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梦麟——西南联大“联合”的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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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合大学由北大、清华、南开北方三大名校联合组成，坚持八年之久，做出了震惊世界的杰出成就。三个名校之所以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艰苦岁月里，始终联合，做出成就，原因是多方面的，不过我认为，联合的关键还是西南联大领导班子坚持顾全大局，坚持团结和联合的结果，也即联大三常委——北大校长蒋梦麟、清华校长梅贻琦、南开校长张伯苓的友谊及其坚持团结、联合的结果，“这是西南联大在困难时期支持下来的根本因素”。[1]他们三人角色不同，却都为联合作出了重大贡献。这里主要阐述蒋梦麟在“联合”中所起的重要支柱作用。

一、“北大功狗”

梅贻琦被称为“永远的清华校长”、“终身校长”，而蒋梦麟自嘲为“北大功狗”。他曾对傅斯年说：蔡元培、胡适“两位先生是北大的功臣，而我们两人不过是北大的功狗罢了！”[2]多少有点自鸣得意。不过应当承认，他们都是我国近代历史上著名的教育家。

蒋梦麟（1886~1964），原名梦熊，字兆贤，别号孟邻，浙江余姚人。在家乡曾参加科考考试，中秀才。1908年赴美留学，入加州大学，先学农，后转攻教育学，本科毕业后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杜威，攻读哲学和教育学，获哲学博士学位。1917年回国，与孙中山多有交往。1919年被聘为北京大学教育系教授，后兼任总务长，曾代理校长。1928年任南京政府教育部长。1930年重返北大，任校长。1937年后以北大校长身份，任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常委，1945年6月辞北大校长职，退出西南联大。曾任中国红十字会会长、行政院秘书长，后主持中美联合组织的“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工作等。

从上述介绍中，我们可以看到，作为教育家的蒋梦麟长期担任北大校长很为醒目。自1919年蒋梦麟被聘为北京大学教育系教授兼总务长以后，就与北京大学不可分割。其时北大改组后，行政上一切事宜，均由总务处负责，总务处成为北大的行政中枢，并取决于总务委员会。总务委员会实际上成为北京大学最高行政机关，负责管理全校之事务，由此可见蒋梦麟此时已充当北京大学实际管理者的角色。蒋梦麟在北大实行的一系列改革中，其基本精神就是要北大走上“教授治校”的道路，从而实习学术自由，实现其教育思想和教育理念。

任南京政府教育部长两年，尽管在腐败的官僚体制包围下，每天总是要见许多不想见的人，说许多不想说的话，吃许多不想吃的饭，浪费了不少时间。然而他仍然把主要精力用于教育改革方面，花大力气建构现代高等教育体制，制定并通过国民政府颁布的《大学组织法》、《专科学校组织法》、《中学课程暂行标准》、《小学课程暂行标准》、《大学规程》、《专科学校规程》、《私立学校规程》等，尤其是《大学组织法》的制定和实施，完成了近代中国高等教育体系的构建，意义深远。蒋梦麟1930年底重返北大，任校长，又主持北大校政达16年之久。他在1931年7月，明确提出“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的方针，并以此方针为基础，努力改革北大原有的制度，于1932年6月公布了《国立北京大学组织大纲》，确定北大的性质和职责是：（一）研究高深学术；（二）养成专门人才；（三）陶融健全品格。这对后来北大的稳定、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为了加快教育事业的发展，当时北大师生们提出的口号就是“在北平一天，当作二十年来做”，[3]为北大的辉煌奠定了基础。

蒋的教育理念，不约而同地与张伯苓、梅贻琦的理念颇有近似之处，这为他们 后来在抗战时期的合作提供了共同的思想基础。

二、联大支柱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不久平、津沦陷。8月中旬，南京政府教育部决定，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组成长沙临时大学，向西迁移。蒋梦麟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我经过考虑，勉强同意了这个计划”。[4]为何“勉强同意”，确有难言之隐。尽管如此，蒋还是满腔热情投入了长沙临时大学及西南联大的建设之中。

国民政府教育部指定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任长沙临时大学筹委会常务委员，杨振声为秘书主任。蒋梦麟深知，战争是长期的，在战争结束前很难有时间和机会再与父亲见面，因此一度抽空回浙江余姚家看望父亲，他对其父说：“中国将在火光血海中获得新生。”并作了如下解释：“这次战争将是一次长期战争，千千万万的房屋将化为灰烬，千千万万的百姓将死于非命。这就是我所说的火光血海，最后中国将获得胜利。”[5]这表明蒋梦麟要为抗战胜利作出自己最大的努力。在抗战全面爆发后两年，他的父亲在故乡去世，作为儿子的蒋梦麟难以出现在父亲灵前。

在故乡短暂停留后，蒋梦麟赶赴南京，乘船去武汉，再改乘火车去长沙，参加长沙临时联合大学的组建。他深深感叹，在动乱时期主持一个大学本来就是头痛的事，在战时主持大学校务自然更难，尤其是三个个性不同、历史各异的大学共同生活，而且三校各有思想不同的教授们，各人有各人的意见。尽管如此，他仍以极大毅力，做好团结工作和自己职责范围的事情。

在长沙，联大三常委共同主持校务，分工由蒋梦麟兼任总务长，梅贻琦兼任教务长，张伯苓兼任建设长，共同负责。仅几个星期的时间，约有近两百名教师和一千多学生，到达了长沙集中，学校随即开学。而事情办得刚有点头绪，新的情况又发生了。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武汉告急，长沙也成为日军轰炸的目标之一。从办学条件看，长沙不是联大久留之地。12月24日，长沙临大第36次常委会议决：“请蒋梦麟先生与政府接洽以下事件：1.本校学生志愿对国防服务者甚众，除分别向各机关介绍外，将来学校至不能维持时，希望政府能将学生全体加以组织，使能为国家服务，成其志愿。2.女生无家可归者亦请将来参加组织使能为国服务。3.学校在绝对必要时，希望对于交通问题政府能予以帮助（本校学生多数来自平津，疏散较为困难，望政府特予注意）。”[6]

蒋梦麟不顾自己身体欠佳、胃病发作、体力不支的状况，仍打起精神，坚持工作。根据联大常委会的决定，他直飞武汉，先去拜访教育部长陈立夫，与之商议联大面临的困境，以及继续西迁等问题。但陈立夫难以决定，要他最好去找蒋介石本人。蒋梦麟见到蒋介石时，陈述了联大西迁的理由，并建议迁往昆明，因为那里有滇越铁路可与海外连接，有利于联大将来与海外的联系。得到了蒋介石的同意，联大遂决定西迁昆明。联大西迁后，改名为西南联合大学。

为此联大第45次会议（1938年1月24日）决定，长沙临大在昆明设置办事处，以蒋梦麟为主任，秦瓒为副主任兼管会计与事务。蒋梦麟即与秦瓒、杨石先等先期到达昆明，积极安排，首要任务是解决联大师生到昆后的校舍问题。

除先期租到江西会馆、迤西会馆、全蜀会馆等几处会馆外，蒋梦麟又与张伯苓等联名致函云南省教育厅长龚自知，商借昆华工、农、师范三校部分房舍，并会晤云南省主席龙云，得到了大力支持。龙云为此写了条谕：“现临大迁滇，在该校校舍赶筑完成以前，准由教育厅将省立农、师、工三校校舍各予暂行酌借一部分，以应急需。至借用时期，应并由该厅（指教育厅）与联大商定可也。”云南省教育厅乃发出第266号训令。奉龙主席条谕，要求昆华三校“于文到后三日之内，将上述指定房屋腾空，移交联大筹备处借用。”[7]但昆明校舍仍不敷应用。1938年2月底，蒋梦麟给叶公超一份电报中说：“昆明校舍无着，工料两难，建筑需时。蒙自海关、银行等处闲置，房屋相连，可容900人，据视察报告，气候花木俱佳，堪作校址。”蒋梦麟遂不辞辛苦，亲往滇南蒙自考察，3月14日返回昆明。次日下午，他在四川旅行社召集张伯苓、周炳琳、施嘉炀、吴有训、郑天挺等开会，决定将联大文、法、商学院设在蒙自，理、工学院设在昆明，由北大、清华、南开各派一人到蒙自筹设分校。4月19日，联大常委会第58次会议，遂决定在蒙自分校设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蒙自办事处”，以陈总为蒙自分校教务处主任，樊际昌为总务处主任，并由分校校务委员会推举一人为该会主席。这样联大师生的安置得以解决。次年，在昆明的联大新校舍建成，蒙自分校遂裁撤，文、法、商学院迁回昆明。而在1938年5月4日，一切筹备告一段落，西南联大得以正式上课。

西南联大校务继续由三常委主持，常委会每周三召开会议讨论校务，各院、处长列席会议。1938年8月，联大奉国民政府教育部命令成立师范学院，蒋梦麟代表常委会找南开大学教务长黄钰生谈话，希望他能出任联大师范学院院长，黄欣然接受。同年底，联大师院开学，成为教育部新设的8个师范院校之一。

西南联大安顿下来，秩序开始走上正常，却面临着一个头痛的问题，即经费奇缺、物价上涨、生活困难等问题。据蒋梦麟记载，当时“影响人民日常生活最大的莫过于物价的不断上涨。抗战第二年（1938）我们初到昆明时，米才卖法币六块钱一担（约八十公斤），后来一担米慢慢涨到四十元……后来涨到七十元。”[8]整整翻了十倍。

联大经费困难，曾多次呈报教育部，希望增加拨款。1938年10月26日呈教育部文说，由于联大人员增加，物价高涨，一切开支，莫不随之增大，本年被仍照原来预算，万难敷用。1939年5月24日呈现教育部文又说，学生倍增，物价飞涨，原来预算，万难敷用。申请增加经费。[9]为此，蒋梦麟、梅贻琦曾先后数次飞赴重庆，向国民政府及教育部面陈困难，希望增加经费。

在长沙时，临时大学曾规定，联大的经费由三校分担，各校按比例提成交长沙临大。三校原来经费来源不尽相同，北大系国立，经费依靠国民政府支撑；南开是私立，抗战全面爆发后经费来源枯竭，开始接受政府补贴；清华经费则由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董事会支付，但是不久，庚款停付，清华经费亦告中断。于是，西南联大经费只能依靠国民政府支付。但国民政府经费紧缺，即以抗战为由，从1937年9月起，将原核定经费七成付给，教师薪金亦按七成发给，加上各种名目的捐款，教师所得实际不多。虽然从1940年起，名义上开始发全薪，但物价飞涨，联大同仁，入不敷出，养家糊口都非常困难。到1943年下半年，联大教授每月薪金已由战前的300多元，降至实值仅合战前的8.3元，只能维持全家半个月的最低生活。正是这种极端困难情况下，蒋梦麟积极联系费正清等外国朋友帮助，设法解决教师的生活待遇。

“物价较战前涨百倍以上”，困难重重，蒋仍怀着“不惜牺牲一切”的精神，为联大的成功和发展而努力。[10]1939年秋，北大文科研究所恢复招收研究生，积极指导研究生开展研究工作，并取得了一批优秀成果。

在西南联大初创时期，蒋梦麟率领北大同仁顾全大局，共同努力，支撑了联大这座大厦，奠下了基础，使之屹立不倒，延续达八年之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人认为，西南联大之所以始终联合在一起直至抗战胜利，“他们不能不归功于蒋梦麟”。[11]然而，联大的后期，蒋梦麟更多采取的方式是“不管的管”，实际支撑联大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就负有更多更大的责任，成为联大最终联合到底的关键人物。因而蒋梦麟承认，对西南联大的联合及其成就，“先生（指梅贻琦）之力居多。”[12]

三、不管的“管”

从长沙临时大学开始，三校就实行常委制，不设校长，这是蒋梦麟的主张，这表明蒋梦麟的“退让”和“不争”的态度。西南联大成立时，继续坚持这一制度，按年龄而论，其时张伯苓最年长，61岁；蒋梦麟次之，51岁；梅贻琦最年轻，48岁。从年龄来说，自然张伯苓居长。而从学校历史和校长资格而论，蒋梦麟则居上，因为北大历史最久，蒋梦麟还任过国民政府教育部长，应居于领导地位。梅贻琦不仅在三校长中最年轻，而且是张伯苓的学生，论资历自然不如张伯苓、蒋梦麟，如联大设校长就难以轮到梅贻琦。当然论实力来说，清华是有优势的。清华、北大、南开在联大的实力相比大概是5∶4∶1，或者说是7∶5∶2。[13]然而个人的资历和声望在这里似乎更重要，而蒋梦麟则始终坚持实行常委制，三常委对大政方针实行合议制，常委会主席轮流担任。三常委开始推年纪较小的梅贻琦为常委会主席。虽说主席轮流担任，却由于客观形势的发展，蒋梦麟、张伯苓因故在昆明时间有限，结果事实上自始至终都是梅贻琦主持校务。这既表明蒋梦麟、张伯苓一直是支持梅贻琦的，也说明梅亦尊重蒋、张两前辈。

三校长的友谊和团结，是联大之所以联合到底的重要因素。郑天挺的回忆，有一个生动的描述。他说，联大初成立时，张伯苓对蒋梦麟表示：“我的表你戴着，”这是天津俗语“你作为我的代表的意思”。而蒋梦麟则对梅贻琦说：“联大的校务还请月涵（梅贻琦）先生多负责。”蒋梦麟甚至常说，“在联大我不管就是管。”[14]这是令人感动的，促成了三校的紧密团结。

当然三校毕竟是三校，人员众多，风格各异，也难免发生矛盾。何炳棣在《读史阅世六十年》里回忆到：“最初较严重的是北大和清华之间的摩擦，主要是由北大资格最老，而在联大实力不敌清华。”钱穆在《师友杂记》中记载，当时，梅贻琦任命联大各院院长、系主任时，偏向清华，于是引起北大师生的不满。一日，蒋梦麟有事到蒙自文法学院，北大诸教授竟言联大种种不公。一时师生群议分校，争取独立。钱穆在发言中力排众议，认为国难方殷，大家应以和合为贵，他日胜利还归，各校自当独立，不当在蒙自争独立。蒋梦麟立即起来插话，“今夕钱先生一番话已成定论，可弗在此问题上引争议。群无言。”[15]蒋梦麟采纳了钱穆之言，教授们便都不说话了。

蒋梦麟的不争，顾全大局，难能可贵。在联大走入正轨以后，蒋梦麟更是无为而治，淡出了联大事务，以不管代管，放手让梅贻琦大胆管理，减少了诸多的矛盾，强化了联合、团结的气氛。即使蒋梦麟作为国民党中央委员，在一定程度上肩负着国民党在西南联大的党务工作，但他仍然按三校原有的传统办事，从没有因政治原因聘任或解聘教授，没有因政治原因录取或开除学生，没有因政治原因干涉学术工作。这种不管的管，增强联大的团结，维护着抗战时期联大的“民主堡垒”的地位。

在联大走上正轨以后，蒋梦麟更加放手。每天早晨6点起床复习西文，而且用差不多两年半的时间用英文写作自传体著作《西潮》，直到1943年底完成，全书分为七个部分，第一部分叙述早年的经历，第二部叙述留美的经历，第三、四部叙述民初的经历，第五部叙述对中国生活的看法，第六部叙述抗日战争前期的生活，第七部叙述对中国文化的看法。这部自传，回顾作者自身目睹的过去五十年的中国，还追溯到自己研习过的中国悠久的历史，它已不是一个学者单纯的自传，而是一所大学和一个时代的见证。该书英文版于1945年在美国出版，立即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哈佛大学远东研究部门指定该书作为研究中国的重要参考书。1957年，该书中文版在台湾出版发行，几乎成为台湾农村青年人手一册的书籍。随后大陆也出版了多种版本。不过这本书由于写作时间是在西南联大建成不久的事，内容中涉及联大的史事并不太多。

从1940年以后，蒋梦麟的社会兼职愈来愈多，如1940年出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主席、国民政府行政党设计委员会土地组召集人。1941年兼任中国红十字会会长，后又多次出访和参与若干国际会议，没有更多的时间关照西南联大。到1945年6月因就任行政院秘书长而辞去北大校长，离开了西南联大。

然而，西南联大的光辉，仍然离不开蒋梦麟的支撑及其业绩。

注释：

[1]马勇：《蒋梦麟传》第307页，红旗出版社2009年版。

[2]刘宜庆：《绝代风流——西南联大生活录》第15页，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3]陶希圣：《记蒋梦麟先生》，见《传记文学》第5卷第1期。

[4][5]蒋梦麟：《西潮》，见《西潮·新潮》第210页，岳麓书店2000年版。

[6]《第三十六次会议》（1937年12月24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二）“会议记录卷”第31页，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7]蔡寿福主编：《云南教育史》第550页，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又见《云南省教育厅关于租借昆华农校等部分校舍的训令》，《我们要振作起来——张伯苓西南联大时期文选》，第70~71页，石油工业出版社2018年版。

[8]蒋梦麟：《西潮·新潮》第223页。

[9]《三常委关于经费困难呈教育部文》、《西南联大关于经费送教育部折呈》，见《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六）《经费校舍设备卷》第32~33页。

[10]《蒋梦麟致胡适》，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中），第550~552页，中华已书局1979年版。

[11]陈雪屏：《“和光同尘”与“择善固执” 》，见《传记文学》第5卷第1期；又见马勇：《蒋梦麟传》第323页，红旗出版社2009年版。

[12]蒋梦麟：《梅月涵先生墓碑文》，见黄延复等：《一个时代的斯文》第322页，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

[13]何兆武：《纪念梅贻琦校长》，见《一个时代的斯文》序二；又见岳南：《大学与大师》第527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17年版。

[14]郑天挺：《梅贻琦先生和西南联大》，见《笳吹弦育在春城》第67~6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15]钱穆：《师友杂忆》，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编：《西南联大》第56页，云南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作者系云南民族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