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史料笔记叙录（三三）

朱端强

《镜鉴》，一卷，清·张锦藴著，云南丛书本

张锦藴，字允怀，号墨云居士，云南巍山县人。康熙朝贡生，曾官云南景东府儒学教授。除此书之外，还著有《四书讲义》等。

立目式哲学笔记。大体析为《敬天》《法圣》等27目，每目之下又分条出之，语言整比通俗，甚得宋明理学家“语录”体章法。诸多闪光思想，颇类今天“微信”中广为流行的“心灵鸡汤”。如《乐天》条有云：

胸次内有半点牵缠，不能乐；鸢飞鱼跃心底间无一毫卦碍，真觉海阔天空。

君子坦荡荡，未必尽富贵也，即贫贱亦坦荡自如；小人长戚戚，未必尽贫贱也，虽富贵亦戚戚自若。君子便易快活过了一生；小人何苦焦劳气了一世。

君子之乐从忧中来。乐不本于忧，此小人之无忌惮也；君子之忧从乐中去。徒忧而不乐，此小人之长戚戚也。

胸襟不可不疏爽；品行不可不谨严；处嫌疑当持以小心；任纲常当应以大胆。

乐清贫，容横逆，老来讨个安闲；忘机械，省安排，静处寻些快活。

寒蝉乐饥，不羡螳螂之饱；鸿鹄有志何须燕雀之知。

再如《感恩》条有云：

逢旱魃始知时雨之功；遇阴霾乃觉阳和之美；值虐政方念廉吏之恩；处乱世才识太平之福。

祈谷者祭田于春耕，秋成则不复诣田而拜谢；求雨者步祈于祠庙，雨足则不复望庙而叩酬。天下忘恩之事不一，观此可以类推矣。

怨可忘也，而德则断不可忘。盖忘怨不失为君子；忘德则近于小人。德可积也，而怨必不可积。盖积德尚难必其报恩；而积怨断难免其仇恨。

梁启超用“儒学和佛学结了婚”来比喻宋明理学不同于汉唐儒学之处，加上早已渗入儒学的老庄思想，实已形成所谓“三教归一”的新思想。自明代以来，这一思想对云南学界很有影响。《镜鉴》的作者在书中《中国有佛》《儒亦慈悲》《三教均重》等条，虽然表达了这一思想，但也注意到儒教与佛、道二教的根本区别：即儒教着眼于今生今世的“此岸世界”；而佛、道二教则着眼于灵魂归属的“彼岸世界”。其《儒先救世》条曰：

三教圣贤均为救世之人。但儒教则救于未事及有生之日；释、道（教）多救于既事及已死之时。然人能依儒教而仁义忠信乐善不倦也，则福积而灾自消。当不事求仙拜佛，救苦难于既事及已死之后矣。

《坚觚集》，四十卷，清·褚人获著，续修四库全书本

褚人获，明末清初笔记小说家，字稼轩，号石农等，江苏苏州人。他终身不仕，文名甚高，能诗善文，交游皆吴中名士。除此书外，还著有《隋唐演义》等。该书为著名大型立目式综合型笔记。卷首作者《小引》称此书“凡有禆王化、关名教之可劝可惩者，在所必录；以及邮亭歌咏之章，闾阎谐谑之语，亦记载而不弃”。署时：“康熙庚午”，即康熙二十九年（1690）。全书按编著、刊刻先后，分为正编、续集、广集、余集、秘集。每集又各分卷目，且多有清初名流如毛宗岗、洪昇、毛际可、张潮等人为之作《序》。内容广泛涉及清初以前，尤其是唐宋元明的典章制度、社会琐记、诙谐戏谑等，尤侧重于诗话联语和人物佚事。材料来源多袭改自历代著名笔记，如《老学庵笔记》《辍耕录》《草木子》《能改斋漫录》以及其他史志群书；明末清初之事也有闻自亲朋好友者。其所记云南事迹，大多属于后者，或有所本，未必空穴来风，故可资考证。

如，旧时常言“滇人擅（对）联”，或有一定根据。该书正编乙集卷一《对句》、卷四《杨一清》就记载了滇籍名宦杨一清和另一位滇籍郡守“善对”故事：

杨邃庵（一清）十二岁中举，至京，国公、尚书[1]同设席邀饮。尚书、国公齐递酒两盅，因曰：“手执两盅文武酒，饮文乎？饮武乎？”杨应声对曰：“胸藏万卷圣贤书。希圣也！希贤也！”

滇南赵某仕楚中，为郡守，好出对句。一日，见坊役用命纸[2]糊灯，遂出句云：“命纸糊灯笼，火星照命”。思之未得（下联）。至岁暮，见老人高捧曆日[3]叩头献上，拍案大叫！遂对前句曰：“头巾顶曆日，太岁当头”。老人以其怒己，叩首乞哀。（太）守语其故，厚赏而出。

此外，该书庚集卷一《三保太监》，引据《碣石剩谈》《七修类稿》等，考说郑和下西洋所得“夜明珠”、“九鷺香”等三种稀世珍宝，故人称其“郑三宝”；卷三《九字诗》，记云南中峰和尚所作九字梅花诗，赞其字韵险难；《杨邃庵词》条，记杨一清致仕之后所填《雁儿落》词，总结自己坎坷曲折、毁誉并见的一生；广集卷一《官司谚语》和《都下谚》，引述明代云南保山籍名宦张合著《宙载》中讽刺官僚机构和宦官贪腐的谚语等，皆可供参考。但也必须指出，正如作者《小引》所说该书“不序岁时之今古，不列朝代之先后”，包括所述云南之事，亦多有时空不明，内容荒诞之处。

《三异笔谈》，四卷，清·许仲元著，《笔记小说大观》本

许仲元，字小欧，松江人。生于清高宗乾隆二十年（1755），卒年不详。由幕僚得官，一生宦海沉浮。七十三岁罢官，羁栖杭州，因著此书。属立目式综合类笔记。惟文字率多冗沓，有失凝练，但据其所记得知，作者曾游历云南，故所记多为亲见亲闻，颇具史料价值。

如卷二《塑匠》条，记自元代迄于清中叶云南精湛的雕塑工艺，称“塑匠之工，以滇南为最，蒙元刘銮之遗规也”。昆明城隍庙东有“名臣像堂”，塑有诸葛亮、包拯、赛典赤·赡思丁、沐英、鄂尔泰、陈宏谋、杨名时、阿里衮、裴宗锡、尹继善，“像俱得其真，写之肖甚。中尹（继善）公尤妙，一手按膝，一手捻数珠，呼之欲应，若向人微笑者”。又东为圆通寺，“塑历代高僧，梵相与紫衣相间，外域自一祖诃摩迦叶，中土始祖达摩”。由于云南塑匠技艺高超，浙江地方官“曾不远万里，召滇工塑西湖上花神祠，故像皆意态如生！”同时，作者还就此驳斥人称南诏、大理时期云南不知孔子，只会崇拜、祭祀王羲之。称“六诏未入版图时，以（王）逸少为圣人，荐蘋释菜皆主之。予识滇中博士颇多，询之不知此故事。后历游（云南）外郡，儒、释均无祀（王）右军者！”审是。

同卷《滇医》条记云南土著医术，称“六诏远在天末，不但风土人情与中原异，至医药一途尤非平素所喻”。乾隆五十七年（1792），作者游滇中，督学山东日照人萧韶亭之弟，身患肿病，请过诸多名医，换了不少医药，非但不好，反而越医越重，“由股而腹而腰，循至胸脯间，日益肿痛”！这时，经一老吏推荐当地某“专医瘇胀者”前来试试。其人貌不惊人，“面目黧黑，短褐不完，竹冠草履，长揖而不敢坐”。萧公礼之，令诊脉，曰：“无庸，某治此三世矣，疗之易耳！”令开方，又曰：“无庸，予自有药。”萧韶亭也略懂医术，认为治病开药必须有药方为据，强令其开方，“其人乃嗫嚅曰：‘愚不解书，口授而公录之可。’公笑而从之。一曰‘上天龙’，二曰‘千头参’，三曰‘著地鞭’。公茫然搁笔，以问土著，亦无有能辨者。”在死马当活马医的危急关头，只好服用其自制土药。结果是“一炊许（一顿饭功夫），乃呼围桶（便盆），洞然一泄，而肿以顿退矣！”

此外，《朱秋芳》条记嶍峨（今峨山县）县幕（师爷）朱秋芳不畏地方豪强和官官相护，协助新任县令，勘翻多年冤案，为民除害之事。初，“嶍峨土豪李监生，富而横，悦佃人妇吴氏，妇性贞烈，利诱之不动，势劫之不动，贿其夫若父交逼之，终不动。” 李监生老羞变怒，竟然公开将吴氏夫妇和父亲残杀，“瘗（埋）之山，三年无敢发其事者”。新选县令“廉干有识”在朱秋芳的鼓励和协助下，最终惩罚了从前包庇此案的各级原任官员，“李监生已畏罪自缢，仍戮尸，从（犯）二人发新疆为奴。籍其家，以半给夫家；以半给妇家，吴氏旌表。于是朱秋芳之名，瑶僮至奉之为神！”

再如《翠纹石》条，记中缅边地所产宝石，“石产井中，在缅酋之祖墓旁，红者尤贵，蓝次之……翡翠出野人国，蕴黄石中，剖之乃得，大者綦难”。如翡翠中自然生成各种图案者价格更贵。“予运铅在楚，购一盘七枚，余多碎锦纹，不足异，惟一枚作一远树，桠枝四罩，薄霭蒙之，题之曰：月中桂”，价格不菲。《鸦片》条，记清中叶鸦片烟毒已遍布于云南，“予在滇时……滇中此时吸者尤多，几于比户有（烟）铺矣。”与此同时，云南和全国一样，吸食“起于淡巴菰（草烟）”的潮烟、水烟、生烟者也渐渐增多。作者认为“蠹国病农，莫此为厉”，决反对吸毒和种植烟草。至于《滇省命案》条，记元江、新平、宜良所谓“尸头蛮作祟”造成各种奇奇怪怪的命案，则大多属耳食流言，并不可信。

《重论文斋笔录》，十二卷，清·王端履著，续修四库全书本

王端履，清代著名藏书家，字福将，号小谷。浙江萧山人，嘉庆十九年（1814）进士，官翰林院庶吉士。其父王宗炎以其“十万卷楼”藏书著名一时，端履继承王氏家藏，将书楼命名为“重论文斋”“南野草堂”。该书为不立目综合型笔记，卷首作者自题其撰著过程曰“偶有闻见，类聚有方。录之于笔，以当知囊。虚縻翰墨，习以为常。积久成帙，语焉必详。驳而不醇，杂而无章”。端履与云南之关系不详，可能与云南籍翰林龚绶同朝为官。故卷七有祝贺龚绶新婚一条曰：

昆明龚检讨绶馆选[4]时尚未受室，散馆后始乞假旋里完婚。因绘《玉堂归娶图》，遍索都门题咏。予为赋四绝云：“学士头衔署玉堂，八砖花影许回翔。吹箫本是神仙侶，定向云中引凤凰”（下略）

又如卷一记清代滇籍名宦景东程含章之廉洁曰：

景东程月川含章巡抚吾浙，俭德清风，士民至今爱戴。吾邑有西兴改筑条石 盘头之役。公轻骑查阅，先期移书司事曰：“吾到西陵，日已中（午）矣，势不能不一餐。今与诸君约，鲜果四碟，鸡鸭鱼肉豆腐做羮，青菜做汤，六盂而止。其余执事人役，各给饭钱，命其在舟中煮食，不令登岸。众嫌其太简，时汤协揆以侍郎丁忧家居，主局事。曰：“中丞人极诚朴，竟遵其命可也。”翌日渡江，相见甚欢。命办工绅士共案同食，笑语移时。挂帆回省，有一黠吏语予曰：“今日亦与抚军同食。”予惊问故，曰：“撤下残肴，某等群聚而噉之，非与抚军同食而何？”满座粲然！

考龚绶，字莲舫，昆明人。嘉庆十六年（1811）进士，选庶吉士，散馆后官山西按察使、湖南布政使等。按科举习俗，他自然是王端履的前辈。程含章，字月川，云南景东人，嘉庆初以举人大挑为县令，逐渐以政迹突出，先后升任河南布政使、江西巡抚、浙江和山东巡抚等。相当于今天省部级官员。

《于役广南日记》，一册不分卷，清·黄诚沅著，铅印直排本，云南开智公司代印，时间不详

作者生平事迹见此前相关条目。此书属不立目专题型笔记，无序跋。据全书内容考订，光绪二十八年（1902）七月，“云南粮署道新化魏公荫伯（光焘）”前往云南文山地区察看“南防军务”，处理“游匪”问题等，作者“奉命随行”，因撰此书。按行程记录一路见闻，间附相关考证。时间起自是年七月初一日从昆明出发，至十二月二十八日返回止。其间，作者还绘有《广南图》《滇粤黔三省交界图》，惜未印入该书。作者以广西人长期寓滇，稔知滇东南及两广情况，故其所记，对于研究清末这一地区的地理历史、社会状况等，或有参考之处。

如作者考释“广南”得名之起源曰：“广东、广西之名，肇于宋之广南东、西道，而‘广南’之称，则合广州、南海以为名，盖广州为岭南始建之州，南海又为通道首置之郡。且其地介居南服，名以‘广南’，亦隐寓辟土开疆之义尔”。又说，两广的分界得名是广信县（即梧州府苍梧县），其东曰广东；其西曰广西。再如，考说大理国与南宋互市之“横山”曰：“宋之横山寨，今新设之恩隆县，俗曰：‘马平’。粤西土语往往颠倒阙词，谓之‘平马’云者，犹言马之聚牧之坪。宋立此寨与南诏互市，亦缘田州横山郡为名，而土人则直呼之，相传以至于今。诸书不知其地所在，妄以南宁府东横山当之，误矣。”皆可聊备一说。又如，记广南土官之沿革曰：“广南土同知侬氏，宋贼（侬）智高之胄也。智高兵败穷蹙，遁入特磨（道），于是子孙遂世居其地。历元及明，皆授以宣抚使、土知府诸职。迨本朝雍正间改土归流，乃降土官知府为世袭土同知，衣租食税一切民事则咸归流官府县治理，土司不得过问也。”

此外，该书还记载了作者参加镇压所谓“游匪”的事实，据称此“游匪祸乱广南”一带已达十年之久。然何谓“游匪”？语焉不详，有待考辨。

《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郑天挺著，中华书局，2018年

郑天挺（1899～1981），中国近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字毅生，福建长乐人。192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1922年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1924年毕业，任教于北京大学、浙江大学。抗日战争爆发，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兼总务长（1941年以后），北大文科研究所副所长。1949年后，任南开大学历史系主任、副校长，《中国历史大词典》总编。为第三、五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民进中央委员，中国史学会主席团主席等。

此书部分内容曾由作者之哲嗣南开大学郑克晟教授整理后，刊于《大理文化》1991年第2～3期。现经中华书局俞国林进一步点校全帙，因其主要记涉西南联大之事，故题此书名。《日记》记事起自1938年1月，迄1946年7月，虽略有少量内容缺失，但所记长沙“临大”迁滇，至昆明“联大”三校复员之历史，大体连贯可按。具体内容多侧重于作者的生活、工作、交游和科研等，也自然涉及“联大”八年以昆明为主的社会生活。

例如，作者从长沙来滇时，其友人就建议他“留意南诏史料”，因地制宜地研究与云南相关的历史。这也是当时众多迁滇学者共同的学术拓展。据《日记》载，作者到滇之后，便努力搜集、研读《云南备征志》《蛮书》《南诏野史》等云南地方文献，先后撰有《历史上入滇通道》《关于夷民译名问题》等学术论文（专文发表，不在《日记》之内）。1944年的大理之行，则是作者所记其从事“滇学”研究较为丰富的内容之一。

是年暑期，作者和联大蒋梦麟、罗常培、游国恩，云南大学徐嘉瑞、吴乾就等；并两校少数助教、学生如王玉哲、田汝康、吴征镒等，应大理士绅严燮成、杨克成等邀请，前往大理访古考察，搜集史料，助修大理地方志。同时，也为办在大理的“干训团”讲学等。是年7月20日晨，从昆明乘“卡车改成的旅行车”出发，自带行李，人物混装，十分拥挤。车行三日，始抵大理，住县立一中。此后，在罗常培先生的总领导下，分为8个组开展工作，作者在文史组。随时冒着敌机轰炸的危险，在当地人士的指引下，先后非常详尽地考察了下关、大理、喜洲、以及苍山洱海之历史遗迹；搜集到大理地方志书、族谱家谱；考识碑刻，访问故老。8月20日，又从大理启程，24日，经祥云返昆。《日记》按时日记录了这次大理之行的生活、工作以及见闻等。诸多内容对于研究云南地方史、大理历史遗迹等，仍颇具学术参考价值。

例如，7月26日，作者并蒋梦麟、吴乾就等15人游苍山中峰，考察《元世祖平云南碑》。作者记当时该《碑》情况，并提出自己的看法说：

《元世祖平云南碑》，《碑》东向，旁无村社，惟西南稍远有财神庙。《碑》甚雄巍，以石环其缘，无亭盖，《碑》阳刻“世祖皇帝平云南碑”八篆字，分二行；额阴刻三佛像。《碑》阴字已泐，无一可辨。《碑》阳字甚清晰，分二段。程文海撰文。此《碑》余甚疑之。立《碑》时日，有年月无年号，一也；《碑》题与撰文分列上下二段第一行，二也；《康熙府志》谓“《碑》今无存”（卷二十三《古迹》）三也；立《碑》处四无盧舍，亦非平野，不似驻驆之所，四也；《碑》立面城，后无所凭，五也；《碑》额刻佛像，六也。岂后人重立之欤？又，《碑》立处有无移动？均待详考。

再如，作者在大理搜集、阅读了董氏、张氏、段氏、尹氏、杨氏、杜氏、谭氏等著名家族的族谱、家谱等。他特别关注其族源变流和婚配历史。基于云南学者陈荣昌等人的研究，他进一步提出自己关于民家（白族）与汉族历史关系的思考说：

自到迤西，得读诸家族谱，颇有愚妄之推测：一、纯粹之民家为汉化最早之土著民族，其姓氏如“哀牢九姓”之属，乃汉化后所加；二、同姓者未必同族，故同姓多相婚嫁，及汉化更深，或与汉人交往久，嫌其不宜，乃微易其字以示别，如“杨”之于“阳”、“羊”；“张”之为“章”之类。“阳”、“扬”姓甚稀，而世家族谱诰封中反常见。至于平民之墓碑，则“杨扬氏”之称到处皆是。抑或土著本俗系母系制度，不禁同族之婚，则待考矣。三、上门之风甚盛，血系轇轕混淆。四、此间社会传统，初期盛夸南诏，其后则推朱明，故诸家族谱于两者均不肯放弃，亦不顾其矛盾。如董氏称“始祖南诏董成自金陵迁滇”。其例甚多。此种假设乃一时想象，尚无学术根据。

关于“联大”八年所经历的艰苦生活，作者也多有真实的记录和切身的体会。特别是非常频繁的敌机轰炸，给昆明人民带来无尽的痛苦和巨大的损失。据《日记》所载，1940至1942年，空袭最为惨烈，“跑警报”已成妇孺皆知的常识，乃至昆明儿歌有云：“预行警报，穿衣戴帽；空袭警报，出门就跑；紧急警报，心惊肉跳；解除警报，哈哈大笑。”作者记1940年10月16日所见云大、联大等地被炸情况曰：“云大会泽楼中弹未毁。至公堂正中中弹，惟余四壁。农学院中弹，屋倒甚多。出云大，至文化巷，诸屋均毁，南端尤甚，一穴较西仓坡为大。更南至钱局街，造币厂一带并毁。更转至翠湖南路，亦有弹裂处。在（联大）师范学院，操场中又弹穴最大，或曰在千五百磅也。呜呼惨矣！”又引《昆明朝报》载，1941年1月31日，27架日机先后对昆明市区轮番轰炸，“文庙中弹四枚，大成殿全毁”，其他被毁屋舍不可计数，炸死平民数十人。尤其令人发指的是，1945年9月，日本已宣布无条件投降，敌机还依然对昆明偶有轰炸！（未完待续）

注释：

[1] 明朝武官为世袭，“国公”是一等世袭武爵；而“尚书”则为文官。

[2] 命纸，这里指用于算命、联姻用的纸页，上书当事人生辰属相等。又称“八字命纸”。

[3] 曆日，即曆纸，记一年节气时日。除提醒农事外，也代表皇朝权威，故多由政府掌握颁印。

[4] 馆选，指从每科新进士中考选庶吉士入翰林院，学习三年，散馆后再授官职。俗称“点翰林”。

〔作者系云南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