和西征唐生智，分为五路总指挥，以朱培德为第五路军总指挥进行西征。

1928年2月，在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上，朱培德被推为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5月，日军制造济南惨案以后，蒋介石回到南京，任命朱培德为第一集团军总指挥，该集团军绕过济南，直取德州，完成了蒋介石向北京的最后进军。11月6日，国民政府任命朱培德为湘、赣两省“剿匪”总指挥。

在与红军的多次交手中，滇军损失惨重，朱培德开始意识到共产党深得人心，“剿共”没有出路，于是，他于1929年1月辞去“剿总”职务，推荐何健代任。

1929年3月，在国民党的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朱培德再次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8月，他辞去江西省主席。9月，中央政治会议特任朱培德为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

9月12日，朱培德由沪来南京，16日就参谋总长职。其时，汪精卫、唐生智策划发动“护党救国运动”，事前陈公博曾秘密致电朱培德，请他率兵响应。朱不赞同汪精卫等人的做法，把陈的密电交给蒋介石。1929年10月2日，蒋介石赴武汉，朱培德在南京代总司令职权。10月10日，西北军将领宋哲元、孙良诚、石敬亭等通电反蒋，并有联合阎锡山之意。12日，朱培德、何应钦电请阎锡山劝冯玉祥入京，并声明决心讨逆，又通电声讨宋哲元等。12月唐生智通电反蒋，把第三军编入唐军序列，朱培德密令王均保持中立，在新郑一带作壁上观，唐军旋即失败。

1930年1月1日，朱培德获一等宝鼎勋章。4月中原大战爆发，朱培德就任第一路军总指挥，帮助蒋介石战胜了各派军阀，实现了全国的统一。5月3日，朱培德自西安返回南京，6月15日被国民党五中全会第三次会议选为国民政府委员，24日中央政治会议指定朱培德为国民政府常会出席人，11月21日当选为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

1931年，蒋介石就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并兼参谋总长，朱培德改任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加快了侵略中国的步伐。朱培德为维护国内团结，争取和平统一，准备抗日做了很多实际工作。

同年12月，蒋介石辞去参谋总长兼职，朱培德重任参谋总长。1932年8月，蒋介石重新兼任参谋总长，朱培德只得辞职，继续担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政治会议委员这些虚职。

1933年3月，何应钦出任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主任，蒋介石拟以朱培德为军政部长，但朱谦辞。同年底，任军事训练总监。1934年12月，军事委员会再次改组，特任朱培德为代理参谋总长。这时的参谋总长，不过是代理蒋介石参加某些军事检阅和其他一些礼仪性的活动，他的主要职务还是军委办公厅主任，此外还负责军纪委员会和南京中山陵管理委员会工作。

1935年4月2日，国民政府颁布新的军衔制，朱培德被授予一级上将，成为全国八大一级上将之一。

1936年6月“两广事变”爆发，南京与“南天王”陈济棠和桂系李宗任、白崇禧之间剑拔弩张，大战一触即发。朱培德受命赴南宁斡旋，最终使事变和平解决。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震惊中外。国民党中的实力派人物何应钦、戴季陶、吴稚晖等准备调集重兵用武力解决，但宋美龄认为此举不妥，有可能危及丈夫的生命。她焦虑万分，从上海赶到南京，与国民党高级将领进行“暴风雨般的会商”。会上，众人意见纷纷，争论不已，但都拿不出好的主意。在征求朱培德的意见时，他力主采取和平方式解决，宋美龄当即表示接受。在中共的参与调解下，最后“西安事变”以和平方式解决，既确保了蒋介石的安全，又避免了国家限于混乱，而且促成了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事后，蒋介石得知内情，对朱培德格外感激，从此愈加信任。

1937年2月14日，朱培德起床后，感到左臂有点不舒服，于是看护就为其超常注射葡萄糖针水，当时并未出现异常。第二天，朱培德去参加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在中山陵举行开幕仪式。不小心感受了风寒，回家后就发现打针的地方有点红肿发炎。到了16日晚上，左臂全都红肿，医生来看后叮嘱将朱培德送往南京的鼓楼医院进行治疗。化验后发现朱培德的血液中已经布满了链球菌，经几位名医会诊，确认朱培德得了败血症。17日傍晚，朱培德病情恶化，由左臂红肿延伸至胸部，并且开始化脓，全身剧痛不已。医生只能施出最后一招，为朱培德进行手术割治。但手术结束后，朱培德一直昏迷不醒，延至晚11点20分，终不治而逝，年仅49岁。噩耗传出，举国震惊。军政各界无不为之痛悼，纷纷致电南京要求国葬，《云南日报》发表社论“请国葬朱上将”。朱培德灵堂设于总统府，前往悼念的各界人士，从早至晚络绎不绝。花圈、挽联摆满庭院。其中汪精卫的挽联是：“从昆明出师以来，寸寸关山留战绩；自羊城订交以后，心心相印独公多。”蒋介石的挽词是：“益之一生为公不为私。”

蒋介石获悉朱培德去世后，三临其丧，痛哭失声，并且不顾任何人劝说，坚持要为朱培德守灵，这在国民党的历史上，尚属首例。最后，蒋介石被强行架走，宋美龄一直守了通宵。朱培德临终前，对到南京古楼医院看望他的蒋介石交待三事：一、抗战在即，国力有限，我死之后，请从简安埋；二、家属子女，让他们自食其力，不要因我而优厚照顾；三、不要怪叶小姐（他的家庭护士），这是我们国家医学不发达，不能解除病毒。

朱培德生前夫妻恩爱，情深意笃，共生育了10个子女。朱培德猝死时，长子朱维亮已16岁，就读于南京金陵中学，参与料理父亲的丧事。

朱维亮在《回忆父亲朱培德》一文中写道：“父亲病逝后，国民政府举行隆重的‘国葬’。此前国府明令实行‘国葬’的，仅前行政院长谭延闿与立法院长胡汉民二人。父亲遗骸大殓日，国府主席林森及各院部首长均在场致祭。最后，由蒋先生带领上将级的将领行‘入殓礼’。”

朱培德遗体内由铜制棺材装殓，外套楠木棺椁，深埋于小行地区凤凰村外小山岗上的钢筋混凝土造就的墓穴之中，有孔姓随从副官、杨姓私人秘书、马姓贴身佣人及一个连的士兵守墓。墓碑由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孙科题写“陆军上将朱公培德之墓”。抗日战争爆发后，除孔姓副官外，守墓人均被迫离散，而墓幸未被破坏，直至1983年2月被公布为雨花台区文物保护单位，竖立了文物标志碑，区文管会还与当地政府、村委会签订了文物保护责任状。

1984年，朱维亮作为旅美物理学家、南京东南大学客座教授，回国时到南京讲学，访问了雨花台区政协，对人民政府不计前嫌，将他父亲的墓列为文物保护单位表示感谢，并出资重修。

2000年，朱培德病逝已63年，他的子女大多已届古稀，又都在美国，回国扫墓渐感体力不支，总想将父亲墓迁于美国，以伴永远。他们又获悉南京地铁开工兴建，总站正巧在小行凤凰村。这年春天，朱培德四子朱维智带着家人的重托，从美国飞抵南京，在祭扫了父亲墓之后，准备迁葬美国。雨花台区政府有关部门得知后，向朱维智提出，根据《南京市文物保护条例》，朱培德墓不仅属于朱家，更属于国家，人民政府要依法予以保护，建议迁葬在南京南郊一处公墓。朱维智遂与美国家人联系，说明情况，大家也都很感动，决定放弃迁墓美国的计划，在雨花台区范围内迁葬，以后主要由年轻的朱培德孙辈们回南京扫墓，既让朱培德永远在祖国的土地上安眠，也让子孙后代在祖国有个根，不断回祖国看望祖宗，了解祖国的发展。

2000年秋，朱维亮和朱维智一同抵宁为父亲选择迁葬公墓，最终选择了离小行不远、南京规模最大、管理最规范、服务最优的普觉寺公墓。

2001年4月的一天，雨花台区人民政府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和朱维亮、朱维智兄弟一同参与朱培德墓铜棺的起吊、运送、下葬的全部过程。两天后，他俩带着满意的心情返回美国。两个月后，朱维智又回南京代表家人祭拜了父亲的新墓，次日在雨花台区图书馆举行朱培德亲属捐赠图书仪式，他们共捐赠2000册价值4万元人民币的图书，该图书馆专门开辟了“朱培德亲属捐赠图书室”，供读者阅览。

2012年3月28日，南京市人民政府公布朱培德墓为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原文载昆明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昆明史志》2017年第3期，第53—62页。图片来源：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