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袁嘉谷在20世纪的云南学术史上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从袁嘉谷的《云南大事记》体例、内容、特色及其在云南近代史学史上的地位等方面，对《云南大事记》进行概说，《云南大事记》是袁嘉谷史学观、史学理论的总结和发展，在云南近代史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是云南近代以来第一部最完整、最系统的通史性的编年史。
关键词：袁嘉谷；云南大事记；概说
袁嘉谷（1872—1937)，字树五，别字澍圃或树圃，云南石屏人。在经学、诗学、史学、文学、书法、教育等方面，他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在20世纪的云南学术史上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然而，学术界对袁嘉谷的史学思想、史学贡献以及他史学论著在云南近代史学史上的地位的研究明显不够。《卧雪堂文集》和《滇绎》是袁嘉谷最为人们所熟知的史学论著，但《云南大事记》却未引起关注。学界对《云南大事记》进行比较具体的介绍和评价的文章不多，就笔者了解，主要有：1982年夏光辅的《简论袁嘉谷的学术成就》认为“《云南大事记》打破王朝体系，以历史大事为纲，……是一部完整的云南地方编年史”[1]。林超民的《集修志大成开纂史新篇一<新纂云南通志>点校本弁言》认为《云南大事记》是“云南历史上最系统、全面、完整的编年史大作。”[2]赵芳的《袁嘉谷与云南地方史志》只对《云南大事记》的编纂时间、内容、体例等方面做了简略的介绍。[3]此外，学术界研究袁嘉谷史方面的文章，还有李孝友的《<滇绎>读后》[4]、张维的《袁嘉谷的“经史结合”观》[5]、徐文德的《滇云首位状元郎的历史观——读袁嘉谷<读史札记>之杂记》[6]、高鹏飞的《袁嘉谷史学思想初探》[7]等，但这些文章中，只有一篇提到《云南通志·大事记》的书名及一句评语，其他文章只字未提《云南大事记》。
基于前人的研究，笔者试图通过探讨《云南大事记》的成书过程、编写体例、内容特色、研究方法、意义价值，来展现袁嘉谷的史学思想、史学方法、史学贡献，以及《云南大事记》在云南近代史学史上的地位，既企为引玉之砖，也求教于读者与方家。
一、《云南大事记》的成书过程及版本
袁嘉谷撰写《云南大事记》不仅仅是为了《新纂云南通志》，他有自己的考虑。
在《云南大事记》之前，他已有很多关于史学方面的文章，既有理论的探讨，也有云南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掌故等的考说。1912年参修《石屏县志》，编撰《沿革志》；1914年参与赵藩等倡导编辑的《云南丛书》，作《滇南文献备征录》；1923年完成四卷本《滇绎》，《滇绎》主要介绍了云南省的历史掌故；1931年开始撰写《云南大事记》；1933年完成《卧雪堂文集》，文集收录文章三百四十三篇，其中史学文章占百分之七十以上，内容包括经学、史学、考据、政论、文学、掌故等内容；1935年完成《云南大事记》（十四卷）初稿，同年，东陆大学(云南大学前身）石印。[8]
从他的写作历程我们可以看到，《云南大事记》的撰写从1933年开始，1935年完成初稿，历时三年。从《云南大事记》的内容来看，袁嘉谷完成此论著是经过多年思考，多年研习，在其他史学论著的基础上，经过深思熟虑后的结晶。
从《云南大事记`序》及《前言》中，可知袁嘉谷撰写《云南大事记》的动机和目的。袁嘉谷认为“吾中国人也，读中国书，应有光大中国之作以报中国，……云南者，中国之一部也。吾生云南，壮而游，老而归，六十年读云南书，应有光大云南之作以报云南。”[9]当“竭心力以尽云南之责。”[10]“云南大事记者一方历史之性质也。滇之人生滇爱滇，将以保永久之滇，不得不考古之滇，以兴起将来之滇，顾大事记尚焉。”[11]因此，他撰写《云南大事记》不仅仅是为编撰《新纂云南通志·大事记》，更是他爱国、爱滇、爱乡的高尚情节的体现，是他“光大云南”，“保永久之滇”的文化实践。
《云南大事记》的版本，最易找到的当为民国38年（1949年）铅印本《新纂云南通志》中的六卷《大事记》，而《云南大事记》最早的版本是1935年东陆大学（云南大学前身）石印出版的十四卷本《云南大事记》，这一版本中有袁嘉谷先生作的《序》和《前言》，十四卷的分卷情况是：第一卷，上古代；第二卷，中古代第一期；第三卷，中古代第二期；第四卷，中古代第三期；第五卷，中古代第四期；第六卷，中古代第五期；第七卷，中古代第六期；第八卷，中古代第七期；第九卷，中古代第八期；第十卷，近古代第一期；第十一卷，近古代第二期；第十二卷，近古代第三期；第十三卷，近古代第四期；第十四卷，近古代第五期。
在《新纂云南通志》中收录的大事记为六卷：第一卷，大事记一——上古代；第二卷，大事记二——中古代第一期至中古代第三期；第三卷，大事记三——中古代第三期至中古代第五期；第四卷，大事记四——中古代第六期至中古代第八期；第五卷，大事记五——近古代第一期至近古代第二期；第六卷，大事记六——近古代第三期至近古代第五期。
二、《云南大事记》的内容和体例
(一)《云南大事记》的内容
袁嘉谷的《云南大事记》（以下简称“《大事记》），几乎囊括了云南有文字以来，所有重要的历史大事。
《大事记》有《序》《前言》。在《序》和《前言》中，除了提到撰写《大事记》的动机和目的外，他还提到了《大事记》的写作方法，“远求助于迁固绰祁，浩博无涯之雄师，近旁采于师友新旧，中外道艺之万变。钩釽攮剔，……藉曰不然，求其近是。譬之一家，将累世宗祖之田园房屋，一一勾稽，一一清析，综列一册以传远。”[12]在《前言》中，他从前人论著，地质学、考古学、人类学等角度，简要论述了云南史前的历史和文化。
《大事记》正文分上古代、中古代、近古代三个时期，上自唐尧元载甲辰，下迄清宣统三年(1911年），共计4268年。全书涉及云南政治、制度、经济、文化、人物，是一部完整的通史性云南地方编年史。
上古代，始唐尧元载，迄周显王二十九年，共2018年。中古代，分为八个时期：“滇立国”，始周显王三十年，迄汉武帝建元五年；“置郡县”，始于汉武帝建元六年，迄汉献帝建安十九年；“设庲降都督”，始汉献帝建安二十年，迄晋武帝泰始六年；“改宁州”，始晋武帝泰始七年，迄梁武帝太清二年；“爨”（南中大姓），始梁武帝太清三年，迄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蒙”（南诏），始唐玄宗开元二十六年，迄唐昭宗天复元年；“郑、赵、杨”（大长和、大天兴、大义宁），始唐昭宗天复二年，迄后唐末帝清泰二年；“段”（大理国），始后晋高祖天福元年，迄北宋理宗淳祐十一年。近古代，分为五个时期：“滇设行省”，始元宪宗二年，迄明洪武十三年；“沐氏兵屯”，始明洪武十四年，迄清顺治三年；“流寇等乱”始清顺治四年，迄清康熙二十三年；“滇无藩兵”，始清康熙二十四年，迄清同治十三年；“交缅丧失”，始清光绪元年，迄宣统三年。
《大事记》的分期，是他对云南历史的分期和看法。这种历史分期，对后人研究云南历史，撰写云南通史提供了范例，“《大事记》记录了从唐尧到清朝宣统三年间的大事，是有史以来最系统、最完整的云南编年史，对于我们学习云南历史，研究云南文献，实为不可不读的著作。”[13]
(二）《云南大事记》的体例
《大事记》是按一定的体例和原则撰写的，是袁嘉谷史学观、史学原则、史学方法的体现。
袁嘉谷在《卧雪堂文集》及一些演讲中阐述了自己的史学观、史学原则和史学方法。他认为，历史要真，但是，战国后，“异说蜂起，洪荒太始，虚饰妄托。……而怪诞不经之人伙矣，而附会荒唐之事滋矣。何以正之？正之以经。《书》始尧舜，《诗》歌禹稷，《易》溯羲农黄帝，斯亦足矣。”[14]更进一步，他认为，应“创一中国之新史”。何为新史？他认为，“孔孟以前，取材经言，孔孟以后折衷经义，虽尧舜亦呼其名，不必庙号徽号之锁锁也。虽春秋亦可继世，不必国号年号之纷纷也。纪年则由民国元年逆溯之，正润之别，一家一人之私，则以扫而空之。庶几温故而知新，专重正义，举群书所谓开物成务者，有功德于民者，安内攘外者，并育万物者，德行、言语、政事、文学者，慎考而详列之。”[15]已达到“庶几人心自省，世界日进，而史学以昌”[16]的目的。在《与清史馆馆长第一书》中，袁嘉谷还提到“中国旧史，大都详朝廷制度，略于民间礼俗”，他主张“国家大经大法外宜兼详民事”，“凡民间礼俗之大，居处饮食之细，及一切日用之于风教有关者，良窳得失，灿然无遗。考其原委，上补前史之缺，明其变通，下征进化之美。”以至于，“免一姓家谱之诮”[17]。“记载宜有通史之意。”“虽略远而详近，实鉴往以知来。……欲后世考古之儒，于各种源流有所依据，必赖于今日各志之记载详明，征引赅恰。”[18]
袁嘉谷的这些史学观点，在《大事记》中都得到很好地实践。他将《大事记》的撰写体例和原则与《大事记》的内容融会贯通。
一、以云南大事为纬，时间为经。《大事记》不以王朝体系为纲，而是以关系云南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重大历史事件为纲，旁征博引，“逐年编纂，引录相关史书记载为目，纲撮其要，目述其详，纲目相从，简明扼要。”[19]在论述云南历史时，袁嘉谷不以王朝的更替为依据，而是以时间为经，以云南社会历史发展阶段来论述云南的历史。
二、罗列史料于前，“案”语解释于后。《大事记》将有关云南大事的史料，以编年的形式，以历史事件的发展先后，排比史料，对于同一史事的不同记载，袁嘉谷都“竭泽而渔”，先后罗列，然后以传统的“案”语，阐发自己对史料的认识和理解。他对于自己怀疑的文献、史料，不是一味删除或弃之，而是采用“备览”，“存疑”，即“不可信而信之无碍者，列‘备览’；有碍者，列‘存疑’。”[20]在《大事记》中，出现“备览”或“存疑”时，他都用相关史料具体地阐述“备览”“存疑”的理由。对《大事记》中的每条史料，每件大事，他都标注出处，溯其源流，考订版本，考辨真伪。对于有误的史料、史实，必引多种史料，比较分析，以“案”的形式阐述他的观点。
三、正史为主，野史兼采。在撰写《大事记》时，袁嘉谷认为云南的大事“不可不记，记之则惟正史确，故采史文而推言之，以后仿此。”[21]并强调，“正史之文，固当遵也；野史之文，亦当博考。”[22]后人不能因正史无记载，而胡乱判断增改。对于正史的记载，他一般都当做信史，对于野史，在参考正史或其他史料后，对其做详尽和严谨的考证，不能确定的，“采之以人存疑，俟后之君子正焉。”[23]他还提出“择存其可信者，若可疑，不能不分别观之”[24]的编纂原则。他在《大事记》中对记载大理国时期云南历史的野史的看法，很好的体现了他“正史为主，野史兼采”的史学观。
四、记凡大关系云南者，非大关系云南者从略。对云南历史发展有重大关系的历史事件，袁嘉谷都不厌其烦的收入。他认为两爨问题乃“滇中大事，不可不详，故考定而总录之。”[25]而对于关系不大之历史事件，只提出，不做过多分析。南诏的“谥号”本非大事，以后从略。有些关乎云南的大事，譬如地震、山崩之类，往往只记首次，后都从略。他认为有些资料较详细，故只提其大纲，不再逐条罗列。元朝时，信苴日的事迹，他有“案：详见《元史•信苴日传》。[26]清朝汉、回互争，“详载《东华录》、省《志》，今不必一一复采，惟提其大纲而已。”[27]
五、着重评骘于滇云关系重大之人物。他认为在《大事记》编纂上，除了在传统史学编纂人物的范围外，以下几类人物应考虑进去：“第一是开物成务的。第二有功德于民的。第三类是安内攘外的。”[28]而且应详细记载，极力表彰。在《大事记》中，他做到了这一点，对“于滇有大贡献之人”都详实评骘。远自庄礄，近至周云详，郑纯、李恢、爨习、王逊、刘秉忠等于滇有大贡献者，更浓墨重彩，大加表彰。无论褒扬或贬斥，他都用事实进行评价，不带个人感情色彩，也不妄加评论。从这些人物的评价中，可以看出袁嘉谷的是非观念和爱憎态度。
总之，袁嘉谷先生的《大事记》，“所录大事大体都有史料依据，所载史事注明来源，编排得当，剪裁有度，颇具匠心”。[29]
三、《云南大事记》的史学特色
袁嘉谷的《大事记》具有独特的史学特色，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光大云南之作”。袁嘉谷的《大事记》是他爱国、爱滇、光滇、保滇之作。《大事记》的编撰不仅仅是为了《新纂云南通志》，袁嘉谷试图通过《大事记》来光耀云南，使云南人读后“必起爱乡之观念”，由爱乡而爱国，以使云南光大、中国光大。其心可嘉，其志可勉。袁嘉谷在《大事记》中极力表彰对云南社会、文化、经济发展有重大贡献者，上自庄礄、孟孝琚、谢暹、文齐、郑纯、李恢、孟获、爨习等等，下至刘秉忠、赛典赤、信苴日、梁王、沐氏子孙等等，对这些人的表彰至显。袁嘉谷这样评价李恢“恢之爱乡报国，洵卓卓也。”[30]在《大事记》“中古代第三期”中，袁嘉谷在记录孟获等人的情况后，发出，“滇人立大功，官大位，垂大荣名，使滇境生大变化，兴大生产，进大文明，正在斯时”[31]的感慨。他的其目是让后人以史为鉴，激起人们的自豪感，努力爱乡报国，以光大云南，其爱云南之心“洵卓卓”。从《大事记》中，亦可知袁嘉谷不是为“考史而考史”，他通过将历史与现实联系起来，以史为鉴，抒发他纯真的爱国、爱滇之情。
(二）国家大经大法之外，兼详云南民事。云南民事，即袁嘉谷先生在《与清史馆馆长第一书》中的民间礼俗。袁嘉谷所谓的民间礼俗，就是云南的文化，大至云南的汉文化，细至人民的衣食住行。在《大事记》中，袁嘉谷对云南古代各种族类之礼俗、文化，在掌握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进行了论述。袁嘉谷对《史记·西南夷列传》中关于西南夷地域、经济、种族、文化的记录，进行了分析。袁嘉谷还注意一些代表云南历史文化的名物碑刻，如堂琅洗、《孟孝琚碑》、大小《爨碑》《南诏德化碑》《三十七部会盟碑》等等，并对云南人民密切相关的货币等也进行了论述。《大事记》中，他对贝币在云南的使用情况进行了论述。
(三）“通”而不“简”。《大事记》的内容“通”而不“简”。从袁嘉谷记录云南历史的范围、内容等方面来看，《大事记》做到了“通”而不“简”，袁嘉谷所涉猎的大事，不是简单的罗列和评论，是结合多种文献，运用多种史学方法。《大事记》的写作方法“通”而不“简”。在《大事记》的写作方法上，袁嘉谷运用了多种史学方法，甚至运用了地质学、考古学、人类学等方法来论述云南的历史。就史学方法而言，他运用的史学方法很多：1、以经考史，经史结合。他认为，“经皆史也，史皆经也。”对于上古时期的怪诞不经之事、荒唐之事，怎么去解决？袁嘉谷认为，“正之以经”，“慎考而详列之”，达到“史学以昌”，“经学以明”的目的。对上古时代云南历史的考证，他就是引用了大量先秦以前的经典，有《尚书》《墨子》《大戴记》《淮南子》《逸周书》《国语》《左传》《韩非子》《孟子》《礼记》《周礼》《禹贡》《易》等等，通过这些经典来考究云南历史。2、以诗文证史，在《大事记》中，他时常以诗文证史，多有创获。他用《徐昂发诗集》中的《黔中咏》“感庄礄之已事，咏蹻为嚣佗师”，来论证“黔地有属蹻者”；[32]他通过骆宾王的《畴昔篇》“膏车秣马辞乡邑，萦辔西南吏邛僰”得出“此宾王从官于蜀”，[33]通过《行路难》“去去止哀牢，行行人不毛。”“交趾枕南荒，昆弥临北户。川原饶毒雾，溪谷多淫雨”以及《姚州道破逆贼诸没弄、杨虔露布》《破蒙睑露布》《代姚州道李义祭赵郎将》等文，得出唐征云南，“始虽小胜，终亦归败。史不书者，盖当时不以闻也。唐之败于南诏，不止杨国忠而后隐蔽，武后之世已然矣。”[34]3、运用金石、文献学等学科的方法考史、论史。《大事记》中，他运用了金石来证史，运用文献学、目录学等方法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考证云南文献的版本和真伪，着重阐明云南地方文献的成书始末，版本状况以及学术价值，以便供人参阅稽核援引，考证言简意赅、要而不繁、资料详实、新意迭现。他认为樊绰的《蛮书》“整饬祥核，盖得之南诏原册，非可臆改一字者。叙象、马已足炫奇，叙南诏之叔、父、兄、妹尤补史阙。且其一言一动，肃穆美备，虽千载下，犹想见其人。”[35]对《南诏野史》《滇载记》的考证亦有很多新意和创见，更令人可敬的是，在考证以后，他发出这样的感慨：“岂古书古事，可以随意增改乎？姑举一二，以明杨、阮、胡、王诸书有不可尽信者。非好异也，求真也，慎也。多闻阙疑，以俟君子。”[36]可见，袁嘉谷的严谨、求真、谨慎、不苟且、不求异的治学态度。
(四）从此云南有了一部最完整、最系统的通史性的编年史可读。《大事记》是一部“云南历史上最系统、全面、完整的编年史大作。”[37]就《大事记》的内容和编撰体系而言，《大事记》不仅具有编年史的特点，而且具有通史的特点，是近代云南学术史上第一部最系统、最全面、完整的通史性的编年史大作。首先，《大事记》的分期，为后来云南历史分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后人在撰写云南通史时，大体遵从这一分期。其次，《大事记》所论述到的云南历史，横向纵向都有所涉及，后来的云南通史的论述范围，未出其左右。再者，《大事记》对云南历史人物的探讨，对云南历史某些时段的撰写袁嘉谷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对后人颇有启发性，有些探讨甚至开启了新中国成立后云南史学界热点问题的争论之门。1、对“庄礄王滇”的探讨，他认为，“庄礄王滇，古多传误。一曰人误，……二曰姓误，……三曰名误，……四曰时误，……五曰路误，……六曰国误，……”[38]今之学者，论及庄礄，其讨论范围、观点大致不超出他论述的范畴。黄懿陆在《滇史散论》之《“庄礄王滇”论战两千年》中，将袁嘉谷对“庄礄王滇”的探讨误认为发端于周钟岳所撰的《云南大事记》，乃不知《云南大事记》为袁嘉谷所编撰。2、对五代云南历史的探讨，他“谈及五代时之滇事者，若专囿于赵善政、杨干贞辈，则滇为纷纷昏乱之国；若参考郑昭淳、赵和、莫彦殊诸人，则滇仍风雅彬彬，寮釆秩秩，中州名郡，冠带往来，有可以想象而得之者已。”[39]“决不可囿于郑、赵、杨、段之争国，遂赅括五代时之滇事耳。”[40]袁嘉谷能在当时提出这样的观点，体现出他独到的史学思维和观点。3、袁嘉谷对大理国时期的一些问题的考证，在当时的云南历史研究中也是走在前列。他的一些观点，对我们研究大理国时期的云南历史仍有很多启发和参考价值。
四、结语
综上所述，袁嘉谷在《云南大事记》中很好的体现和实践了他的史学观、史学方法、史学理论，在云南近代史学史上当占有一席之地。
《大事记》最能体现他的史学观、史学方法、史学思想。值得注意的是，《大事记》是在他先前研究和思考基础上，经过严谨分析考证而写成的。因此，在《大事记》中，我们能发现很多他在《卧雪堂文集》《滇绎》中的观点，《大事记》将他以前的研究进行了整合。《大事记》是他研究云南历史的最后一部论著，也是他史学研究转向的代表作。《大事记》反映了袁嘉谷研究云南历史的一种新的转向，即从研究云南历史片段、人物、掌故等转向云南通史的研究。这种转向表明，他在史学研究上已经“更上一层楼”，到达另一个境界。此外，《大事记》是袁嘉谷爱国、爱滇、光大云南、以文保滇、兴滇之作。
目前，学术界对《大事记》的研究仍然不足。很多人都将《大事记》作为《新纂云南通志》的一部分来理解，这是一个误区，甚至有人不知《大事记》为袁嘉谷所撰写。其实，《大事记》是一部独立的专著，是一部云南历史上最系统、最完整的通史性的编年史，其在云南近代学术学史上的地位不应被忽视。
原文载《红河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图片来源，网络。原文注脚已删除，为便于读者了解原文引用史料或特别说明之处，正文中用“[1][2][3]”等字样标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