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史料笔记叙录（三八）
朱端强
《说郛续》，四十五卷，续修四库全书本
明·陶珽辑著。据光绪《姚州志》等载，陶珽字葛阆（一说紫阆），号不退，云南姚安人。少年时师从著名思想家李贽。其先屡试不第，隐居鸡足山白井庵大觉寺读书、习字。万历三十八年（1610）考中进士，累官刑部四川司主事、武昌兵备道等。好游历名山胜地，与袁宏道、董其昌、陈继儒等名流互有诗文唱和。除此书之外，还著有《阆园集》《宋六十家文选》等。
陶珽祖籍浙江黄岩，故自署黄岩人，有学者考其为元末著名学者陶宗仪的远孙。他先对宗仪所辑《说郛》加以增补，编成120卷。后又自辑此书45卷。《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类存目，《四库提要》称此书“增辑陶宗仪《说郛》迄于元代，復杂抄明人说部五百二十七种以续之，其删节一如宗仪之例”，故书名《说郛续》（又称《续说郛》）。
《说郛续》虽不专按“云南”内容辑成，但由于广泛征辑元明野史杂著，故就中也引有涉滇著述和条札。如，卷二十五引杨慎《云南山川志》，记玉案山、金马山、碧鸡山、九隆山、高黎贡山、澜沧江、易罗池等27条，涉及全滇重要山川河流，陶珽去杨慎不远，其所见《云南山川志》版本当与后代不同，内容自然重要。又如，卷十六引江盈科《雪涛谈丛·滇中火把节》条，记“滇省风俗，每年于六月二十八日”，各家燃火把，吃生肉，“总称火把节”。但当时的解释与后来所谓“火烧松明楼”等不同，说是为了纪念明初大臣王袆，朱元璋曾派他来滇说服元末梁王归顺，被杀。考江盈科曾到过云南，或可聊备一说。再如卷十五引张谊《宦游纪闻·抱佛免罪》条，讲出了一则云南某邻国关于“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的原典：
云南之南一番国，其俗尚释教人。有犯罪应诛者，其国王捕之，其人恐急，奔往某寺中，抱佛脚，知悔过，愿髠髪为僧，不敢蹈前非。王许之，竟免其罪。遂髠髪环耳，衣禅衣，守禅教。故其国人为僧者多。常有人入中国，皆自称番僧，而莫知其故。俗谚云：“闲时不烧香，急来抱佛脚”，盖本诸此。
《说郛》和《说郛续》辑录群书，内容十分丰富，且多偏重于野史杂家、故最初被划为子部杂家类或小说类。后来这类书渐由条文摘编变为将内容相同或相近的单本书完整收入，是为丛书。丛书不但有利于集中阅读、研究，而且更重要的是，有利于重新保存单本书。以上二陶之书后来也被列为早期丛书的重要著作。所以，云南陶珽其人其书，是值得称道和深入研究的。
《滇游闻见随录》，封面别题《宦游录》，稿本，一册，不分卷，云南省图书馆藏书
作者生平事迹不详，唯据该书得知为江苏太仓人，道光五年（1825）八月充“直隶总督衙簿子房典吏，道光十年（1830）六月，役满，考取一等，以从九品归部俟选，时年二十八岁”。道光十七年（1837）分发云南当差，经贵州陆路入滇，分发云南为文吏，时年三十五岁，主要在云南府（今昆明市）等州县充当吏目、昆明城街道巡捕、盘龙江巡防、文武乡试和童试的搜检、巡逻、内簾传事等低级吏员。至道光二十四年（1844）左右离任。
该稿破损严重，经整理者将封面题为《宦游录》，稿内作者自题为《滇游闻见随录》。用“松竹斋”朱丝栏稿纸写成，行草，且前后有较大改动。大体以日记的形式杂记其宦滇活动与见闻，且每年皆先书其年龄，类似年谱纪事。从所记内容观之，其活动范围遍及昆明、曲靖、江川、昭通、大关、元谋、武定、元江等地，几遍全滇。可见晚清一省之低级文吏的工作流动非常频繁，十分辛苦。因多据亲见亲历所记，故不少内容亦可资考证。如，作者曾奉命“督挖昆明金汁河，自小北岸到吴井桥工段、杨家河、采莲河工段”，故记称“滇中水有六河，盘龙江，六河之最大者。其余金汁、银汁、采莲诸河，皆其支流。每年一次疏浚，以防水潦”。又如，道光十九年（1839）二月，作者被派往江川“查铲芙蓉”，因记云南烟毒之害曰；“滇人多以良田种罂粟。收浆制膏，以代洋产之鸦片烟，目为芙蓉……上谕查禁，官亦屡禁之，然不能净除也”。
记昆明城区之衙署、街道、名胜古迹、市井等内容尤多。如，记城南玉石交易曰：“南门外校场坝商贾云集，售玉石者四；售杂物好玩之具者六。翡翠来自腾越，产在石中，最难辨识。购翡翠者但据璞之轻重大小议价，其中美恶虽玉人不能先知也。然佳者率罕遇”。记圆通寺吴三桂塑像曰：“圆通寺正殿东廊角，有罗汉一尊。说者谓是吴三桂像。鼻上旧有刀痕，盖生时追敌，为敌所伤者”。记昆明名花如“优钵昙花，世不经见。惟滇中有之，（总）督署中一株高丈许，花开色深，状如莲”。记养花卖花专业户曰：“滇中花木四时不绝，茶花尤盛。兴富寺二株，定光寺一株，皆有干霄蔽日之势。城中刘、郭两园莳花最多，主人皆以卖花为业”。记作者等人有关陈圆圆事迹之查访，更较他书尤详曰：
（道光十九年）七月初六日，偕秦梅生游瓦仓三圣庵，访陈圆圆遗像。瓦仓者，逆藩吴三桂置仓之所，据城西二里许。庵之老尼见修出盘一、盌一、数株一、袈裟一、钵一示客。盘黑髹，绘水西异兽，边绕金龙；盌识“明嘉靖年”，质甚朴；数珠雀脑，色润如玉；袈裟蓝绸制；钵系紫泥，内识“荆溪张君德制”。又出大轴一，悬于西堂，云“是即开山师遗像。师，姑苏人，俗姓陈。吴王时称为陈娘娘。后从玉林国师在宏觉寺祝发，法名寂静，号玉庵。康熙二十年，挈徒昆阳牧夫人李氏照能来居此庵。是时，庵舍仅数椽，庇风雨而已。（陈）与李夫人捐金葺之，拓地数尺，遂为今日香火。师乃八十一怛化，今墓在归化寺。后或言商山者，讹耳。李又收弟子二人。尼乃李氏之元孙也。衣钵等物皆生时所用。盘为吴王平水西乱时赐娘娘者。像亦生时绘，来时年六十。师弟相传，以为丰神毕肖云。二十二日，复偕秦梅生、朱怡伯游归化寺。访陈圆圆墓，距寺右数十步，寒烟蔓草，短碣犹存。字半漫灭。拂拭之，尚可辨。碣书：“大比丘尼寂静之墓，生于明戊辰年七月初十日，卒于康熙丁亥年七月二十日”。
关于陈圆圆像的石刻拓本和画像，清中叶以来屡有记载，且民国初年有人亲见于昆明文庙民众教育馆，为该馆展品。可见其所记不虚。此外，该书还记录了当时云南“藩库有古铜符一枚，形如半月，篆文，不可辨。相传为汉孟获之物。又有铜印一方，如今之提督印，篆曰‘荡羌将军之印’六字。旁镌‘永历十二年礼部造’”。记“道光十三年七月十三日，云南各路地震。省城尤甚，坏官民庐舍，毙人畜不可胜计。滇人禳之。每岁七月，集善男若干人于土主庙，诵《大洞经》三夕，自十三年地震始也”。又如记：“攀枝花，状如木棉，树高五六尺，大者高丈余，二三月开花，花殷红如锦，收花晒干，以絮入衾枕。良”。此外，该书还记录了自己从昆明将罪犯被砍下的“首级”送到曲靖示众；到宜良、呈贡“查常年谷仓”；与同事燕集冶游等情况。
我们的确很少见到古代低级吏员写下的笔记。尽管该书文字大多极其简略，且讹误和刊削之处亦多，但是作为亲历者记录，尤可考见晚清一个吏目的日常公干和他们眼中的云南。
《滇边散忆》，一册，1967年重印本，初版时间不详
近·陈碧笙著，作者生平事迹见此前相关条目。该书收入台湾北京大学中国民俗学会《民俗丛书》。卷末自署“民国二十八年于昆明”，即1939年。此所谓“滇边”，特指思茅、普洱和西双版纳等沿边地区。民国二十五年（1936）四月十四日，作者等奉命考察“滇边”，从昆明出发，乘车至玉溪。玉溪以南，则几乎全靠骑马和步行，一路艰难行至车里（今属西双版纳）。返回后，先撰成《滇边经营论》，共三编，依次为《滇边恳殖之意义和前途》《经营滇西南边区之政治军事国防交通计划》和《滇西南行日记》。此后又撰成此书，列《滇边概说》《自南诏至暹罗》《回回马帮》《澜沧江探流记》等十八目，皆属立目式专题型笔札，但也间附论说之文。
两书先后写于抗战初期。通观全书，知作者来滇之前，对云南的社会历史和现状已有很深了解和研究，非同一般走马观花之作，今天读来依然具有不少思想的启迪。最为突出的是，作者当时就明确地提出了建设“大云南”和“国际大通道”的战略思想曰：
在建设大西南当中，云南又占着一个特殊重要的地位。这是因为：第一，云南蕴藏着甲于全国的金属矿产；第二，云南在地势上足以控制长江和西江的上游，比较感不到敌人的威协；第三，西南各省的物资必定要经过云南，才能够找到安全而便捷的出海口。由这几点上说，云南在西南经济建设中所占的重要性，实远超过四川。所以，在这战事方在积极进行的时期中，我特别提出建设“大云南”的口号，是有重大的含义的。建设“大云南”，在今日，不单为了充实战时生产的后方，而且为了确立百年抗战的基础；不单为了开辟国际交通的新路线，而且为了创造百年建设的新中心。
接下来，作者分析指出建设“大云南”的可能性。其一，只要有计划、有办法，资金筹措不成问题；其二，依托各大学和研究院，技术与人才组织不成问题；其三，交通的开发有了基础，滇缅公路的开通，滇缅、叙昆两大铁路的即将修筑，以及国际航空线的开辟等，使云南逐渐走向世界，也不成问题。非但如此，作者还特别强调指出，建设“大云南”，重点不是“靠内区”和原有的大城市，而首先要建设“伟大富厚的云南边区。”其主要理由如下：
第一，建设“大云南”离不了土地，而滇边正是一块广大未开辟的处女地。以土地的总面积论，滇边约为云南全省三分之一；以荒地比例论，则几占全省百分之八十。仅仅滇边一区，在江南已超过江苏或浙江的一省，在欧洲可等于荷兰、比利时合成的一国。
第二，建设“大云南”离不了原料，而滇边正是一块唯一可以大量供给热带、半热带农产原料的地方。密集的盆地，畅旺的河流，肥沃的土壤，丰沛的雨量和常暖的气候，构成了未来西南农业大仓库的条件。
第三，建设“大云南”离不了交通，而滇边正是未来中外交通的枢纽。无论已成的滇缅公路或未成的滇缅铁路，一一须通过滇边而达到出海口。如果说云南是西南各省的咽喉，那末，滇边更是这咽喉的咽喉。
第四，建设“大云南”离不了资本，而滇边正是一个最适宜于吸收华侨资本的区域。有史以来，华侨与祖国在大陆发生密切而频繁的关系，当以今日为第一次。交通的开发，一方面缩短了南洋与内地的距离，同时也就开辟了侨胞内向的门户。
作者早在抗战初期就提出把建设云南边疆作为支持抗战，进而建设中国的“一种神圣重要的任务”。他慨然呼吁说：“如果我们还担负不起这最低限度的工作，非但对不起前线浴血抗战的将士，也对不起后一代中华民族的儿孙！”同时，他对持续建设“大云南”还提出了今天也值得重视的四点战略性建议：
第一，建设“大云南”的工作，应该是百年性的，而不是一时性的；应该是永久性的，而不是投机性的。在战事进行当中，我们要建设“大云南”，在战事结束以后，我们更要继续不断地建设“大云南”。
第二，建设“大云南”的工作，应该是国防性的，而不是商业性的；应该着重在基本工业，而不应该专门竞遂于赢利事业。所以短期内可以收利的生产事业，固然值得提倡；短期内不能收利的国防基本建设，更应该努力推行。
第三，建设“大云南”的工作应该是统一性的，而不是多头性的；应该集中在一个能够完全独立负责的机关，而不应该分散于许多叠床架屋的组织。政出多门和责无专负是今日后方建设最大的通病。我们希望在今后百年建设大计中永远看不见这些不合理的现象。
第四，建设“大云南”的工作，应该是有计划性的，而不是无政府性的；应该是整体解决，通盘筹划，而不应该是东凑西补的零碎应付。所以我们绝不能以现在东来一个工厂、西开一个矿山为满足。而不得不进一步的要求最近能够举行一次全省矿产、水利的总调查，并且能够制成一个精密、完备的三年计划或五年计划之类，作为今后经济建设的根据。
又如，作者通过考察和研究，明确提出，要建设和发展云南边疆，必须优先发展有区位优势、有潜在能力的中小城市。他预言道：“滇边未来的发展是不可限量的。唐宋的江南、宋元的两广、十九世纪的南洋正是今日滇边的缩照。交通开发，人口增加后，将来一定有许多荒凉破败的村落能够发展成为新兴繁荣的都市”。他具体建议首先开发以下五座中小城市：
第一个是位于江城县东四十里滇越交界上的“坝溜”。因为从此顺把边江可直航猛莱、河内、海防，途中仅“左铺”附近有一个滩险，“如果设法打平了，常年可以通行五十吨以上的小轮船”。比当时思普边区经海防、香港，绕道昆明或石屏搭滇越火车出国，至少要节省二星期以上的路程。此外，“坝溜区内交通亦可分东、北、西三个方向等距离连接思茅、普洱、磨黑、墨江、元江、石屏、建水、旧猛丁、金河各地”。
第二个是思茅。云南三大商埠之一，是当时内外交通的门户，贸易的繁荣冠于南防各属。
第三个是景洪。位于思普沿边坝子的中心。“坝子周围百里，大江中贯，形势极为雄壮（自注：云南境内有大江的坝子是很少见的），澜沧水流又很有开通到缅甸、暹罗（泰国）、越南的希望。将来发展起来，对内固然是一个重镇，对外应该是我国经营南洋群岛，尤其是暹罗的前哨”。
第四个是孟定。作者认为它是西南方“最有希望的都市”，因为它位于南定河的中流，是将来滇缅铁路西段的终点。“如果铁路开通后，短时期内，可以使孟定发展为一个近现代化的都市”。作者预言，孟定的发展比河口看好。除地方广拓平坦、能单独构成一个产业单位外，更重要的是“滇越铁路的交通意义和经济价值远不及滇缅铁路的重要”。
第五个是芒市。作者认为，“芒市是傣族盆地中最进步、最富裕的地区。滇缅公路通车以来，这里事实上已经向现代都市发展”。
此外，鉴于云南许多城镇“自有其局部的重要性”，譬如佛海为茶叶制造输出的中心，孟连是澜沧全属的出口；西盟足以担负卡瓦山的经营；猛遮、耿马、南甸等地势高敞平坦，宜于移民居住。作者也建议将它们逐渐发展为“未来的都市”。
《自得其乐》，一册，精装版，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8年
近人汪曾祺著。汪曾祺（1920～1997），著名散文家、戏剧家。江苏高邮人，1939年夏，从上海经香港、越南到昆明，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毕业后，当过中学教员、历史博物馆职员等。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北京市文联《北京文艺》编辑、中国作家协会顾问等。主要代表作有《受戒》《晚饭花集》《逝水》《晚翠文谈》等。此外，文革中曾参与样板戏《沙家浜》的修订。
属立目式笔记，卷首插附作者自绘彩色花草画数帧。下分《人间有味》《故人情事》和《闲话春秋》三章，每章下又由若干短文札记组成。内容多涉西南联大和战时昆明，其中又以自己亲历联大的人和事为主。如，记联大“中文系”教学情况最为翔实生动，值得今天认真研究。据载，当时联大开设“大一国文”课，全校共选。该课分为“课文”和“作文”两部分。“课文”由教授、副教授主讲；“作文”由讲师、教员、助教主讲。“课文”内容也有不同于其他大学的特点。作者记评曰：
《楚辞》选《九歌》，不选《离骚》，大概因为《离骚》太长了。《论语》选《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这不仅是训练学生的文字表达能力，这种重个性、轻利禄，潇洒自如的人生态度，对于联大学生的思想素质的形成，有很大的关系……魏晋不选庾信、鲍照，除了陶渊明，用相当多篇选了《世说新语》，这和选《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其用意有相通之处。唐人文选柳宗元《永州八记》而舍韩愈。宋文突出地全录了李易安的《金石录后序》，这实在是一篇极好的文章，声情并茂……鲁迅选的不是《阿Q正传》，而是《示众》，可谓独具只眼！选了林徽因的《窗子以外》、丁西林的《一只马蜂》（自注：也许是《压迫》）。林徽因的小说选入大学国文课本，不但当时有人议论纷纷，直到今天，接近二十一世纪了，恐怕仍为一些铁杆“左派”所反对，所不容。但我却从这一篇小说知道小说有这种写法，知道什么是意识流，扩大了我的文学视野。
作者记“联大教授讲课从来无人干涉，想讲什么就讲什么，想怎么讲就怎么讲”，但基础课则要求较严，选修课各具特色，各显神通。如，朱自清先生讲宋诗，一首一首地讲，要求学生记笔记，背，还要定期考试，小考，大考。”罗庸先生讲杜诗，“不带片纸，不但杜诗能背写在黑板上，连仇《注》都能背出来”。唐兰先生主讲古文字学，“有一年突然开了一门词选”，讲《花间词》。不讲，有时只是用无锡腔调念（自注：实是吟唱）一遍：‘双鬓隔香红，玉钗头上风——好！真好！’这首词就pass了。”刘文典先生讲了一年《庄子》，“我只记住开头一句：“‘《庄子》，嘿，我是不懂喽，也没有人懂！’”[1]沈从文先生教写作，“写的比说的多。他常常在学生的作业后面写很长的读后感，有时会比原文还长……大都是看了学生的作业，就这些作业讲一些问题。沈先生读书很多，但从不引经据典，他总是凭自己的直觉说话，从不说亚里士多德怎么说，福楼拜怎么说，托尔斯泰怎么说，高尔基怎么说。”闻一多先生讲《楚辞》，一开头总是“痛饮酒，熟读《离骚》，方称名士！讲唐诗，不蹈袭前人已语。讲晚唐诗和后印象派的画一起讲，特别讲道‘点画派’。中国用比较文学的方法讲唐诗的，闻先生当为第一人。讲《古代神话与传说》非常‘叫座’。上课时连工学院的同学都穿过昆明城，从拓东路赶来听，那真实‘满坑满谷’！”[2]
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说“我是一个吊儿郎当的学生，不爱上课”“从不记笔记”。实属有才气而不愿“规范性”读书、考试的学生[3]。但他却习于努力在图书馆刻苦自学，勤奋写作，积极向有真才实学的先生们请教。所以，在名师云集的联大，在自由、宽容、坦荡、率真的教学氛围中（作者语），遵规守纪的学生，特别是理工科学生，自然能成才；但是，像汪先生这样的学生，也会同样得到“爱才”如闻一多、沈从文等先生的关注和提携！最终也能修成著名作家。汪先生在《西南联大中文系》一文中真诚地说：“我要不是读了西南联大，也许不会成为一个作家，至少不会成为一个像现在这样的作家”。审是。（未完待续）
注释：
[1]此处作者提到并赞成刘文典先生批评某些“搞校勘的人”只会说“某本作某”，却没有自己的观点；某些教授讲古文，自己用注释本，发给学生却是无标点的“白文本”。但并没有刘文典先生说自己和某个教授应得多少多少工资；也没有骂什么人不该跑警报。反之，作者却记称：“联大教授之间，一般是不互论长短的”。
[2]此处作者提到闻一多先生讲课，师生可以自己抽烟，但并没有说闻先生发烟给同学。
[3]笔者大学世界近代史教师梁国维先生与汪曾祺先生前后同学。他回忆说，汪先生当时确实因为没有通过联大某门考试，未取得毕业文凭。识此备考。
〔作者系云南师范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