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摘取状元桂冠只有一步之遥的云南进士
——兼谈状元选拔的偶然性
张 佐
明清两个朝代，殿试（也称为廷试）的第一名进士称为状元。殿试是会试之后，由皇帝亲自主持的、对会试中试贡士进行的一场考试。考试只举行一场，在当天之内结束。考试的内容为一道策问，清代时题目由皇帝钦定。考生写作的策论文以一千字为准，超过一千字不加限制。考生的试卷先由地位很高的读卷官（因殿试的主考官是皇帝，故评阅试卷的高官只能称为读卷官）仔细阅读后并定出名次（殿试对会试中试贡士的试卷不黜落，只是根据殿试的成绩重新排出名次）。明代的读卷官为十四人，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以后，读卷官减为八人。
清代的读卷官在拟定试卷的名次后，挑选最优秀的前十名试卷呈交给皇帝（整个清代都是按照这一规矩进行的，只有两次意外。一次是乾隆二十五年，读卷官因进呈前十名试卷外，还有佳作而请示乾隆皇帝，后特许再加二份试卷；另一次是乾隆六十年，读卷的大学士和珅，以无佳卷为由，只呈交了前八名的试卷），由皇帝阅卷后亲自确定一甲三名和二甲前七名的名次。明代的读卷官在拟定试卷的名次后，究竟呈交几份试卷由皇帝钦定名次，无可靠的文献记录，但根据清代的科举制度大多沿袭明制，估计明代呈交的也是前十名试卷。明代的皇帝对前十名的试卷一般只钦定前三名，即只钦点一甲的状元、榜眼、探花三人，而清代的皇帝对前十名试卷，大多根据他们的主观看法重新钦定名次（也有基本上不改变的）。由皇帝一人重新钦定前三名或前十名的名次，就使得殿试名次的主观片面性大为增加，而客观公正性则大为减弱。因此，明清两个朝代殿试后前十名进士，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状元。
明代皇帝钦定一甲三人，不仅仅只看试卷的成绩，还要参考考生的相貌、姓名、籍贯、年龄等诸多因素。徐咸的《西园杂记》云：“建文二年廷试，已取吉水王艮卷第一，及传胪，以艮貌不扬，遂以胡广易之，艮次焉。”李调元的《制义科琐记·名近暴》载：永乐“二十二年廷试，上初取孙曰恭第一，嫌其名近暴，曰：孙暴不如邢宽。遂擢第一，仍用硃书填黄榜，一时称异事。”由于永乐帝的荒唐，孙曰恭煮熟的鸭子竟然飞了，只成为了第三名的探花，而邢宽则天上掉馅饼，摘取了状元的桂冠。《制义科琐记》还云：“景泰五年甲戌殿试，丘文庄公濬本拟状元，以貌寝（相貌丑陋），置二甲一名。”由于景泰帝的以貌取人，丘文庄公濬煮熟的鸭子也飞了，而孙贤却成为该科的状元。明代朱国桢的《涌幢小品·密采状元》载：明英宗正统四年（1439年）己未科殿试，原预定状元为张和，但明英宗对预定的张和不放心，派出太监去密查，结果发现张和“目眚”（眼睛上长膜），便将张和列为二甲第一名，而钦点施槃为该科状元。故朱国桢说：“先朝策士，凡鼎甲（一甲的一、二、三名称鼎甲，引者注），圣人多密访而后定。”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甲辰科殿试后，原定吴情为状元，因吴与无同音，故而“圣上曰：无情岂宜居第一。正犹豫时，忽高悬殿幡结雷字；故圣意欲得雷姓为首，遍榜中觅之无有”，后发现有叫“秦鸣雷”者，即擢之，乃以吴为探花（见顾鼎臣、孙祖训汇编《明状元图考》）。
清代的皇帝钦定一甲三人和二甲的前七名时，虽然没有明代皇帝那样荒唐，但也有主观随意性。康熙十五年（1675年）丙辰科殿试，会试会元彭定求在殿试后被列为第三，康熙帝以“会元策末数行，有劝勉朕躬意”，于是亲擢第一（见罗有高《彭公定求行状》）。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戊辰科殿试，读卷官伊桑阿等选择殿试贡士策十卷依例进呈，康熙帝改拟第二名沈廷文为第一，第五名查嗣韩为第二名，第四名张豫章为第三名（见《清圣祖实录》卷一百三十四）。乾隆二年（1737年）丁巳恩科殿试，乾隆帝亲阅进呈的十卷，召读卷官入，谕曰“卿等所拟第四卷，策语字画俱佳，可置第一；所拟第一卷，改置第二；所拟第十卷亦佳，可置第三；所拟第二卷，改置第四；所拟第八卷，可置第五；所拟第三卷改置第六。”（见《清高宗实录》卷四十二）。经乾隆帝的这一改动，原来第四名的于敏中成为了状元，原来第一名的林枝春成为了榜眼，原来第十名的任端书成为了探花。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辛巳恩科殿试，读卷官进呈的前十名试卷，第一名为江南阳湖人赵翼，第二名为浙江仁和人胡高望，第三名为陕西韩城人王杰。以前，“历科进呈卷皆弥封，俟上亲定甲乙，然后拆封。是科因御史奏，改先拆封，传集引见。”因此乾隆帝对前三名的情况已有所了解，“因特召读卷大臣，问本朝陕西曾有状元否”，对曰“未有”。“上即以三卷互易，赵为第三人及第。”其实，乾隆帝非常欣赏赵翼的策论，但他解释说：“赵翼文自佳，然江、浙多状元，无足异。陕西则本朝尚未有，即与一状元，亦不为过耳。”（以上引文见钱泳《履园丛话》卷十三）。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己丑科殿试，读卷官原拟第二名的陈初哲，乾隆帝以其对策“条论切直”，擢为一甲一名。光绪十五年（1889年）己丑恩科殿试，阅卷大臣为李鸿藻、翁同龢等。李鸿藻认为张孝谦的试卷可列为第一名，翁同龢认为费念慈的试卷可列为第一名，两人争执不休，互不肯让。光绪帝闻知，很是为难，李鸿藻是朝廷重臣，翁同龢是自己的老师，两个人的面子都要照顾，于是只好和稀泥，将费念慈改为二甲第六名，将张孝谦改为二甲第二十三名，将张建勋点为状元，李盛铎点为榜眼，刘世安点为探花。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乙未科殿试，考官按惯例把前十名的试卷进呈给光绪帝。这十份试卷中，后被钦点为状元的骆成骧试卷本排列在较后的名次，但光绪帝阅卷时，见该试卷所表达的思想较新，而且文章中有“主忧臣辱，主辱臣死”之言。时值甲午中日战争刚失败，光绪帝大为感动，遂拔置骆成骧为一甲第一名，即状元。骆成骧（1865~1926年），字公辅，原籍云南会泽，本姓李。因家境贫寒，生活过得十分艰难。骆成骧的亲生父亲认识一位到会泽经商的四川资中商人骆腾焕，由于两人处得较好，骆成骧的亲生父亲在骆成骧七岁时，便把骆成骧过继给骆腾焕。骆腾焕把这个过继给自己的儿子改名骆成骧，并把他送到成都请名师培养。由于骆成骧聪明过人、勤奋努力，又有名师指点，所以科场考试顺利，并中了状元。但由于骆成骧已成为四川人，云南人竟与状元无缘分。
由于以上的各种原因和各种偶然，明清两个朝代的殿试，读卷官初拟的前十名试卷的名次，都有可能被皇帝有理或无理地调换，即这前十名的每个考生都有可能被钦点为状元。笔者统计，明清两个朝代的殿试，被读卷官将名次排列于前十名的云南籍进士，即与摘取状元桂冠只有一步之遥的云南人有十人之多。他们是：杨绎、张志淳、李启东、张合、张一甲、罗士箐、张晋熙、朱淳、萧培元、赵时俊。
杨绎，太和（今大理）人，明景泰七年（1456年）丙子科云南乡试考中第十二名举人，明天顺四年（1460年）庚辰科殿试考中第二甲第五名（殿试总名次为第八名）进士，官至参政（相当于如今的副省长）。杨绎为官清廉、干练，有政声。
张志淳（1457～1538年），字进之，号南园，永昌（今保山）人，明成化十六年（1480年）庚子科云南乡试第一名举人（解元），成化二十年（1484年）甲辰科殿试第二甲第四名（殿试总名次为第七名）进士。曾官选部郎、南户部右侍郎、太常寺少卿，提督四夷（译）馆（翻译机构），谢病归，以诗书自娱，著有《南园漫录》《永昌二芳记》，《四库全书》均著录。其诗今存《春园诗》二十七首，是写他晚年生活与心绪的作品。另有《澜沧江》诗：“悬崖千里插江深，古木千章蔽日荫。险极乾坤无与并，路开秦汉到于今。拨云倚树寻佳句，历井扪参豁壮心。遥指峰头堪暂息，一龛灯火记观音。”该诗对澜沧江的险奇、古道的悠远，觅佳句、豁壮心、记观音等景色及多重心绪的描绘，都有独到之处。张志淳《南园漫录》中，有《论字》《论诗》等文，阐述其对书法、诗歌的观点。对作诗，他主张以情为本，包括忠君、爱国、忧世及夫妇之情。有情则无论浑厚、悲壮哀怨足以感人；无感情，则成为无病呻吟，或如戏文，随读随泯。律诗创作，力求格高、句响、意巧、字健、语奇、深沉、明畅，避免卑弱、叫噪、雕刻、生涩、怪异、隐僻、炫露。学诗应学盛唐，特别是杜甫诗。这与当时李东阳、李梦阳等的诗歌主张一致。在《论诗》文末，他说：“予于诗，自幼好之，今年八十而竟无成也，因书以学诗者。”此语既谦虚，又语重心长，耐人寻思。
张志淳事业有成、文名亦著，却能饮水思源，躬行尊师之道。相传他晋升为户部右侍郎后，奉旨回乡扫墓，永昌官绅皆骑马乘轿出城相迎。进入城区后，张志淳突然看见启蒙恩师杨务本右手提束松毛卷，左手叼起蓝衫两角，不知兜着什么东西，急忙下轿恭行面师之礼，并以锦绣官袍为兜接过老师衫中兜的白米，然后又接过用作燃料的松毛卷，恳请老师上轿，自己则替恩师提薪兜粮相送。来迎接张志淳的官绅见张侍郎如此尊师，只好下轿、下马跟随张志淳行走。
李启东，字元叔，楚雄人。李启东自幼聪明过人，读书过目成诵，有神童之称。明嘉靖十年（1531年）辛卯科云南乡试，李启东考中第三名举人。嘉靖十一年（1532年）壬辰科殿试，原拟定李启东为一甲一名，即状元。后来，嘉靖帝又以云南太边远，不宜点状元为由，将李启东抑置为第二甲第一名进士，即殿试总名次的第四名，这一名进士称为“传胪”。明嘉皇帝的这一荒唐行为，既有愧于有雄才大略、高瞻远瞩的祖先明太祖朱元璋，又与有全局观念的后来者乾隆皇帝形成了见识高下的鲜明对比。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甲戍科殿试，朱元璋得知路途十分遥远、平定只有十二年的云南，居然有一个名叫李特的昆明人，第一个考中了进士，十分高兴。他于百忙中抽空在便殿单独召见了这位第三甲第四十八名进士。朱元璋亲切地询问李特的各种情况，对李特大加勉励，并赏赐了许多东西给李特。他认为李特的名字不太好，亲自给李特赐名为李忠。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辛巳恩科殿试，原拟江南阳湖人赵翼为第一名，但当乾隆帝得知陕西至今还无人考中状元，出于对全局的考虑和对陕西人的鼓励，乾隆帝就把排名第三的陕西韩城人王杰点为状元。
李启东在当时和后来是否知道状元桂冠失落的真相，我们无法知道。我们仅仅知道：李启东既是云南人中最会考试的考手，又是一位很清廉的清官。他乡试考中第三名举人，第二年又考中云南科举史上名次最高的连捷进士；他守己正，束下严，无论是在兵部任武选主事，还是在南京任礼部郎中，都是廉洁的楷模；他积劳成疾卒于官，死后无积蓄，仅留下《选法纪律节要》《崇俭戒奢篇》等著作。
张合（1506～？），字懋观，号贲所，永昌（今保山）人，成化甲辰科进士张志淳的次子。张合自幼就很聪明，相传“目有夜光，九岁能赋诗”。十六岁时考中云南乡试第一名，即解元；二十六岁时又考中第二甲第六名进士。历任户部主事、吏部稽勋员外、贵州参议、湖广副使等职。
刘文征《滇志·乡贤》说：张合“以疾归，是年卒。性嗜学，手不释卷。善书画，权贵造请，辄谢却之。居乡，不谈公府事。府中查夷田，人心汹汹，乃为书五千言达之当路，竟寝。”张合一生著有《贲所诗文集》《宙载》等著作，多散佚。民国十三年（1924年），有学者从省外转抄《宙载》残本，收于《云南丛书》。其后，辑其诗五首、文五篇于《永昌府诗文征》。张合在《履影诗序》中说：“嘉靖癸未（嘉靖二年，1523年）予由贵州、荆襄至京师，及丙戌（嘉靖五年，1526年）由闸河入南都，达大江、涉洞庭而南归，凡往来于道者将一载，所见皆可叹可愕可惊可悲。予虑夫见则存而久则忘也，乃择其尤者为图二十三，附以诗，各曰《履影》。”由此可以看出：张合还是一位能诗善画的多面手。张合的山水诗风怀雅抱、清隽有致，如《履影》中有这样一首七绝：“泸溪道路迥逶迤，厚樾浓荫翠欲迷。行尽万山无过客，鹧鸪时共子规啼。”
张一甲，字退叔，号菉君，石屏人。明崇祯十三年（1640年）庚辰科第二甲第二名进士。据载，殿试的那天，崇祯帝奇其名，遂置二甲第二名。召对某事，召射天坛，授礼部主事，旋除本部郎中、四川叙马炉兵备道。这时流寇在四川到处抢劫，张一甲设计捉拿了几名要犯杀之。革除南溪里甲积弊，雪张铛冤狱，擒拿合江妖贼干得干净利索。甲申之变，捐俸募兵四千许，北向勤王，会丁内艰归。前奉命入蜀时，有孤臣远出，恋关情深，疏条奏，慎名器，覃实爱存大体。戒浮言，杜异教，五事仕蜀，振兴文教，士风丕变。生平笃忠义，重气节，乱世不渝。后学私谥忠介。
张一甲有《古柏山房稿》《止园集》等著述传世，他的七言律诗《乾阳山》，描写石屏北城外景色优美，宛若仙境的乾阳山：“峭壁峨峨石径通，乾阳古洞半山中。溪边流水岩前绿，谷口桃花雨后红。变幻烟云分远近，升沈日月自西东。登临到此疑仙境，奚问蓬莱第一宫。”
罗士菁（1802~1841年），字雅林，石屏人。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庚辰科第二甲第六名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由编修授江苏常州府知府、山西河东兵备道。罗士菁在河东任上截革陋规，政绩卓著，但未到四十岁，便英年早逝。
张晋熙，昆明人，道光三年（1823年）考中癸未科第二甲第四名进士。张晋熙为官精明干练、廉洁爱民、政绩卓著、声震朝野。后官至从二品的河南布政使，为清代中后期著名高官。
朱淳（生卒年不详），初名峤，字瀛山，石屏人，嘉庆年间优贡，道光辛巳（1821年）科举人。己丑（1829年）科与朱家学、朱丹木二叔父同取进士，中二甲第一名（传胪），为清代云南进士中甲次最高者，钦点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任国史馆纂修、武英殿纂修。丙申（1836年）会试，同考官，武会试作内监试。丁酉（1837年）顺天乡试监试。历掌河南、湖广道监察御史。巡视西域吏、兵科给事。外任浙江金华府知府。历署绍兴、宁波、温州等府知府，所到有政声，在宁波“时值英人通商，兵火之后，中外杂处。朱淳招抚流亡，尽心教化，阴除汉奸。遇事持正，遂使中外相安，疮痍渐复，海疆宴然。以劳卒于官”。朱淳生前喜好书法。乾隆以后滇中书法都宗钱南园，惟朱淳直追蔡邕、苏东坡，独树一帜。
萧培元，字钟之，昆明人。清道光十九年（1839年）已亥科云南乡试，萧培元考中第一名举人（解元）。清咸丰二年（1852年）壬子恩科第二甲第四名进士（殿试总名次的第七名），是一位与状元桂冠只差一步之遥的人物。选翰林院庶吉士，咸丰三年四月二十二日散馆，授职翰林院编修，官至山东济南府知府。著有《思过斋集》等。
赵时俊，字秀升，浪穹（今洱源）人。清咸丰五年（1855年）乙卯科云南乡试考中举人，直到同治十年（1871年）辛未科殿试，才考中第二甲第五名（殿试的总名次为第八名）进士，是一位大器晚成的人才。赵时俊中进士后，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因丁忧而回归云南，主讲五华书院。守制期满，回京城，补御史。后被任命为贵州安顺府知府，政绩卓著。赵时俊工行、楷书，笔意清健，受到时人的好评。
以上这十位优秀的云南人，阴差阳错，最终都没有成为状元，这是他们的不幸，也是云南人的遗憾。然而他们都根据自身的优势，在各种领域里做出了或大或小的贡献。他们中的有的人，要么人品高洁，成为楷模；要么政绩卓著，名传政界；要么功勋显赫，声震朝野；要么学问渊博，蜚声文坛；要么兼而有之，流芳千古。
明清两个朝代的殿试，距摘取状元桂冠只有一步之遥的进士，大约有一千多人（明清两代共举行殿试201次，如果每次有9人，共有1809人）。从这些人的遭遇来看，殿试与乡试、会试相比最欠公平、公正。殿试之所以最欠公平、公正，原因大约有以下两点：一、乡试、会试的考卷都是经专门誊录书手用硃笔誊写后的硃卷，不是考生原来写的墨卷，考官无法根据考卷的笔迹徇私情，也不会因为试卷书法的优劣影响到试卷的取舍和名次的前后。而殿试的试卷是未经誊录书手誊写的考生原卷，这就给个别人品不好的读卷官根据试卷的笔迹徇私情开了方便之门。另外，明清两代的读卷官都有比较看重书法的传统，书法好的试卷排名就会靠前（他们拟定的前十名试卷，肯定是书法最漂亮的，而不一定是策论写得最有见地的），殿试考的是策论的好坏，而不是书法的优劣，这就影响到了殿试结果的公平、公正。二、乡试、会试的录取和所定的名次，是众考官集体智慧的结晶，并经过正副主考或正副总裁的认真比较，反复斟酌共同确定的，考官的行为还受到大小官员和参考士子的严密监视和苛刻问责。特别是会试，是在皇帝眼皮底下进行的，京城的大小官员、参考的众多举人、皇帝派出的众多耳目都密切地监视着考官的一举一动，会试录取贡士后的排名还要受到殿试的最后检验。因此，在一般的情况下，两试录取的士子和所排的名次都是很公平、公正的。而殿试的前三名或前十名的最后确定，是由不受约束的皇帝一人“圣衷独断”。明清两代，文化素质和判卷水平高于读卷官的皇帝并不多，特别是明代的皇帝，尽职、敬业者并不多，而性情乖张、玩忽职守者则较多，再加上明代的皇帝文化素质普遍低下，这就使得由皇帝钦定的殿试名次不一定合理。
由于以上两个原因，致使状元的选拔有时带有主观性、片面性、偶然性。因此，状元的含金量一般不如会试第一名会元的含金量高，而这一现象在明代则表现得更为突出。当然，状元毕竟是经过童试、乡试、会试、殿试层层严格的考试选拔出来的，因此状元虽然不一定是那一科殿试最优秀的考生，却也是那一科殿试很优秀的考生。
〔作者系云南省作家协会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