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史料笔记叙录（三二）

朱端强

《醒世一斑录》，五卷，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清·郑光祖著。郑光祖，字企先，号梅軒。江苏常熟人。自幼读书好学，敏于思考，却屡试不第。乾隆五十五年（1790）其父以捐纳得官云南大关等县，光祖时年15岁左右，即随父宦滇，得漫游滇东北及川黔等地，乾隆六十年（1795）左右离滇。他曾据游历见闻，先撰有《南随笔记》，后佚，其部分内容尚可略见于此书之中。此外，还有《河工瑣记》《舟车所至》等著作行世。

该书又名《一斑录》，立目式综合型笔记。主体内容析为《天地》《人事》《物理》《方外》《鬼神》五卷，附录《权量》《勾股》《医方》和《杂述》。后者多记说川黔、云南之事，地涉全滇，内容驳杂。

如，《杂述》之二，记云南澜沧江、盘江及“永善所属黄坪在金沙江东岸对江西岸”等临江险要处所建“溜筒”索渡；记云南运京之铜“先由旱路落船，一在大关盐井渡；一在镇雄州南广；一在永善县黄坪，共到川省泸州会齐，然后造船长运到京”。记“铜舟以行速如奔马，每舟水手十余人；头工、舵工两人为之主。每过急滩，群石当中，流水分门户。两人谙其通窒。水喧，语不相闻，舟头舟尾，引手相应，推招自如”。虽然如此，也难免翻船。记永善“金沙厂”、鲁甸“烙马厂”之银矿釆炼，中甸、维西之铜厂经营；记川滇沿江之淘金技术。又如《杂述》之六，记乾隆五十五年（1790）为祝贺皇帝八十寿诞，“南夷接踵来朝，贡象不一”，其中一头母象在昆明象房生下一头小象，“观者涌塞，母象怒而出走，市中遮檐屋角，如摧枯拉朽！”所幸被象奴费力拦回，母象才得以带着小象一路走到北京。记大关厅镇雄州等地所产“方竹，大仅如指，略有方形，质坚厚，可用为烟筒。邛竹，即罗汉竹，亦产其地。小者如指，节大如钱；巨者如盃，节大如碟。节匾迴環如刀口向外。不可用编造一切器物，惟为玩殊佳，故以之作杖也”。这是否张骞通西域所见之“邛竹杖”，则有待进一步考证。

尤为突出的是关于乾隆末年云南金银、制钱比价、市场物价等经济指数的记载。如记乾隆五十五年（1790）左右，“滇省黄金一两换银十五两，数年无甚更改。时（与）江南亦略相等……滇南省城银一两兑钱一千五百文”。但从乾隆五十九年（1794）之后，制钱质量下降，大小厚薄不等，银一两可兑制钱多达二千至十千文。且政府同意各府设局铸钱，大到省城昆明，小到东川、镇雄、大关等府县也多有私铸制钱者，导致一府之中不过数站之地，银钱比兑差别很大，于是钱法大坏！对于研究清中叶云南经济史提供了某些参考信息。

《滇行纪程》，一册，抄本，云南省图书馆藏书

清·许缵曾著。许缵曾，字孝修，号悟西、鹤沙等，江苏华亭人。其母为徐光启孙女，故缵曾和徐光启一样，也是清初皈依天主教的著名学者、诗人。顺治六年（1649）进士。康熙九年（1670）官至云南按察使。因著此书并《东还纪程》一卷，皆记作者此次宦滇之往返行程和见闻。此外，尚著有《宝纶堂集》五卷、《太上感应篇图说》等。

卷首邵嘉胤《序》称：“世祖皇帝廓清海宇，拓版籍，一车书，备文物，而滇始大（治）。壬子夏，予得捧简书与点（云南）秋试”，充康熙十一年（1672）壬子科云南乡试副主考（主考为董讷）。试毕，许氏出此书稿请其作《序》。次二《序》为友人王广心、施维翰所撰，皆署“康熙癸丑”，即康熙十二年（1673）。三《序》称道其书，记说云南“广谷大川，危峰复岭，以及村墟蛮落，丰碑石栈，标新领异。始读如异书，再读如见故人，竟读如观吴道子画”“读之怦怦有动乎其中而不能已”云云。不免多有谀词夸大之嫌。其实该书入滇境之前（包括辰沅水道）不记涉滇事。自黔滇交界之“关索岭”开始，虽按其行程记云南之事，但也仅限于里程、驿站等，记事并不丰厚。

其记事起自“康熙九年十月初七日”受皇帝“引见”，“点用云南按察使。十二月朔，由会馆起行”。水陆兼程，逶迤南下。其行程大体是：陆行从北京至河南开封府，南下至苏北扬州。溯长江而上，舟行经安庆、武昌、岳州，入洞庭湖，溯沅江而达常德，至贵州镇远，改陆行，最后经滇东北富源一线抵达昆明。这是明清时期云南至北京往来的交通要道之一，因其主要舟行在辰州、沅州一带，故称“辰沅水道”。其中比较危险的一段也是从湖南至贵州镇远这一段水路。作者记曰：“由常德水路至镇远者，于西门觅舟。大者曰‘辰船’，容二十余人，舟至辰沅而止。小者曰‘鳅船’，容三四人。可泝五溪，直达潕水。逆流牵挽，层累而上，计程虽千二百里，然滩多石险，一月方达。且辰沅一带不设递运，以故乘传之使，从陆者居多。”

作者所经“辰沅水道”，是滇黔两省值得认真研究和开发的一条主要交通线。笔者前不久曾专访镇远古城，明清时期确为一繁华水陆码头，南来北往的历史古迹仍斑斑可考。据当地船工告之，这条指通洞庭湖的黄金水道，一直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因截流建水库，使水量锐减，才不可全程通航。于是我想，如果能以镇远为枢纽，恢复重建“辰沅水道”，今天也许不失为一条重要的历史文化旅游线路。

《罗山楼日记》，上下两卷，稿本，云南省图书馆藏书

近·秦光玉著，作者生平事迹见此前相关条目。用“罗山楼用纸”写成。卷上题“东游日记”，记光绪三十年甲辰（1904），云南“为兴学务”，巡抚林绍年（林则徐侄）与云南高等学堂总理陈昆山、总教习陈荣昌等“集筹款项”，决定选出各州县“老成有学行者，派赴日本，学速成师范”，共40人。作者当时已为高等学堂“历史舆地教习”，不在参选之列。但他“自念新知识浅薄，办学未尽合法，于是奋然请行”，得到学堂和政府允许。希望他也一同赴日本，“于肄习师范之余，兼考察日本学务”。

《日记》大体按这次访学前后经历写成，行文简略。据作者所记，此40人中，杨琼、蒋谷和作者等从昆明出发；周钟岳、杨觐东等因先在河南开封参加会试落第，从河南出发，齐聚汉口，南下上海。再一同乘船东渡日本，至横滨，再转东京郊巢鸭村弘文学院。由于“此次师范生多老成有资望者，故不隶（属）留日学生监督”，由同人推选作者和杨琼、李文治三人管理庶务。日本方面也很尊重和重视这批留学生，为他们安排了“軒敞高洁”的宿舍，按一学年培养全科师范教师的课程安排。授课教师皆日本“一时才彦”，著名教授。因为当时这批留学生并不懂日语，所以，每门课程皆配有翻译。

光绪三十年九月十五日正式开学。这批留学生非常努力，他们一边学习各门功课；一边还要努力学习日语，紧张程度可想而知！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们一边听课学习，一边将老师的讲课内容记录下来，实则有心为故乡编辑、引进一套新式教材！一年后，光绪三十一年（1905）九月，速成师范生按期毕业离校，移居东京神田区“贵临馆”。同年十月初七日由东京启程，经越南一线返回昆明。作者还为云南高等学堂购买了一些书籍、标本、仪器等带回。读书期间同学们记下的各科笔记，则由作者和周钟岳先后整理成《云南师范讲义》一套，带回云南，成为清末云南最为完整和先进的师范教材。作者和这批师范生，也大多成为清末至民国时期云南教育文化界最有影响的人物。

《滇粹》，一册，铅印直排本，日本“云南杂志社”印行，宣统元年（1909）

近·李根源、吕志伊辑。李根源生平事迹见此前有关条目。吕志伊，字天民，云南思茅人。清末举人，日本宏文书院速成师范毕业后，复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读书，参加同盟会，任云南支部长。创办《云南杂志》等，积极从事云南民主革命。云南光复后，先后任云南都督府参议、国民政府参议院议员、司法部次长、内政部次长等职。

该书为明清云南史料辑佚，尤侧重于南明史料。辑自中、日稀见文献和有关著作，作为云南留日学生所办《云南杂志》周年纪念刊，在东京印刷。所辑文献依次为1.佚名：《求野录》；2.佚名：《也是录》；3.日·石村贞一：《永历帝纪》附《永历帝贻吴三桂书》；4.佚名：《云南世守黔宁王沐英传》附后嗣事略；5.清·师范：《征南将军颖国公傅友德传》；6.佚名：《云南总兵刘綎传》；7.佚名：《腾冲参将邓子龙传》；8.清·李天秩：《金沧副使杨畏知传》；9.佚名：《明华盖殿大学士谥文襄杨一清传》；10.佚名：《三宝太监郑和传》；11.清·庞垲：《山西巡抚孙继鲁传》；12.佚名：《兵部尚书蓟辽总督傅宗龙传》；13.清·刘彬：《晋王李定国列传》；14.佚名：《卫国公胡一青传》；15.佚名：《南宁侯张先壁传》；16.清·宋潜虚（戴名世）：《诸生薛大观传》；17.清·汪琬：《明京营副总兵申甫传》；18.清·赵元祚：《林启俊传》；19.清·方咸亨：《武风子传》；20.佚名：《明季忠烈录》（包括大学士王锡衮、户部尚书龚彝、沅江土知府那嵩、王来义、无为州正堂张化枢、李小六、王二发、绥宁伯蒲缨附蒲纶、李玉奎、刀定边附子镇国等人的小《传》）。

附《滇粹》，又一种，一册，铅印直排本，编印时空不详，方树梅先生学山楼藏书

原书封面残损，方树梅重题书名。汤增璧撰《序》，称其曾参与此书校阅。次为吕志伊、李根源合订《凡例》，称此书“各篇或得之滇中藏书，或北京旧书肆，或日本图书馆，或滇黔蜀湘浙赣人士抄录惠寄者，彙集而成”，署“戊申（光绪三十四年，1908）三月十八日”。检对目录，此本较前者新增以下六种：1.佚名：《文贞道传》；2.《乌私泣集序》；3.明·李思揆：《丁亥纪略》；4.清·王思训：《熊元仲传》；5.佚名：《李孝子传》；6.佚名：《旅滇闻见随笔》（按，此书云南省图书馆别藏一抄本，内容较此更详些）。

李根源、吕志伊等人，在清末锐意辑录明末清初史料，自有其阐扬推翻清朝封建统治的革命宗旨。同时，也为南明史、云南地方史研究提供了不少鲜为人知的新史料。如《求野录》《也是录》两稿，详述吴三桂追击、擒回南明永历帝，在昆明处死的全过程，为他书不详。方国瑜先生主编《云南史料丛刊》收有二《录》。其他大部分内容并未整理，值得治“滇学”者关注。

《郑和下西洋考》，一册，铅印直排本，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四年（1935）

近·法国伯希和著，冯承钧译。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法国著名汉学家、探险家。曾往敦煌石窟“探险”，将大批文物带回法国，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博物馆。冯承钧，湖北武汉人，著名中外交通史家。早年留学比利时和法国，通晓多种外国语，且精通中国史籍。归国后，先后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著述等身。

属专题考证类笔记。卷首冯《序》，简要言及郑和下西洋研究概况，称一般史书“言新地之发现者，莫不称达加马（Vasco·Dagm）、哥伦布（Columbus）。就是我们中国人编的世界史也是如此说法。很少有人提到中国航海家郑和，这真是数典而忘祖也！”倒是西方自1874年从麦耶尔思（Mayers）到1933年本书作者伯希和，一直有人在研究郑和。称尽管对郑和下西洋“原先的汉学家在地理名物方面的研究固然有不少发现，但是寻究史源、勘对版本的只有伯希和一人”。

该书原名《十五世纪初中国的伟大海上旅行》，曾以书评形式发表。此译著先备列《大明会典》、该耶（Gaillard）《南京史略》等古今中外有关著述、碑文等。然后，分条考证、评说《瀛涯胜览》《星槎胜览》《西洋番国志》《西洋朝贡典录》四部专著有关郑和下西洋之史实。参酌中外记载，对其版本流传、史料真伪等进行条辩。尤详于郑和下西洋之年代、航海用语、所经之海域和地区等中外交通史问题。

如考释爪哇之“革儿昔”（Geresik），又记为“新村”或“溷村”，“因中国人来此创居，遂名‘新村’”。郑和下西洋时所见该村约有千余家，“以二头目为主，多为汀（州）、漳（州）人也”。又如，众所周知明朝云南曾普遍以“海

”为货币，这些“海

”究竟从何而来？如何制造？该书首先驳斥明人马欢所记：“海

（cauries），彼人采集如山，罨烂，亦卖贩他处，名曰海溜鱼而卖之”；而张升本所记曰：“海

采而鬻于暹罗、榜葛剌（按，榜葛剌，今孟加拉），用与钱同。‘鲛鱼’鬻之邻国，曰溜鱼”。作者历引众多证据，指出马欢和张升本并没有分清溜鱼和鲛鱼。虽然它们都同产于溜山（Maldivesyd，今马尔代夫）一带海域，但是，溜鱼，亦名海溜鱼，腌制后只能作为食品出售；而鲛鱼，又称马鲛鱼，实为一种小型海贝，“必指bonite，干死后可当钱用”。其结论符合清人吴弥远辑《胜朝遗事》所记：“海

采集如山，俟其肉烂，转卖暹罗等国，当钱使用。”说明海

可能经东南亚传入云南。

《郑和家谱考释》，一册，铅印直排本，云南崇文印书馆代印 民国二十六年（1937）

近·李士厚著。李士厚，字如坤，号载庵，云南鲁甸县人，回族。东陆大学毕业，先后执教于省立一中、女子师范学校等，又曾任明德中学校长、《新纂云南通志》助理编辑、《云南日报》副刊编辑、省政府秘书、姚安和安宁等县县长。解放后，受聘为云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省政府参事。士厚先生为郑和研究之名家，除此书外，还著有《郑和新传》及诸多有关学术论文。

属专题考证类笔记。周钟岳题写书名，袁嘉谷撰《序》称“授学生十数辈，数十年，而李生士厚之《郑和家谱考释》最确而精”。卷首插附与郑和有关的昆阳老城、马哈只墓、《马哈只墓志铭》拓片、《天妃灵应碑》、作者小照共5幅图片。其书虽名为“家谱考释”，实则侧重于郑和下西洋史事疏证和补遗。其所据《郑和家谱》乃其师袁嘉谷“得之玉溪李仪廷将军。”全书广引正史群籍、地方文献、私家记闻，结合自己实地调查所得相关史实，逐条考释郑和之家世、下西洋之社会政治背景、所经国家、路径、收获及意义等。正文之后，附录袁嘉谷撰《昆阳马哈只碑跋》《明史·郑和传》、梁启超撰《郑和传》；附录《西洋诸国回教汇览》，列爪哇国、啞鲁、苏门答腊岛、锡兰、古里、阿丹和天方等；附录《集说》，摘抄黄省曾撰《西洋朝贡录》、伍崇曜撰《西洋朝贡录跋》、师范撰《滇系》有关郑和之文章。该书为云南有关郑和研究的第一部标志性学术力作，其诸多史料和论点多为后学称引。

《龙虫并雕斋琑语》，一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增订本

近·王力著。王力，著名语言学家。字了一，广西博白县人。早年考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师从语言学大师赵元任先生。旋赴法国巴黎大学留学，专攻语言学。回国后，历任清华大学、西南联大教授。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中山大学、北京大学任教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等。1986年去世。著有《古代汉语》《中国汉语史》等多种著名语言学著作。

卷首有作者1981年撰《新序》，称此书之主要文章，是1942年至1946年执教于西南联大时所撰，曾刊于《自由论坛》《生活导报》等期刊。此后，又曾多次结集再版，不断增入抗战之后直到1983年所撰小品、杂文等。1993年，由北大张双棣等汇集出版。文章虽主要侧重语言文字学方面的杂感和知识小品，但也不乏反映抗战时期西南联大的教学科研、师生活动，以及当时昆明社会生活的某些内容。

如，《领薪水》《清苦》《战时的物价》《公共汽车》《疏散》《寡与不均》等文，以略带幽默的笔调，直陈当时西南联大教职员工，特别是诸多著名教授（包括作者一家）清贫的生活、刚毅的人格和坚卓的治学精神！发表于1944年《生活导报》第六十一期的《领薪水》一文写到：

薪水用完之后，天天盼望发薪的日期到来，度日如年，在今日的公教人员并非过度的形容词。从前是差人去代领薪水，现在非但自己去，而且靠近月底就天天到出纳组去打听。忽然噩耗传来，本月的薪水不能准于月终发出。于是凄惶终日，咄咄书空！幸而机关主管人知道事关全体同人的性命，终于借了一笔款子来，大家才吐了一口气，残喘仍能苟延。

好容易把薪水领到手，马上开家庭会议，讨论支配的方案。太太在三年前就想做一件冬天的大衣，那时衣价占月薪的一半，当然做不成；大小姐提议去看一次电影《忠勇之家》，她的妈妈反对，理由是饥寒之家没有看《忠勇之家》的资格。经过一场剧烈的辩论，结果依旧照老办法，本月的薪水，除了付房租之外，全部拿去买柴米油盐酱醋茶，先度过十天再说。二少爷憋着一肚子气，暗暗发誓不再用功念书，因为像爸爸那样读书破万卷终成何用？小弟弟的脑筋比较简单，只恨不生于街头小贩之家。

是的，也难怪他恨不生于街头小贩之家。这七年来，多少原来领薪水的人转入了别的地方去分红利。又有多少人利用他们的职权，获得比薪水高出千万倍的“油水”。只有一部分的公教人员，在贞洁牌坊的奖励下，规规矩矩地按月去领那一份不够买薪买水的薪水！

文章发表后影响很大。会泽县一位名叫张开一的读者致信《生活导报》说：“自从读了《领薪水》，瞒人流去多少泪！所悲非为俸微事，惟叹国×良心昧！”并随信寄赠王力先生二百元国币。王力先生深情地拒绝了开一先生的馈赠，并回信说：“《领薪水》说的是实话，我说的只是一般公教人员而不是我个人。你读了《领薪水》而感动；我读了你的信更感动。也许公教人员比街头小贩值得骄傲的就在于有这一种安慰！”这就是“联大精神”！面对清贫的生活和腐败的现实，他们不粉饰事实；不伪装清高；敢于为自己和民众的苦难发出抗议！同时，国难当头，他们也不轻易接受任何公私捐助。史载，当时教育部要资助联大一笔特殊经费，梅贻奇先生却毅然拒绝说：“不独我们，当前中国所有大学都很困难，我们学校不能接受这笔特殊资助！”

面对艰难困苦，王力先生和众多著名教授依然兢兢业业地读书治学、教书育人。如，发表于1939年《今日评论》的《谈用字不当》《谈意义不明》等文，较为具体地记载了联大全校“共同应修”课“大一国文”的教学情况：

据王力先生介绍，“大一国文”课学生要写作文。“作文卷子，先由教师指出错误或毛病，叫学生拿回去自己改一遍，再交教师详细批改。学校刻了几个小印，印上有‘层次不清’‘意思不明’‘文法错误’‘用字不当’‘别字’‘误字’等字样。”教师针对这些错误，在其作文上盖上不同的小印。在《谈用字不当》一文中，王力先生针对学生普遍存在用字不当的毛病，分析指出主要是因为：一、误用古语。包括误用典故、不明古典字义、擅改成语等。二、误用外来语；三、滥用新词语。并进一步提出“补救的办法，最平稳、最容易做得到的，就是在没有熟悉古语或西洋语言以前，尽可能地不用古语或欧化词汇，专用自己的族语去表达思想”。《谈意义不明》一文，作者首先指出，造成文章“意义不明”主要出于：一、疏忽大意；二、“意多话少”，想说的太多，而能说的太少；三、不顾对象，语义不确（如说：“呈贡的果子园是很著名的”。昆明人懂，外地人未必懂）；四、太重雕琢，流于晦涩。作者认为“意义明确的最高峰是不含糊、不令人误会，而且不令人能有断章取义以资攻击的口实。这种地步是很难达到的”。为此，作者进一步提出三点建议：一、每用一词必须有其一定的涵义；二、语句处处求其分寸，即尽可能精准（例如“相同”不等于“类似”）；例外不能不提；笼统必须避免等等。三、“勉强通俗虽可不必，而深入浅出却值得提倡”。即根据不同受众说话和写文章，不可能也不必处处“通俗”，但要尽可能写出深入浅出、雅俗共赏的好文章。

我们今天也有类似“大一国文”的课程，如“大学语文”“写作”等，但我们的教授也像联大教授这样为学生改文章、也像这样为学生一一指出错误吗？（未完待续）

注释：

[1] 因八国联军侵占北京，这科会试临时改在河南开封举行，史称“汴闱”。

[2] 西南联大的“共同应修”课，包括“大一国文”“体育”“中国通史”“地学概论”等，全校必修。

〔作者系云南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