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收起义的党建工作
王卫斌
“欲起沉疴，必赖乎有主义、有组织、有训练之政治团体。”孙中山先生为救亡图存振兴中华，先后组建兴中会、同盟会和国民党等政治团体，接连发起排满、倒袁和护法等军事行动，均因革命队伍内部组织未备、训练未周而未果。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满清封建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但政权一直落在帝国主义操纵的北洋军阀手里，政治、社会的黑暗腐败比满清专制统治有加无已，反而加速了神州古国的衰败没落，加深了中华民族的内忧外患，加重了中国人民的贫困灾难。俄国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为全世界受压迫的人民和民族送来了马列主义思想武器，催生了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中国共产党。悲观绝望的孙中山先生茅塞顿开、精神大振，认识到国共所持党义相近、中俄革命方法有别，下定决心借鉴苏俄的组织模式，借助中共的组织力量，重新改造、激活国民党，实行有组织、有系统、有纪律的奋斗。
1924年1月下旬，，国民党“一大”排除右派干扰，正式完成了党内改组，形成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国民革命统一战线。随后，大批中共党员和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进人各级机关专门从事党务和政治工作，由此推进了国民党组织形态和组织观念的重塑转型。国民党当局不再单纯依赖军队，以武力压制人，开始注重党员力量和人民心力，以主义感化人。党员军人不再单打独斗，为个人升官发财而杀人，开始注重团体协作，为人人发财而救人。与此同时，其组织规模也在急速扩充，到1927年春夏之间，已建立区分部基层党组织万余处，组织体系覆盖到全国大部分地域;在册党员达百万之众，党员成分涉及到社会各个阶层。一个亡命海外、“正在堕落中死亡” 的政治俱乐部，一跃而为强健的阶级联盟和簇新的社会重心，“全国多数人心的倾向中国国民党，真是六七十年来所没有的新气象”。
但在此过程中，中共领导机关因受共产国际不切实际、独断专行的误导，不知不觉间忽视了自身建设，丧失了政党独立性和革命领导权。孙中山先生遽尔病逝后，国民党右派贼心不死，对左派和中共的攻击、排挤日甚一日。正当北伐战争节节胜利、工农运动风起云涌之际，所谓的左派也原形毕露，“于是分共反共，互相呼应，由清党运动之扩大，进谋宁汉之合作”，屠刀一致砍向了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中共党内的健康力量被迫揭竿而起，前赴后继发动了一系列针锋相对的武装斗争，走上了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艰辛道路。其中毛泽东同志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以党为尊、党建先行，第一次公开举起了党的旗帜， 首创支部建在连上、军队党帮助地方党发展的原则制度，从而确保了党对军队和民众的坚强领导，适应并推动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战略转变，开辟并巩固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镰刀斧头闪金光，举旗定向重武装
列宁总结革命历史教训得出结论:“在资产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尖锐化的时候，小资产阶级政党总是软弱无力的。”但由苏俄主导的共产国际自高自大、自私自利。不仅低估了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创造力，断言“像列宁这样一些领袖，中国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这样的人”，而且低估了中国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欺骗性，自以为国民党右派是一匹“不怎么好，可是毕竟有点用，也还听主人使唤”的母马。在他们看来，无论是中国共产党还是中国国民党，都是被利用来牵制帝国主义进攻苏俄的工具，关键是既要保证苏俄外交利益不受损，又要保证国共力量消长不失控。因此，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共既不能喧宾夺主，又不能消极怠工，只能屈服于国民党组织的病体内，努力注射“革命的工农液”。当然，国民党也别想随心所欲、一家独大，应该像柠檬一样能榨多少就榨多少，直到榨干就扔掉。
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面目模糊、言行相悖，在国共之间大耍“莫斯科的狡猾伎俩”，激起了两党党员的普遍恶感。国民党内不断升级反俄排共的“护党救国运动”，以示“党员真正的意志，不容他人压迫，不容他人强奸”，少数国民党左派如宋庆龄、邓演达等人孤掌难鸣，被迫流亡国外。中共党内要求自立门户、退出国民党的呼声也越来越强烈，因忠实执行了共产国际“骑墙”政策的陈独秀威信扫地、成为众矢之的。1927年8月1日，一群铁血军人在南昌强硬抵制张国泰传达的妥协命令，并在德安剥掉了企图前来劝降的苏俄军事顾问的衣裤，毅然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8月7日，部分党的领导成员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毛泽东带头放炮:“以后上级机关应尽心听下级的报告，然后才能由不革命的转入革命的。”罗亦农的火药味更浓:“大家都说国际是无错误的，我要公开的批评国际。”
这次会议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临时政治局，正式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的总方针和准备秋收起义的最主要任务。遗憾的是，共产国际代表把机会主义的“黑锅”强加在了陈独秀头上，成功地推卸了自己的责任，转移了问题的焦点，结果陈独秀被批得体无完肤，“根本政策一点也没有改变， 等于想在粪缸中澡”。如取陈独秀而代之的瞿秋白直言不讳:“老实不客气的，我们要包办国民革命.....现在的目的，并不是与政府绝缘。”新当选的正式委员罗亦农明显底气不足:“国际的决议是好的，但派来的人不好，使人不满意。” 候补委员毛泽东也不能免俗，以前他“素以为领袖同志的意见是对的，”会上又附和“国际代表报告的全部是很重要的”，对于瞿秋白的说法并无异议。会后他还自告奋勇起草了《湘南运动大纲》，旨在以国民党的名义组织武装斗争，首先建立民选的湘南革命政府，进而帮助规复全省政权。
区别就在于毛泽东能够实事求是、知过必改、一旦认准了就敢勇当先、持之最坚。当他受中央特派回到湖南，投入湘南计划的具体实施环节时，察觉顶层设计与基层实际严重脱节，形势不容乐观;因为经过惨绝人寰的“清党分共”浩劫后，国民党群众中间的名声已经臭不可闻，特别是赖以为中坚、“发火药”的两团正规部队都泡了汤。湖南境内曾经煊赫一时的工农武装不是被解散，就是被外调，以现有综合实力根本无法在全省同时发动起义，即使在湘南侥幸得手也难以长久立足。为此他向中央据理力争：“国民党的旗子真不能打了，再打则必会再失败。”主张“我们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建立苏维埃式的工农兵政权。8月30日，湖南省委常委扩大会议接受毛泽东的意见，决定将起义范围缩小到湘中周边七县市，并任命他为湖南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组织起义区域内的工农群众充当起义主力。
9月初，毛泽东前往江西安源召集有关负责人共商大计，意外得知浏阳平江义勇队和原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均因途中受阻，未及赶上南昌起义，正绕道滞留在修水、铜鼓一带。他立即决定改变原计划，整合这几支革命力量，兵分三路会功长沙，把湖南局部规模的湘中起义，扩大为跨省际的湘赣边界起义。布置停当后，毛泽东亲赴铜鼓指导最重要的第三路工作。但发现他们为军事统一和“灰色态度起见，”已被混编为江西省防军第一师第一、第三团，另收编黔军王天培旧部邱国轩团为第四团、湖北通崇农民自卫军为师部特务连，余洒度、余贲民自封为正副师长，卢德铭还被湖北省委指定为起义总指挥。毛泽东在保留该建制的基础上再次作出调整，改安源的第一路主力为第二团，把湖南地方性质的湖南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升格为全国性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自己则以前委书记的身份实施军中的领导。
“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9月9日长沙至岳阳、株洲铁路沿线的工农群众开始破坏交通、制造恐慌，拉开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序幕。9月11日，安源、修水和铜鼓的革命武装正式换旗易帜、誓师出征，湘赣边界异军突起、红旗猎猎，“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匡庐一带不停留，要向潇湘直进。”这支队伍来源庞杂，武器装备五花八门，但承担的军事使命特别重大。这面军旗质地粗糙，造型设计简单拙朴，但蕴含的政治意义十分深远。标志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经受了长期的憋屈、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之后，终于彻底放弃了对小资产阶级政党的依赖幻想，并对共产国际和上级党部“君命有所不受，”斩木为兵直接武装工农群众，编制了第一支真正的工农革命常备军，揭竿为旗公开亮出党的面目，迈出了实质性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第一步。
支部建在连队上， 以党为尊指挥枪
蒋介石反思国共合作得失说了实话:“彼常能以少胜多，操纵如意者，其组织之严密胜于我，其党员之尊重纪律亦过于我也。”然彼一时此一时，事情正在起变化。国民革命运动大潮奔腾不息、持续高涨，革命队伍内部泥沙俱下，鱼目混珠，掺杂了众多思想单纯的狂热分子和追名逐利的投机分子。一些只尚空谈、浮而不实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完全占据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指导机关，他们不仅不能以上率下。做到“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反而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把自身固有的种种陋习、劣根性带进了党内。“共产党人没有一分钟不朝着他们自己的政治远景前进，”从思想上和组织上都被外感内伤，异化成了革民党左翼的附庸。一旦白色恐怖袭来、革命转人低潮，即如桂系军阀李宗仁所言:“气焰薰天的共产党和左倾国民党分子，一经镇压，不出数天，便烟消云散，于此也可见其基础的脆弱。”
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前夕，唐生智在湖南的精锐部队被调去东征倒蒋，湘中一带只有三、四千雇佣兵。而工农革命军拥有近六千兵力，成分大多是党团员和工农骨干，能够组织起来参战的群众更是不计其数。当时敌我双方都有“会攻长沙，如探囊取物”的预感，有些城镇的守敌未战先逃，长沙城内的空气紧张到极点。谁知“共产党已不是一个亲密团结的党，其中有阴谋和诡计，有暗中勾结，倾轧，竞争权位”。如原警卫团第三营营长韩壮剑为了爬上团附职位，装病不愿干工作。安源矿警队大队长陈鹏自恃有枪500枝，不甘屈尊只有100枝枪的赣西农民自卫队总指挥王兴亚之下，密谋拉走队伍叛变投敌。原浏阳义勇队负责人苏先俊素以黄埔军校高材生自居，一向瞧不起非黄埔系同事，跟原平江义勇队负责人余贲民争权夺位由来已久。余贲民仗着平江老乡人多势众，跟余洒度又是本家，也不拿他当回事。
毛泽东虽然临机应变，从形式上把这支分驻不同地域、隶属不同系统的队伍统一起来了，但因战事急促、交通阻隔，他跟修水的部队尚未谋面，跟安源和铜鼓的部队亦属萍水相逢。同样，原警卫团团长卢德铭因去武汉联系中央军委而不得，湖北省委只是口头上给了他一个总指挥的空衔，等他孤身返回部队时，余洒度已在军中安插亲信，扎牢了根基。“那时部队中几乎没有党的组织，只有些党员活动，有些像秀才造反，大摇大摆的。”余洒度以信任代替监督，直接把假意输诚的邱国轩部投入火线。第一团团长钟文璋被邱部袭击后剃头潜逃，平江籍部属大半开了小差。第二团团长王兴亚打下浏阳后，“因为兵士没有发铜，不肯再开动”，忙着找商人开会筹款，不幸惨遭从四面赶来的援敌围歼。第三团刚开始可谓连战皆捷，但不少人因水土不合患上了疟疾，在浏阳东门跟顽敌鏖战6个多小时，渐渐丧失了战斗力。
由于组织涣散、纪律松弛，临近残酷斗争的关键时刻，湖南省委军事部秘书被捕变节，长沙城内的领导机关被根株牵连，作为内应的武装力量被一网打尽。唐生智东征倒蒋不成，反被桂系军阀西征讨汪，急忙回师巩固湖南老巢，这时“要起来暴动一下是可以， 但结果是一个完全的血海运动”。毛泽东当机立断，以前委名义连发两封措辞严厉的药水信，命令坚持要反攻的余洒度收集残部撒出战斗，向第三团靠拢。9月19日，三路起义部队溃不成军，终于在文家市首次会师。所谓的前委委员也总算碰了个头，毛泽东分析了敌强我弱、革命处于低潮的总形势，力主放弃进攻长沙等中心城市，避实击虚转向反动势力相对薄弱的农村边区，获得了卢德铭的坚定支持。余洒度把党的军队当成自己的家天下，半路冒出个总指挥就让他觉得碍手碍脚，“想不到半天云里又来了一个命令他的人，心中总有点东西不能吐出”。
9月25日拂晓，起义部队转移到芦溪山口岩时，突遇国民党江西驻军和地方民团尾追夹击，“当时兵士已是惊弓之鸟，闻听抢声便不听指挥乱跑”。担任后卫的苏先俊丑态百出，一下子摊开手臂哀求:“我的爷呀，你们集合哟!”一下子又顿脚狂叫“师长呀，打死的都是自己人，是我三团的呀”敌人已经迫近到眼皮底下了，他才惊叫一声:“唉呀，我不负责了，我不负责了!”余洒度气急败坏，竟然越权命令担任前卫的卢德铭撇下毛泽东，只带少量随从断后打掩护，导致一代战将过早陨落。当日毛泽东亲自制定作战方案，工农革命军一举攻战莲花城，一扫连日来的失败阴影，但余洒度拉帮结派大摆庆功宴，擅自放走黄埔二期同学、国民党莲花县党部书记刘启沛。挨了毛泽东的批评后，他更是煽风点火，公然跟毛泽东拍桌子，庸俗地把前委保存革命火种的转兵之举，牵强附会为毛泽东个人贪生怕死。
“建军总原则，党的领导尊。非军指挥党，惟党指挥军。”9月29日，工农革命军摆脱追敌，在永新三湾得到了一次宝贵的休整机会。毛泽东随即主持召开有基层党员参加的前委扩大会议，宣布不愿继续革命的动摇分子只要留下枪，可以发给路费自谋出路，将剩下的不足千人缩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下辖2个营、6个连，另编4个团部直属连级单位。决定在班排建立党小组，在营团建立党委，重点在连队建立党支部，在连以上各级党组织设立党代表，集体决策部队的一切重大行动。并在连以上各级单位成立士兵委员会，实行内部民主管理制度。这一创新举措，保证了前委机关自上而下直达基本作战单位的集中领导，保障了士兵群众自下而上直击军阀官僚习气的民主权利，一种以党为尊、党指挥枪的建军根本原则和制度由此落地生根，一支官兵平等、上下一致的新型人民军队由此孕育成型。
军队党帮地方党， 井岗道路渐领航
毛泽东从安源赴铜鼓途中遇险摔伤了脚，一瘸一拐跟着起义部队转战千里、 疲于奔命，深感军队没有后方根据地就像人体缺了屁股，丧失了坐下休养生息的功能，迟早逃不脱非溃即死的流寇命运。文家市转兵时，他虽有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构想，但并无明确的目的地，只是“将部队改道退萍乡再说”。发现萍乡驻有国民党重兵难以立足，才被迫改道芦溪，且战且退至湘东与赣西交界的罗霄山脉中段。中秋过后天气一天冷比一天，伤病员越增越多，寻找安全的落脚点成为压倒一切的当务之急。停留莲花县城期间，毛泽东收到了宋任穷转交的江西省委书记密信，告知宁冈有同志在活动，足可依靠。10月3日，毛泽东率部抵达宁冈古城，进一步了解到湘赣边界各县的党组织完全垮台，只有若干党员仰赖“山大王”袁文才、王佐各60余枝坏枪的保护，藏匿在“胜固可以守，败亦可以跑”的井冈山“打埋伏”。
袁、王出身贫寒，其中袁文个还是宁冈早期发展的党员，曾与王兴亚组织赣西农民自卫军，发动永新起义，但缺乏革命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永新起义失败后复归井同山重操旧业、袁文才部驻北麓茅坪，王佐部驻山腹茨坪，两部互为犄角，通相呼应，对流动军队过境保持高度戒备。毛泽东亲自约谈袁文才希望合作，并送去100枝枪表明诚意，袁文才答应在茅坪设立留守处、安置伤病员，但婉拒大部队长期入驻。前委内部也出现了较大分歧，余洒度和苏先骏反对与土匪为伍、落草为寇，其他委员却提议动用武力、占山为王。毛泽东力排众议，强调共产党人不该如此小肚鸡肠，对待三山五岳的绿林中人只能开诚相见、从长计较。何况宁冈县城宽不过一支烟的工夫，井冈山“人口不满两千，产谷不满万担”，确实容纳不了多少军队。于是决定继续南下，夺取湘南汝城，割据湘粤大道，策应南昌起义部队北出广东。
经过三湾改编，在宁冈卸下了伤病员包袱，工农革命军显得更精干、更具活力了，但毕竞部队规模太小、党员人数太少，“支部建在连上” 并未真正付诸实施，“党指挥枪” 尚未充分得到体现，凝聚力和战斗力依然堪忧。军至湘东与湘南交界的酃县水口圩，突闻南昌起义部队已经溃散， 唐生智跟许克祥“狗咬狗”正在湘南混战，湘东清乡司令罗定纠合了两团人马又从茶陵杀来。余洒度和苏先骏彻底泄气，先后找借口溜之大吉，负责警戒宁冈方向的某排也跟着携枪逃跑。真是“逼上梁山，”突发状况接踵而至，所有出路都被堵死，唯一靠谱的选项只有上井冈山了。毛泽东一面派人联系袁文才和王佐，一面深入基层连队抓紧党建工作，准备迎接更为严峻的斗争。10月15日，他亲自为各连党代表做示范，主持了首批6名新党员的入党宣誓仪式，并在党员人数最多的第一营第二连，建立了第一个连队支部。
颇费一番周折，袁文才、王佐终于同意工农革命军主力上山。前委即令团长陈浩率第一营绕道安仁攻击茶陵，迫使罗定中途退兵，然后返回袁文才驻地茅坪。毛泽东率第三营和团部直属特务连东进遂川，10月22日晚宿营大汾圩，他指导、监督特务连党代表罗荣桓吸收了8名士兵入党，该连党员人数因而反超第二连居各连之首。不料次日凌晨，宿营地遭到遂川靖卫团偷袭，混乱中第三营退往湘南桂东、仅收集200余人辗转登上王佐驻地茨坪。上山后，毛泽东召集宁冈、永新和莲花三县原党组织负责人举行联席会议，总结了湘赣边界大革命和秋收起义失败的教训，作出了红色政权能够在白色政权包围中间发生与发展的判断，要求大力培养战斗兵和工农积极分子入党，加快建立连队和乡村党支部，取井冈山作战地势之忧补物产地力之不足，以“党之强有力，军力去造就”罗霄山脉中段工农武装割据的局面。
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由于边界地理位置蔽塞、文化教育落后，各县民众普遍性格懒散不羁，地方宗派观念根深蒂固，土客籍界限分明。这些不良习气交叉感染，渗透进了地方党组织和地方武装内部，演化为无原则的“近亲繁殖”党员和“轮流坐庄”执政。如很多党支部几乎是清一色的家族成员，处罚党员也是采用打手心、屁股之类的家法私刑。宁冈土籍代表龙超清包揽党权，客籍经常代表袁文才拥兵自重，土客籍经常为各自的利益互相掣肘。工农革命军自身的问题也不少，因为实行民主集中制度之后，干部的特权优待被取消，军事干部的行为受到政治干部的制约，从而激化了知识分子党员干部对毛泽东的矛盾，引发了军事干部与政治干部之间的纷争。在士兵群众中还助长了极端民主化和绝对平均主义倾向，一度发展到越职出位干预军事指挥、直接制裁干部，打土豪取得一瓶酒、几个鸡蛋都要平分。
“在这种情况下，‘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真是难得很”，但千难万难，难点仍在于“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 。前委在加强自身建设的同时，抽调了一批军政素质过硬的干部，派驻边界各县帮助恢复发展地方党组织，，改造训练地方武装。毛泽东把胞弟毛泽覃下派到宁冈乔林乡，从创办夜校、组织群众打土豪入手，严格考察、重点培养预备党员人选，建立了湘赣边界第一个农村党支部。他自己身体力行，率部环绕井冈山作盘旋式“打圈子”，扩大党在湘赣边界群众中的影响，挂钩永新秋溪乡开展农村建党试点，夯实党的基本组织基础。工农革命军还在龙江书院创办军官教导队，为本部和地方武装培养输送基层军事干部，在步云山和大井设立练兵场，为袁文才王佐的队伍提供正规军事训练。毛泽东自任兼职教官，深入浅出地给学员讲解革命原理，循序渐进地启发他们的思想觉悟。
“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毛泽东的良苦用心没有白费，工农革命军经历了陈浩等人挑起的分裂危机，军心更趋稳定，湘赣边界遭遇了“左”倾盲动主义酿成的“三月失败”，各县党组织仍在活动，他本人承受了被撤销党内职务、甚至被误传开除党籍的委屈打击，但在湘赣边界军民中的核心领导权威有增无损。1928年4、5月间，秋收起义、南昌起义和湘南起义余部胜利会师井冈山，正式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在毛泽东的主导下，军队和地方的党建工作进一步提档升级，各项规章制度日益完善，党员数量与质量齐高共长，党的基层组织战斗堡垒密集布点。以宁冈为中心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不断巩固和扩大，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各地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斗志信心。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井冈山道路越走越宽，逐渐领跑了中国革命前进的航向。
(作者：江西省瑞金市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