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无论在香港，还是到桂林，心中都记挂着他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一书，这是他在昆明抱病完成的著作。在香港时，就立即给傅斯年写信问书稿的事：弟近将所作之《唐代政治史略》修改完毕，中论士大夫政治党派问题，或有司马君实所未言者。将如何出版，尚乞便中示之。并问：“去年付印之《隋唐制度论》，则商务书馆毫无消息。因现在上海工人罢工，香港则专印钞票、邮票，交去亦不能印，虽谆托王云五、李伯嘉亦无益也。”到桂林后，再次写信给傅斯年说：“弟近日忙于誊清拙著《唐代政治史略》，意颇欲在内地付印，以免盖棺有期，杀青无日之苦。”他后来才知道，《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已毁于战火。在蒋天枢所编的《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中记有：“本年初在昆明曾生病。师曾语枢云：‘本年在昆明病中作《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寄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行，但此稿遗失（闻商务香港印刷所在付印前为日寇烧毁）。后史语所友人将旧稿凑成，交重庆商务重印，恐多误。”
陈寅恪晚年的两部巨著，都与云南有关系。1958年，陈寅恪因被批“白专”和“资产阶级历史学家”，从此便不再上课，而转向专心写作，做起了“颂红妆”的工作。他在《辛丑七月雨僧老友自重庆来广州承询近况赋此答之》中，谈到他对“颂红妆”的心情：“留命任教加白眼，著书唯剩颂红妆。”所谓“颂红妆”，是陈寅恪准备写的两部书（即《论再生缘》和《柳如是别传》）中的两位女性，一位是孟丽君，一位是柳如是。这两部书，都是在陈寅恪双目失明后，由他口授，助手或夫人帮助记录整理成书的。就在老友吴宓远道而来看望他的时候，他将《论再生缘》的油印书稿送给了吴宓。后来，此书于1959年由香港友联出版社出版，但此书却与陈寅恪无缘，相反受到为何在香港出版的追查。此书在香港出版后，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在书的“序言”中说，像这样的书稿，在大陆是不能出版的。陈寅恪知道后，心情很是沉重，后来才有“盖棺有日，出版无期”的说法。此书直到他去世之后的1980年，才收入《陈寅恪文集》正式出版。《再生缘》原为弹词，写元代云南昆明城中孟、皇甫、刘三家的爱恨恩仇，孟丽君被逼婚时，不得不女扮男装出逃，经连中三元后拜相，因酒后被发现是女身，情急伤神，口吐鲜血。被皇帝知道后，欲强逼为妃，令她进退维谷，弹词至此嘎然而止。这弹词的作者，也是一位女性，名陈端生。陈寅恪之所以要“论”这篇弹词，不仅仅是因为孟丽君女人为宰相，更重要的是陈端生敢于反抗被奉为金科玉律的“君父夫”三纲，赞扬陈端生“自由及自尊即独立之思想”。在书中，陈寅恪说：“吾国昔时社会感于女子无才便是德之谬说，虽士大夫之家，亦多不教女子以文字。端生在此环境中展露才华，固属不易，然其不平之气，亦不可免。”陈寅恪的另一部巨著《柳如是别传》，82万字，也是他的心血之作，十年岁月，锲而不舍。其间，陈寅恪不慎将右腿摔断，做了手术，以惊人的毅力完成全书的写作。原书名为《钱柳姻缘诗释证》，后才改名为《柳如是别传》。陈寅恪自小就喜欢钱牧斋诗集。之所以动念写《柳如是别传》，在该书的“缘起”中，他说：“丁丑岁，卢沟桥变起，随校南行昆明，大病几死，稍愈之后，披览报纸广告，见有鬻书者，趋车往观。鬻书主人出所藏书，实皆陋劣之本，无一可购者。当时主人接待殷勤，殊难酬其意，乃询之曰：除诸书外，尚有他物欲售否？主人踌躇良久，应曰：曩岁旅居常熟白茆港钱氏旧园，拾得园中红豆所结子一粒，常以自随，今尚在囊中，愿以此豆奉送。寅恪闻之大喜，遂付重值，藉塞其望……自此遂重读钱集，不仅藉以温旧梦，寄遐思，亦欲自验所学之深浅也。”所谓“自验所学之深浅”，他认为“寅恪平生才识学问固远不及前贤，而研治领域，则有约略近似之处。”书中所说的柳如是，先是相府之妾，后沦为青楼女，但其诗文造诣很高，又工书画，她心仪陈子龙，却因某种关系嫁给了钱谦益（即钱牧斋）。后牧斋降清，柳便离开钱，为反清复明奔走，充满着崇高的民族气节，后自缢而亡。陈寅恪之所以要写她，是看重她身上的“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即发自当日士大夫，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何况出于婉娈倚门之女，绸缪鼓瑟小妇，而又为当时迂腐者所深诋，后世轻薄者所后诬之人哉。”
无论是《论再生缘》，抑或是《柳如是别传》，都贯穿着陈寅恪一生的主张，那就是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他所写的孟和柳，无非是承载着这种主张的笔下的人物而已。陈在《柳如是别传》的“缘起”中说的“钱氏旧园”的钱氏，即明末清初江南文人的代表人士之一钱谦益（字牧斋），另一代表人物是陈子龙。陈寅恪在孩童时代就读过钱牧斋的《牧斋诗集》，后又读过《钱牧斋文集》，曾经感概地说：“牧斋博通文史，旁涉梵夹道藏，寅恪平生才识学问固远不逮昔贤，而研治领域，则有约略近似之处。”就因为在昆明街头得到钱园红豆，遂萌发以钱柳因缘写《柳如是别传》的念头。
陈在广西大学任教一年后，离开桂林前往成都，到那里的燕京大学执教。在成都期间，1944年12月12日早上，陈突然双目失明，这对于一个靠眼睛看书写作的大师来说，无疑是极大的打击。后虽入院医治，效果甚微。陈寅恪这时的心情十分烦躁，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他过完56岁生日。后来，因为欧战战事已经结束，牛津大学再次给他发来邀请，给他赴英治疗眼疾带来了一线希望。恰好，西南联大教授邵循正等四位教授也应邀赴牛津大学，正好与陈同行，能对陈寅恪有所照料。1945年，陈在一位老师陪同下，从成都乘军用飞机抵达昆明，与邵循正等会合，也“见”到了日夜思念的师友和学生。“老友有张奚若、叶企孙、向达、陈岱孙、冯友兰、曾昭抡、汤用彤、毛子水等，还有吴晗、汪篯、钟道铭、丁则良等，每日川流不息，不断有人来访，陈师的心情也愉快开朗许多，精神焕发。”在昆明停留一周后，一行人就飞往伦敦。从此，陈寅恪就再没有到过云南了。 （完）
（转自微信公众号“云南政协报”2017年12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