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史料笔记叙录（三六）
朱端强
《广志绎》五卷，附《五岳游草》，顺治元年和康熙十五年刻本，《台州丛书》本，中华书局标点本
明·王士性撰。士性，字恒叔，号太初。《明史》卷223有传，但不详生卒宦迹。中华书局标点本《广志绎》附录引康熙《台州府志》记其“万历癸酉（万历元年，1573）登贤书，丁丑（万历五年，1577）成进士。初授朗陵令，有异绩，考选礼科给事中，伉直有声……素以诗文名天下。且性好游，足迹遂遍五岳，旁及蛾眉、太和、点苍、鸡足诸名山。所著有《五岳游草》《广游记》《广志绎》诸书……”该书《自序》作于万历丁酉，即万历二十五年（1587）。但不详宦滇之事。检读全书，尝言“余备兵澜沧”，“余官澜沧两年”，“余入景东”。明朝在今云南丽江永胜一带设立“澜沧卫”，士性或在此有过公干，故得游云南。其游滇时间，据《五岳游草》卷七《泛舟昆明池历太华诸峰记》称：“余以辛卯春入滇之迤东”，同卷《游鸡足山记》自著时间“辛卯腊望后三日”，知其万历十九年（辛卯，1591年）入滇不误。
该书属地理游记。卷一《方舆崖略》，概说天下山水地形，以为总纲。此后，依次为两都，江北四省，江南诸省和西南诸省。其所记云南部分不立子目，内容尤详于滇西地区，广泛涉及历史、政治、经济、地形、天气、道路、矿产、土司、风俗、外交等。由于作者在滇生活有年，故其所记并非浮光掠影之见，实可供研究明代云南史地者参考。如卷四，据作者宦游滇西所见，记当时“江右人”尤其是江西抚州人为何流寓云南？以及他们在边远少数民族地区的一些活动云：
江浙闽三处，人稠地狭，总之不足以当中原之一省。故身不有技则口不糊，足不外出则技不售，惟江右尤甚。而其士商工贾，谭天悬河，又人人便足以济之。又其出也，能不事子母本，徒张空拳以笼百务，虚往实归。如勘舆、星象、轮舆、梓匠之类，非有盐商木客、筐丝聚宝之业也。故作客莫如江右，而江右又莫如抚州。
余备兵澜沧，视云南全省，抚州人居十之六七。初犹以为商贩止城市也，既而察之，土府土州，凡僰倮不能自致于有司者，乡村间征输里役，无非抚人为之矣。然犹以为内地也，及遣人抚缅，取其途经酋长姓名回，自永昌以至缅莽，地经万里，行阅两月，虽异域怪族，但有一聚落，其酋长头目，无非抚人为之矣。
由于人口压力和战乱等原因，元明以来，江浙闽广人不断移入云南。他们或随军屯垦，或殖货经商，或无业流浪。就中的确以江西人最为活跃。作者对当时寓滇的抚州人口之估计虽然偏高，但至少可以说，当时在云南经商的江西人最多。检明清云南地方志，遍布云南有万寿宫（江西移民所建）或江西会馆（晚出），滇人自古以来有“江西老表”或“老表”之称，皆是最好佐证。应当说移入云南的江西人大多数是从事正当经营的好人，他们和其他外来移民一样，对发展古代云南经济起过重要作用。
但也不排除一些“来者不善”的流民，他们窜入边疆地区，勾结土酋或地方官，欺诈淳朴胆小的少数民族。该书卷五，就记载了澜沧地区某些江西奸人诈骗“土人”钱财的案件。说他们暗中勾结，唆使一年老多病的江右流浪汉与当地“土人”发生争端，“竞相推殴而死”，遂将土人告官索赔，骗取巨额钱财。“及侦之，其事同，其骗同，其籍贯同，但发与未发，结与未结。或无辜而死，或幸而脱，无虑数十家。盖客人讼土人，如百足虫，不胜不休……独余官澜沧两年，稔知其弊，于抚州客状，一词不理！”
此外，该书记明代云南采矿和冶炼情况有云：
采矿事唯滇为善。滇中矿硐，自国初开采至今，以代赋税之缺，未尝辍也。滇中凡土皆生矿苗，其未成硐者，细民自挖掘之，一日仅足衣食一日之用。于法无禁。其成硐者，某处出矿苗，其硐头领之，陈之官而准焉。则视硐大小，召义夫若干人，义夫者，即采矿之人，惟硐头约束者也。择某日入采，其先未成硐，则一切公私用度之费皆矿头任之，硐大或用至千百金者。即硐以成，矿可煎验矣，有司验之。每日义夫若干人入硐，至暮尽出硐中矿为堆。画其中为四聚。瓜分之：一聚为官课，则监官领煎之，以解藩司者也；一聚为公费，则一切公私经费，硐头领之以入簿支销者也；一聚为硐头自得之也；一聚为义夫平分之也。其煎也，皆任其积聚而自为焉。硐口列炉若干具，炉户则每炉输五六金于官以给札而领煅之。商贾则酤者、屠者、渔者、採者，任其环居硐外。不知矿之可盗，不知硐之当防，亦不知何者名为矿徒。是他省之矿，所谓“走兔在野，人竞逐之”，滇中之矿，所谓“积兔在市，过者不顾”也。
此外，该书所记云南时差，滇盐生产，昆明沐王府的设计规模，景东之风物，大理苍山之景色，丽江木氏土司，永昌移民，滇西特产，云南道里以及麓川和缅甸史地等，亦颇多参考价值。
附《五岳游草》，旧题《王太初先生五岳游草》，十二卷，清初刻本。卷首有冯甦、潘耒两《序》，皆作于康熙辛未，即康熙三十年（1691）。其书为作者旅游诗文之作，按足迹所至，每卷各分上、下篇，上篇为文章；下篇为诗作，而以诗作为主。其中，卷七《滇粤游》上和卷十《滇粤游》下乃游滇诗文。所收作者游历昆明太华山以及九鼎山、点苍山、鸡足山四篇《游记》和诗章。尤为珍贵的是，作者附录所绘滇池、鸡足山和点苍山形胜图三帧，极为精美清晰，可供有关研究者参考。
《古今奇闻类记》，十卷，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明·施显卿著。显卿，字纯甫，号九峰山人，江苏无锡人。嘉靖三十一年（1552）举人，曾官新昌县知县。其余事迹不详。此书约成于万历四年（1576），杂取小说、史传、方志等，按天文、地理、五行、神祐等，分类立目叙事，条目之下，一律注明出处，编撰态度严谨。虽书称“奇闻”，内容却并非皆属荒诞不经之事，其中涉滇史料或可资考证。
如人皆知汉武帝为征服云南，曾在长安开凿“昆明池”练习水战，但“昆明池”究竟如何，却鲜见具体记载。该书卷三《石鲸鸣动》条，据《西京杂记》等书，记所谓“汉习楼船”曰：“昆明池在汉上林苑，元狩二年，武帝欲伐昆明，穿此池以习水战。周围四十里，中有‘豫章台’，刻石为鲸鱼。每至雷雨，鱼常鸣吼，鬣尾皆动。汉世祀之，以祈雨，有验。杜工部诗：‘石鲸鳞甲动秋风’，盖刻石之鲸鱼相传有灵也。”同卷《云南山移分裂》条，据《謇斋琑语》等记丽江地质突变曰：“国朝成化庚子（按：成化十六年，1480年）五月间，云南丽江军民府巨津州（按，今玉龙县巨甸镇）白石山，长四百余丈。距金沙江计二里许。一日，忽然山裂中分。其一半走移于金沙江中；与两岸云山相倚，山上木石依然不动。江水壅塞逆流，淹没田苗，荡柝民居”云云。不禁使人想起丽江“虎跳峡”之类的自然景观是否如此形成？再如，卷七《李僧龙听讲经》条，据《一统志》等记南诏时“无言和尚”的传说，称和尚姓李，继承祖父“精密（宗）教，”常常持一钵可求晴雨。被南诏王蒙氏封为“灌顶法师，尝于大理崇圣寺讲经。有老翁立听。听毕，乘风云而去。众惊问之，曰：‘洱水龙’也”云云。又如卷四《温泉》条，据《一统志》等记云南重要温泉云：“云南安宁州汤池在州北一十里。云南温泉非一，惟此为最，色如碧玉，可见毛发。临安（今建水）温泉在府治西，水如汤。每春暮，郡人浴三日乃归，谓之‘祛时疫’。又西北四十五里及三州四县俱有之。腾冲温泉有四，一在城北马邑村；一在城东南大洞村；一在城南罗冲村；一在城西缅箐村，水沸如泉，人多浴之。”则非常写实，或可供今天开发、利用云南温泉参考。
《明世说新语》，八卷，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明·李绍文著。绍文，字节之，江苏华亭人，生平事迹不详。除此书外，尚著有《艺林累百》等。《四库全书提要》称，此书仿刘宋刘义庆《世说新语》体例，分类记说“有明一代佚事、琐语，迄于嘉（靖）、隆（庆），盖万历中作也。”所涉云南史料不多，材料来源大多闻自当时宦滇游滇亲朋好友，或有一定参考价值。
如卷四，记云南大理石当时非常珍贵，简称“石屏”，宦滇官员往往以此作为礼品行贿赠人。但有李邦伯者（按，未言其名，一般称“邦伯”，指地方最高官，相当于省长），“独寓意于《送行诗》中有云‘相思莫遗石屏赠，留刻南中德政碑！’”时人评曰“可谓得业相劝”。同卷，记滇籍名宦杨一清“有故人餽宝珠一斗，受之，客去，分劳左右立尽。有贫归者，发囊助给，率数十金。罗念庵（按，指罗洪先，明代著名思想家）曰：为天下用财不以私蓄，即此于一介不取可也”。但有几人有此人品官德呢？
相反，据作者记载，当时在滇为官者“非愚即污”者也不在不少。如卷七，记开化府（按，今云南文山）“汪令贪甚。讼者无问曲直，皆罚金。民皆咨叹，以讼为戒。令訝，问其故？一吏进曰：‘政谓明府贤明，民化之，不好讼耳’”。面对“吃了原告吃被告”的贪官，谁还敢去打官司？此属下吏是会拍马屁、还是出于讽刺？公然说：您老贤明，把人民教化得非常和谐，大家就不爱打什么官司了！再如同卷，记滇中某“督学”（相当于今省教育厅厅长）“讲道学不已，讲毕，问诸生曰：‘今日所言若何？’一生对曰：‘宗师是天人，今日所言皆天话！’”明清“道学”多属宋明理学糟粕，讲来讲去，老生常谈，令人生厌。滇人自古以来称不着边际“大话”为“天话”，此生以“天话”对“道学”，滇人岂无幽默感？
此外，记寓滇状元杨升庵在云南的文化活动，记杨升庵与云南保山名流张含之诗书情宜等，亦颇有参观之处。但也必须指出，该书虽效仿《世说新语》，却无论思想内容还是文学水平都不可与《世说新语》相比。并非明人佚事本身不精彩，而是作者之才气十分有限，可见传世名作不是可以随便模仿的哟！
《善善录》，一册，不分卷木刻本，刊刻时空不详。云南省图书馆藏书
清·李文耕著。文耕字心田，云南昆阳人。嘉庆七年（1802）进士。先后任山东邹平、冠县知县；胶州、泰安、沂州府知府，升浙江盐运使等，改官贵州。任内政声卓著，时人称“李青天”。道光十三年（1833），退休回乡。他以推崇正学和纠正不良社会风气为己任。在山东做官时间最长，死后，人们将他奉入当地“名宦祠”。
立目式综合型笔记，杂录作者在山东任内之案牍文、告示、信函、题跋、书序、课艺等。书名“善善”，旨在提倡伦理道德，劝人为善之意。其记事虽不具体涉关云南，但对于研究这位著名滇籍循吏之政治言行、吏治行为都很有教育意义。
如《家训六字说》条，记嘉庆十四年（1809），作者将其“和顺、勤苦、俭约”六字家训略加疏证，编为韵语，广为刊布，用以教育启发治下士绅民众。其语有“处家之道，第一和顺；勤苦相先（自注：争相勤苦）；俭约自询（自注：时时检查是否俭省节约）。保此克昌，失此百釁，各尽其道，反身勿吝。”又曰：“乡先贡仰泉公常训耕治家之道以‘和顺’为命脉；以‘勤苦’为精神；以‘检约’固元气，而要之以‘反身’为盡。耕谨识之不敢忘。”并以此教育孩子和大家，希望人人“亲亲长长，勤生理而裕盖藏”，社会和谐，减少犯罪。又如《书冠县李氏六世同居额后》条，记山东冠县贡生李贵时“高、曾、祖、父、儿、孙六世”和睦同居，六十余人不分家！全靠“公平”二字维系各房团结。作者欣然为之题额表彰。今天，我们当然不需要，也不可能出现如此巨大的家庭，但“公平”二字仍是维护家庭和睦、社会和谐的需要。
又如《与州属各寅好》条，是作者致同僚的一封论及吏治的书信，作者提出“居官之大戒”，在于“蒙蔽“二字。“盖上下内外，非蒙蔽无以行其奸欺。而一受蒙蔽，则百病丛之。蒙蔽之在内者，有官亲家人；蒙蔽之在外者，有滑书蠹吏。内外勾连，鬻情卖法，则为官者孤立无与，而坐听声名败裂”。要免除蒙蔽，当官的要常守一个“勤”字——“勤省阅而案牍之压搁者少；勤勾稽而出入之侵欺者远；鞠讯勤而情伪悉，孰能乱我聪明？决判勤而拘系释，谁能肆其鱼肉？……一勤而百事治，何蒙蔽之足患乎？”在众多信札中有《谕子帖》二，是作者写给自己两个儿子的两通书信，很值得一读。
第一通阐明自己有关“忠孝”和家庭教育的观点曰：
谕慎儿、蕙儿：人生各有当为之事。就现在而为所当，即是修身立命，善之大者也。尔等现在衙门中，第能安分守矩，不惹外事，不坏我声名，孝之一也。保守身子，不致疾病，免使我忧愁，孝之二也。小心敬慎，照料家务，省我烦劳，得养精神，孝之三也。守此三件，使我无内顾之忧，将全副精力都用在公事上，报国安民，荣及先人，泽流后嗣，尔等亦与有忠荩之助焉。人生大节无过“忠孝”二字，尔等虽因我做官耽误，不得成名，然现在可以尽孝，可以尽忠。立品立德，立身立家，大有事业在此，不可轻看了自己，贻误至于管教子弟。节省衣食，为自己惜福，为子孙惜富，以及谨慎待人，而各使之安；宽厚驭下，而悉使之奋。蕴酿一家和气，消弭内外嫌隙，皆统于“忠孝”之中，而推广无穷者也。其曰思勉之勿怠！
另一通如实写出了自己清廉为官，宦囊萧然的情况和思想曰：
谕德慎、德蕙：我服官东省，做过苦累之缺；亦做过美好之缺。而至今尚右绌左支，避债无术。昨友人有责我不善理财者，我竟逡巡跼蹐，无一词以对。然静思我无声色货利之好，糜耗财物。除办公不惜及寅友急迫，量力捐助外，并未尝多用一钱夤缘当路！是谨慎财利者莫过于此。我所不善理者，唯不能巧取于民耳。夫巧取于人者，举气节声名一朝弃之，惜矣！甚者不有人祸，必有天殃，岌岌乎危哉！若我之不巧取者，乃不敢强夺乎人之所必争，妄干乎天之所不与。财虽不裕，心则安焉。历想数年来债主临门，一时逼索难受！此外或难办之件化险为夷；或难处之事，变急为缓，毋亦有得力于‘不善理财’者乎？尔辈学思胜人，利思让人，甚无惑近小之便利，忘正大之规模，务巧取而令人笑汝拙，且危其后也。
清朝官俸为中国历代之最低，故一个清廉不贪的中下级官员要维持应有的绅士生活，往往真的要靠借债度日！除文耕之外，云南清官钱南园等人也要借债生活，就是明证。文耕之借债为官，除了清正廉洁之外，还因有“量力捐助”生活更加困难同僚的义举，其官德人品就更为高尚！但事实证明，不贪不占的清官毕竟太少，所以清政府曾一度给各级官员增发“养廉银”（按，相当于反贪补贴）。然而，令人深思的是，今天如白恩培等高官的俸禄和生活水平，同比清朝，不知要高出多少倍，足以维持其“现代绅士”的生活水平，但他们贪脏的数额，同比清朝，却又更多更大！什么原因？读以上文耕之信得知，结论恐怕只能是：他们既无“名节”廉耻可言，更不怕“天殃报应”之谴。正所谓“彻底的唯物主义是无所畏惧的”啊！
《清华园日记》《西行日记》，增补本，一册，三联书店，1999年版
近·浦江清著，浦汉明整理。浦江清（1904～1957），江苏松江人，1926年东南大学外文系毕业，经吴宓推荐，到清华国学研究院任陈寅恪助教，研究西方的“东方学”文献，精通多门外语。以学识渊博著称。1933年与冯友兰同赴意大利、法国、英国游学。1934年回清华大学任教。1937年随校南迁，任长沙临时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1938年来滇，任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与朱自清等创办《国文月刊》，一度担任主编。1940年，送母回乡，一度滞留上海，闭门著述。1942年，又取道闽广七省，只身历险，重返西南联大任教。1946年随校离滇北返。先后任清华、北大教授。1957年因病去世。所著有《浦江清文录》等多种。
整理者为浦江清先生之子。其《后记》称《日记》初版据家藏原稿，经浦江清先生好友吕叔湘先生选定，“尽量保持原貌，不作整段删节”，惟《日记》原非完整，虽经再版增补，亦有部分内容“因为涉及一些人和事，目前还不宜发表”，窃以为，这是民国诸多名人《日记》之共性，可见历史研究欲求其真，又谈何容易！
《清华园日记》（上）记事起自1928年，终于1936年，《清华园日记》（下）起自1948年，终于1949年。中间插入《西行日记》，记事时间起自1942年5月28日，终于1943年2月9日。对于研究作者第二次从上海返滇之历程，作者等联大教授在云南的工作与生活，以及当时昆明等地的社会状况等，提供了不少真实的史料。如记1942年清华文科研究所之生活曰：
清华文科研究所在龙泉镇（即龙头村），在城之东北约二十里许。与佩公（朱自清）十时出发，午刻到。见（闻）一多、俊斋（？）长谈。又见冯芝生（友兰）先生，冯有家在彼，离所址不足半里，（陈）梦家亦有家在彼。所址仅一乡间屋，土墙，有楼。中间一间极宽敞，作为研究室，有书十余架，皆清华南运之旧物。先提至滇，未遭川中被毁之劫。书桌八，闻、朱、许、何善周（助教）、朱兆祥（助教）、范宁（研究生）、刘功高（助教，女）、另一哲学系研究生。余来，刘功高搬至楼下。卧室则在两厢房。闻及其眷属占其一，朱、许、何占其一，余来乃在室中加一铺。研究所由一本地服役并做饭。七八人但吃两样菜，一炒萝卜，一豆豉，外一汤而已。极清苦。据云每月包饭费四百元，且由校中贴些茶水费，否则要五百元云。
《日记》反映，尽管生活条件非常艰难，作者并联大师生并未丧失以教育和学术救国的职责，教学和科研照常进行。如作者一直坚持撰写其名著《花蕊夫人宫词考证》、与陶光等学者在昆明为研究和发扬昆曲而努力、先后接待牛津大学希腊文学教授Dodds和中国文学讲师Hugheos的访学等。同时，他们也从未丧失对生活的热爱，他们团结互助，工作之余，也常在一起聚餐，看电影、打牌、赶乡街子。始终洋溢着乐观主义的精神。
《滇贤生卒考》，一册，稿本，云南省图书馆藏书
近·方树梅著。著作生平事迹见此前相关条目。属云南历史人物研究笔札。与作者所著《滇南学者生卒考》内容大体相同，先后用“学山楼稿纸”和“云南丛书用纸”写成，则可初步确定为作者参修《云南丛书》前后所为，个别条目为解放后增改。《滇南学者生卒考》卷首《弁言》曰：“余辑《滇南碑传》为一集，复将碑传中之学人而有生卒年月日者，依生年时代摘出；其无碑传之学者，亦力加蒐访，得一百十人，分为三卷，颜曰《滇南学者生卒考》”。次为赵式铭《题词》，语有“独为滇贤识存没，去留亦足争青史”。
全稿起自明人兰茂，迄于周钟岳等解放初期去世的著名人物，而以清代人物最多。每条著录其籍贯、姓名、字号、简要生平、重在注明其生卒时间和享年数。生卒尽量精确到年、月、日，不确者，则据实空缺。凡有碑传可依者，则于文末注明出处，无则空缺。如“嵩明兰茂，字廷秀，号止庵，别号和光道人（按，中略，简历）生于洪武丁丑，卒于成化丙申，年八十。李澄中有《祠堂记》”。又如“剑川周钟岳，号惺庵（按，中略，简历），生于光绪丙子十月十七日，卒于一九五五年乙未三月初六日，年八十。方树梅有《周钟岳事略》”。
《滇贤生卒考》较《滇南学者生卒考》更为简括。看似前稿之未完改本。人物不限于“学者”，故扩大为“滇贤”，删去卒于解放后之人物，而总数却增为122人。体例和内容也有所调整。每条先抬格著录其籍贯、姓名和享年数，再低格注明其字号、生年、科第、职官、卒年、著作。整比划一，文末不注出处或有无碑传记录，更似工具书。如丽江木氏土司三代人物著录形式如下：
丽江木公，六十岁。
公字恕卿，世袭土知府，工诗，杨慎为录一百十有四首，曰《雪山诗选》，叙而传之。生宏治甲寅，卒嘉靖癸丑九月。
丽江木青，二十九岁。
青号松鹤，（木）公之曾孙也。能诗善书。殁后，子增刻其诗曰《玉水清音》。生隆庆已巳，卒于万历丁酉。
丽江木增，六十岁。
增字生白，土知府，著有《云薖集》。生万历丁亥八月十七日，卒顺治丙戌。
众所周知，编著工具书，嘉惠后学，有益于提高科学研究的速度、深度和质量。然而，如今愿意埋头从事这一重要学术研究工作的人越来越少；所谓科研评价的视角也无视或无知于这类著作的价值。反之，某些抄袭剽窃、耸人纵听和毫无意义的所谓“论著”却甚嚣尘上。长此以往，科学研究，特别是人文科学研究，只可能永远停留在低水平上互相重复了。
（未完待续）
（更正：本刊2018年第3期目录和正文之大标题，漏为“云南史料笔叙录”，应为“云南史料笔记叙录”，特此更正）
〔作者系云南师范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