育人桃李满园 设计硕果累累
——记高级工艺美术师董坤维
张 俊
在云南工艺美术界提到董坤维先生之名，可说是35岁以上的人几乎无人不知。不过对他的更多情况，因他向来不愿多讲自己，所以哪怕常接触他的人也知之不多。据《中国当代艺术界名人录》介绍：他是中国包装协会会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云南分会会员，高级工艺美术师，从事美术设计工作40余年，因设计的作品新颖、独特而在国内外多次获奖。对于他出自哪一艺术院校，师从哪位老师以及在美术教育方面的才能与贡献方面，却一直鲜为人知。
呕心沥血育苗
上世纪50年代后期，在昆明市圆通街初地巷有一所美术学校，校内聚集了一群来自四面八方的热衷于艺术的学子。这所学校录属于昆明市文化局系统的美术服务部。
1959年市文化局为培养更多文艺人才，决定筹办一所艺术学校，其中有美术班，师资和学生皆从美术服务部和美术学校中选取。当年笔者在此校求学，我们这批将转入艺术学校的学生，属入校较晚的一群，在即将转入新的更正规的校园之际，大家十分兴奋，对哪些老师将去任教更是十分关注。当时的美术服务部可谓人才济济，有几位老师出自有名气的美术院校。
1959年秋季艺术学校开学了，校址在昆明文庙内。文庙是一座典型的中国传统式园林，有气势恢宏的殿宇、掩映于苍松翠柏间的畔池、小桥、亭阁。在供奉孔圣的庙堂中办起了这所学校，肃穆的文庙顿时热闹起来。学校除美术班外还有音乐班、滇戏班、评剧班，园中随处可见人作画写生，吹拉弹唱之声不绝于耳。
当时美术班学的科目不多，除文化课外，还有图案设计、舞台美术等专业课。毕业于鲁迅美术学院的何群老师教授我们素描课。担任班主任的是董坤维老师，他又教授水彩画。对董老师任教，因他当时的知名度不高，我们有些意外。
何老师与董老师都很年轻，不到35岁，两人的个性都十分鲜明。
何老师不修边幅。那年代，这样那样的体力劳动较多，他有时甚至裤脚卷得一边高一边低，就走上了讲坛。凭这“风度”谁相信他受过高等美术专业教育？也许是他毕业于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缘故，早年的“延安精神”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在他身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何老师的言谈也跟他的衣着一样朴实与随便，就像一个墨水喝得不多的工农干部。他操着一口浓浓的滇南口音，授课时他很少讲长篇阔论的理论，或者说他单纯讲理论的时候不多。每次画新习作前他只是简要地讲几点要求，就让同学们作写生练习，他喜欢在绘画的过程中发现谁有问题再作具体辅导，再即兴讲述一些理论。
董老师似一位学者常戴一付窄边的眼镜，着装特别整洁，从不忘记扣中山装的风纪扣，举止儒雅，文质彬彬，讲话十分有条理而耐人寻味。他非常重视绘画理论的系统性，对基础理论中的比例、透视、构图等原理都结合一些作品作细致讲解分析。例如讲构图的均衡，他首先形象地讲通常一幅画要有稳定感，画幅的左右两边不可一边过轻，一边过重，讲到这里他把一幅水彩画用图钉按在黑板上。这是英国著名画家捷·梅里俄的《干草场》，画面一侧近景是一个高大的干草堆，另一侧是稍远处的几间小土屋。他说均衡原理就象一杆秤，远处的小屋就似秤砣，体积虽小，但是能与草堆取得平衡。讲到构图中如何体现人物的主次关系，他以《巴黎的当铺》为例，来说明人物在画面中的位置、主体与陪衬的色彩关系等因素。这些形象的画面，生动的比喻让我和几位同学至今难忘。
每逢作一个新课题练习前，他都较详细地讲目的意义，注意要点，比如画两个物体以上的静物组合练习，他就强调要注意各个物体在整幅画中的大关系，要把它们进行比较，找出各个物体的造型、色彩、质感等方面的特点。
董老师的教学特色是既注重共性，又因人施教。他除了在写生过程中及时点拨学生外，几乎每完成一次作业后，他都要在各个学生的习作背面，认真写出点评，有时三言两语，有时三四百字，这些评语，有肯定与激励，也有告诫和批评，一般都有较强的针对性。我的反应较为迟钝，做事又过分认真、求全，所以我长期以来都犯一个“出力不讨好”的错误，在写生时处处“认真”，总不愿遗漏眼中看到的细节，所以画面上到处都“实实在在”，许多局部都在“叫嚷”，都在争夺观者的眼球，整体上十分琐碎，毫无空灵感。对这一毛病，董老师曾多次单独指出，我却屡教不改，至少是改进甚小，为此我被当作了重点人物“亮相”。董老师善于抓典型，他常把同学们习作中易犯的毛病分为几类，贴在黑板上当众分析，有时还找其他名作或同学中画同一对象的佳作拿来作对照，同学们都觉得这种讲法十分直观，能起立竿见影之效，让人立即找到改进的方向与方法，我的老毛病就是通过这种对照才有了改进。
到户外画风景写生，是大家最开心的事，当时去得最多的除文庙内就是翠湖和圆通山。初去写生时，董老师选定了一个景，就对大家说，这里还可以，如果找不到感觉，可以在周围另选。当我们置身于碧波荡漾、柳树成荫、众花争艳的迷人景色中，大多数同学都激动得有些茫茫然了，不知从何着手，觉得到处都美坐下来就画，他看到这些急性子，就会坐到他们身边，询问：“你要表现的主体是哪一部分？”如果这位同学说不清，他就会建议他在周围转一圈，有了主体再着手。反之，有的同学找不到感觉，或是很挑剔，转来转去坐不下来，他又诱导说：“如果到处的风景都如画一般理想，还要画家做什么？我们的任务不但要会选景，还要会艺术加工，比如两棵树距离过开，可以挪近点构图就好了……为什么说‘风景如画’就是形容经艺术加工的画，比一些自然风景更美”。起初多数同学都不会选景，经过董老师这样的多次诱导，大家逐渐都有了路子。
董老师的授课内容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与指导性，大多是我们当时最迫切需要的知识。他学识渊博，善于表达，在讲述中旁征博引，时而是唐诗中的佳句，时而是西洋哲人的名言，中国的顾恺之、任伯年、齐白石，欧洲的拉斐尔、列维坦、莫奈等古今中外画家的风格轶闻都有涉及。他还能翻译英文画册的画名与画家姓名。我至今一直认为听他讲课，不仅是学知识、长见识，更是一种美的享受，许多同学也有同感，所以都喜欢上董老师的课。董老师不仅教给了我们绘画知识、技巧还让我们中的多数同学似中魔一般，终生迷恋上了艺术。
董老师很健谈，在课堂内外文学、艺术、历史、社会等内容，他几乎无所不谈，惟独不谈他自己。对董老师自身的历史，我们有种神秘感，他到底出自哪所院校？受业于哪位名师？一直是个谜，直至多年后，我与他十分熟悉了，才听到他本人说自已并没进过什么美院。这让我难以置信，然而这是事实。
董坤维先生是白族，1925年出生于大理州云龙县，这是个人杰地灵的地方，曾因发现天然地貌组成一巨型太极图而名闻遐迩。云南第一所大学——东陆大学的筹办者及第一任校长董泽是董坤维先生的父亲，他母亲唐蕙赓是唐继尧的胞妹。董家家教极严，董坤维先生自幼聪颖、好学，少年时即热爱美术，已能背诵许多诗词，并熟记常用英语单词。董泽先生曾经创办过云南第一所美术学校，可惜董坤维先生生不逢时，正值国家多事之秋，战乱频繁，至他求学时美术学校已因动乱而夭折了。上世纪40年代初正是抗日战争的艰难时节，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作为热血青年董先生放弃了学习美术的宿愿，选择了能直接救国救民的军事专业，进入黄浦军校成都总校。毕业后上了前线，之后因不愿打内战参加起义，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
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有了和平安定的环境，董先生才得以到文化厅工作。先生终于得以实现早年的绘画梦，那段时期他边参与筹建文化部门的工作边习画。他有幸与云南著名美术家廖新学先生和著名金石书画家黄继龄先生一道做筹建文化部门的工作，由于得到两位先生的指导，加上他天赋很好，对绘画又有浓郁的兴趣，在短期内技艺突飞猛进，令两位先生惊叹。后经廖先生举荐董先生到文化厅所属人民美术服务社工作（后更名为昆明市美术服务部）。
人民美术服务社是群英荟萃之地，前面提到很多工作人员都出自名校或名师，例如一起到那里工作的还有毕业于国立杭州美术专科学校（今浙江美术学院）的黄继龄先生，他是美术大师潘天寿的得意门生；1957年后还有来自西南美专等院校被扣上右派“帽子”的教授。董先生继续在工作之余刻苦习画、研读理论，并以“三人行必有我师”的精神，向身边的同事们虚心学习。至成立艺术学校前，董先生已经具备了比较高的理论修养和绘画水平，他虽然没有美术专科院校文凭却不乏真才实学，他的口才在同事中也属出类拔萃，所以，文化局选中他搞教学工作并非偶然！
董老师是一个责任感很强的追求完美的人，任教后他深怕误人子弟，更加競競业业，全力以赴地用“心”用“情”来教，正如他总结的“寓教于学于情，寓情于学于教”。从他每次讲授的内容可以推知他每讲一课前，都是作过充分的准备，付出了艰辛的劳动。所以，这位自身未受过美术专业院校教育的董先生，却教出了具有较高专业水平的学生。
正当这所学校逐步走上正轨，办得蒸蒸日上时，却因上世纪60年代初国民经济处于困难时期而被撤消了，这是董坤维先生教学事业的遗憾！也是我们这批刚步入艺术之宫的学子的遗憾！这所艺术学校是夭折了，可是这群已被导师领上正道的年轻人，对艺术已难以割舍，有的同学甚至到了狂热的程度，他们不甘于向命运屈服，义无反顾地不屈不挠地坚持在探索艺术的崎岖之路上奋进。我和一些同学离校后仍然思念着引路的恩师，经常想念时就去看望他，遇到艺术上的难题也去请教他。
之后我的同学们工作后原来所学的专业都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使用，部分人终身都保持着对美术的爱好，有的成了出色的专业美术工作者，有的成了有成就的画家，作品多次荣获全国大奖；有的成为有建树的工艺美术师，作品多次被省内和中央的新闻媒体报道。美术上我在同学中属没有成就的人，也为几本正规出版的书籍画过插图，曾在董老师的指导下作了多项美术设计。后来我转向于摄影与写作，因自幼在美术与文学方面受董老师的薰陶，加上数十年的积淀，有较高的起点，所以一路顺风，近20年已发了上千幅图片，数百篇文章，并多次获奖。
董老师对待事业一贯是高调，做人则一贯低调。当有人谈到昆明美术界中一些知名画家曾经是他的学生，可是从来不听见他说时。董老师总是谦虚地讲，这没有什么可说的，这些人有天份，又肯努力，当老师的不能以学生的成就炫耀自己。对他这一说法我开始不以为然，后来细想也有些道理，作为艺术家，作品好，当然可以归功于作者；可是作为教师，学生不完全等于他创作的作品。学生的成就，固然老师有一份功劳，但是学生自身禀赋，主观努力都很重要，故俗云：“师傅领进门，修行在各人”。
基于此我尊重董老师的看法，对有作为的同学不指名道姓。
不断超越自我的工艺美术师
之后昆明市工艺美术服务部划归省轻工厅管辖，1962年厅里抽调了一批搞设计的精兵强将组建了昆明市工艺美术研究所，董老师被调入所内。难测的命运中断了他成为一位杰出的艺术教师之路，却让他在艺术设计的领域内创造了另一种辉煌。
董老师是一位善于学习，善于思考、研究的人，他从工艺美术史和现代社会中悟出：设计创作工艺美术品要突出地方特色，产于会泽的斑铜是一种奇异的金属材料，在桔黄或咖啡色的底色中闪耀着金光交错的光斑，仿佛古老的墙壁上斑驳陆离的陈迹，云南省在历史上曾经用它制作出艺术价值极高的《铜牛虎案》，斑铜工艺在全国仅云南独有，但是现代没见出过能与之媲美的作品，他认为应当宏扬这一民间传统，便一头扎进这一工艺之中，设计创作了一批高质量的斑铜工艺美术品。
1964年他设计的斑铜工艺品《唐代猎人》参加全国工艺美术作品展后，被选送巴黎展出。这件斑铜圆雕构思巧妙，堪称杰作，充分发挥了雕塑艺术的优势，将捕猎的最精彩的瞬间凝固在咫尺空间之中。塑造了驰马追击猎物的猎人已接近猎物，正举起猎叉朝着野猪将刺而未刺出之际，把紧张气氛渲染得惊心动魄；马在奔驰中突然被主人一紧缰绳，前足腾空跃起，这一姿势极大地增强了动感，增强了整个场面的气势；中箭的野猪正拼命奔逃，昂头盯着前方，作者十分传神地以夸张手法把野猪的眼球刻画成因紧张而凸了出来。让人似听到马蹄之声和野猪的嘶呜。这件作品在国际上增添了斑铜的知名度，为中国争了光。
然而刚找到感觉的艺术家，正要厚积薄发、再接再厉之际却因众所周知的大浩劫，使蓄势已久的那股力量久久沒能发挥出来。
十年浩劫影响了全国各行各业所有人的正常工作，对董先生的冲击更加严重，他被作为有历史问题的人列入“另册”，“文革”后期，艺术工作者们已恢复了外出采风和参加美术展览等正常活动，可是董老师的这些权利依然被剥夺。直至拨乱反正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他才重新找回了用武之地。
1983年工艺美术研究所接到了市科委下达的《云南民族民间工艺美术品收集整理及新产品试制》的科研课题，一贯工作认真负责、设计经验丰富的董先生重新受到所领导的重视，参加了这一工作并担任课题后期的负责人。为圆满完成这一使命他和同仁们同心协力，跋山涉水，深入大理、西双版纳等少数民族地区的村寨收集整理民族服饰等民间工艺美术品，作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再进行创作设计。此课题获得了1986年市科技进步二等奖及省科技进步三等奖。董老师个人创作设计的腊染（腊染工艺是把腊加热熔化后，画在布、帛上，将其染色后，再把腊煮洗净，即显出花纹）等数十种工艺美术品也分别获得国家级和省、市级的十余次奖励。例如腊染《洱海渔歌》就是一件民族风情浓郁、装饰性很强的作品。
1988年董先生参加了国家“星火”计划项目《云南民族民间工艺挑补、绣、染的开发》的设计，他所作的民族系列挂包获得1989年全国旅游品优秀奖和1989年全国第一届“星火”成果银奖，又获1990年《中国妇女儿童用品四十年》博览会金奖。之后又获全国工艺美术百花奖优秀旅游品奖。
为什么董先生能在工艺美术的创作设计上硕果累累呢？
他在《为工艺美术事业的发展而努力》的讲稿中总结说：“在十多年的工作实践中，我体会到民族民间的工艺美术是发展工艺美术的主要源泉，从国际市场、国内市场看，越是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的工艺美术品，越能得到国内外广大观者的青睐。工艺美术的创作设计如果脱离了民族性和人民性，即将成为无水之源。……以民族民间工艺美术为基础来进行创新，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将是工艺美术发展的基本方向。”正确把握大方向这是他成功的前提。
他一贯重视提高自己的造型能力，数十年来坚持写生、速写广泛收集素材，特别是到民族地区釆风的时候，他十分兴奋，也十分勤奋，他满怀激情地说：“云南是各种民族最多的地区，各民族都有自己的独特风貌。他们的服饰及生活用品，款式别致，装饰精美，蕴藏丰富”，所以他每次远行都满载而归。在他大量的写生中，有部分画不仅是素材，也是朴实优美的作品，这些有魅力的水彩（粉）画，常常被看画人索走，当时他无所谓，以为以后画的机会多的是。谁知命运多变，政治运动的外部障碍才消除，正当他可以放手大干之际，不久内部的障碍又出现了，他眼部的白内障让他失去了多年写生创作的时光，所以现在他手头只留下了很少的作品。
董老师属学者型艺术家，一贯重视理论的学习与探索，他注重在实践中自觉地运用工艺美术的创作理论，用较高的审美标准来提炼处理素材，把来自各民族的丰富多彩的素材通过夸张、变形等多种造型手段把它嫁接、移植到工艺美术品中。他曾利用戏剧用品厂的边角碎料，创作设计了数十种云南少数民族形象，成为该厂长期以来的畅销产品。
工艺美术属实用艺术，除专门作装饰用的作品外，大多要求在实用的前提下讲求美感。所以他在受托为用户作设计时，因既突出实用性，又具有美感，而深受客户好评。例如上世纪80年他为省旅游局所作的标志设计，时至今日仍是旅游局的办公楼、宣传品、旅游车等场合广泛使用的醒目标识。这一标志的使用能经久不衰，就在于它突出了用户的行业特色与地方特色。董老师当时的设计思路是：旅游的目的是观景，于是从大量的景观中选取了云南独有、世界闻名的石林，又从众多的石林造型中筛选了最具人文价值，又在全国有知名度的天然奇石“阿诗玛”。
80年代至90年代期间，云南省和昆明市为提高工艺美术创作设计人员的专业水平，曾多次组织举办了不同品种的工艺美术培训班。因董老师有丰富的教学经验，且在设计工作中硕果累累，是师资的最佳人选，所以每次都被聘为授课教师。他的讲课水平经数十年的理论探索和艺术实践，比60年代又上了几级台阶，他一直是最受学员欢迎的老师。多年来他为全省的陶瓷、染织、斑铜等行业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设计人员，这些人才大多成为了各行业的中坚力量。其中不少人获得了省内外的设计大奖，有的人还被评为高级工艺美术师。
离开艺术学校后，我仍频频拜访先生，不断受到他文学艺术方面的薰陶，有时是专门带着问题去求教，经他一次次点拨，使我在装璜设计和室内设计方面都深受启迪，解决了不少实际问题。
1987年董先生被评为高级工艺美术师，之后历次受聘为高级职称评委会委员。
董先生艺术造诣高，数十年来工作兢兢业业，为人谦和，是一位德艺双馨的艺术家，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深受领导的器重和同事的敬重，为此他被选为云南省政协委员。
尚未到退休年龄先生即患眼疾，到1984年他已年届花甲申请退休，所里一直把他作为挑大梁的人，不肯放行，希望他继续留下做指导。他动情地说：“我热爱工艺美术事业并为之付出过心血，虽然对于我来说岁月不饶人，时光已不是很多了，‘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愿在有生之年，为我市的工艺美术事业，贡献出所有的力量。”
就这样他一次次延聘，一直发挥余热，延了10年才离开岗位。
〔作者系云南省作家协会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