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市农业“大跃进”运动 昆明市大跃进运动，始于1957年底，以农业战线“大修农田水利建设工程”拉开序幕。它是按中央提出的“以粮为纲，大搞粮食生产”，以丰产、高产为目标而展开的。提出的口号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急于求成，主观愿望严重脱离客观实际，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盛行。 昆明市农业大跃进是在不断开展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和反右斗争的威慑下进行的，在搞亩产万斤、大搞农田水利建设、建立人民公社、实行公共食堂等重大事件中都有充分展现。大跃进运动片面强调，过分夸大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忽视经济发展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原本希望人民大众尽快过上好日子，结果事与愿违，出现了三年困难时期，造成了农、轻、重比例严重失调，粮食匮乏，吃不饱饭，害水肿病，以致饿死了人的严重局面。中央不得不在1961年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强调“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同时采取了大力精减职工，减少城市人口，压缩基本建设，实行关、停、并、转，进一步从人力、物力上支援农业，强化以农业为基础的措施。经过几年的努力，经济建设才走上了正轨。1962年，党中央在北京召开七千人大会，刘少奇代表党中央向大会提出书面报告草稿，比较系统地总结了“大跃进”以来经济建设工作的基本教训，认为产生缺点错误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在建设工作中经验不够；另一方面是几年来党内不少领导同志在取得成绩面前产生了骄傲自满的情绪，不够谦虚谨慎，较为严重地违反了党的“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作风，削弱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妨碍了党中央及时地尽早地发现问题和纠正错误。这些看法，表明我们党能够勇敢地正视现实，实事求是地认识大跃进以来的实际工作和指导思想上的错误。 一、以粮为纲，掀起农业生产大跃进 （一）昆明市委提出“二五”规划，要求农业战线迅速开展大跃进第一次提出农业大跃进指标，是在1958年3月7日市委召开的郊区区委书记会议上。这次会议通过了“农业大跃进规划”，提出了“苦战三年，根本改变农村面貌”的奋斗目标。会议要求三年内力争达到《全国1957～1967年农业发展纲要》，粮食产量亩产达800斤，1960年上双纲，粮食亩产达1600斤。1958年3月10日，昆明市委印发了“我市农业、地方工业、财政、文教卫生大跃进规划轮廓”的通知，要求农业“以粮食增产为中心，全面发展农村经济，实行三大跃进，实现五化，争取提前8年即1959年内基本达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所提出的各项指标。 这些指标中粮食亩产每年要求增产二至三成，具体指标如下： 1958年亩产粮食705市斤，比1957年增产32.1%；总产量达37100万公斤，比1957年增产26.2%；郊区农民人均产粮1056市斤。 1959年亩产粮食903市斤，比1957年增加32.1%；总产量达44400万公斤，比1958年增产19.7%；郊区农民人均产粮1236市斤。 1960年亩产粮食1068市斤，比1959年增加20.4%；总产量达53200万公斤，比1959年增加19.7%；郊区农民人均产粮1452市斤。 蔬菜要求三年内在产量、品种上完全达到自给，亩产1万公斤。 乳畜要求三年内实现基本自给，生猪由1957的12万头，增加到1960年的60万头，增加四倍，每个农业人口人均2头。 水果要求三年内基本满足自给，并争取出口，五年达到栽种2000万株，到1962年总产量达5500万公斤，届时，全市100万人口，每人平均55公斤。 这些跃进指标已经大大超越客观实际。 同时还提出实现水利化、细肥化、机械化、绿化、卫生化的五小指标。 水利化要求在年内基本实现，标准是雷响田变稳水田，旱地变水田，水浇地达90%以上，1958年兴修水利增灌面积为20万亩，冬天再苦干，到年底即可实现水利化。 细肥化要求当年每亩施肥1万公斤，细肥占一半以上，昆明市将兴建二个中型化肥厂，郊区各建一个细菌肥料厂，农业社各建一个颗粒肥料厂。 机械化要求当年基本实现土机械化，消灭人挑、人背、人挖、人打粮食的现象。 绿化要求1958年当年完成。宅旁、路旁、村旁、水旁的绿化，绿化荒山当年完成。 卫生化要求在1958年内基本消灭“四害”，使昆明成为“四无”城市。 昆明市农业总产值占全省的比重较小，但昆明市是省会城市，郊区条件较好，因此市委要求必须起好带头作用，必须力争完成。市委提出的口号是：“苦战三年，根本改变郊区面貌，三年规划，争取两年完成。” （二）高指标出台，跃进再升温昆明市“大跃进规划通知”的指标，已属超常规划，即使经过努力，也不可能实现。1958年7月8日又提出了更高的指标。原因是华东地区农业协作会议提出，在1958、1959年二年内人均占有粮食1500斤，三至五年达到2000斤。昆明市委在学习华东地区农业协作会议精神后，就在7月8日召开的郊区区委书记、乡党支部书记会议上提出，1958年亩产超2000斤，农业人口亩产达3200斤。这个高指标提出时，遭到一些群众和干部的反对和抵制。市委就此于1958年7月30日召开郊区四级干部会议，揭发批判这种右倾保守思想，给反对和抵制的人带上右倾保守的帽子，对有的甚至给予了行政撤职处分。在这种高压手段下，与会人员违心地提出跃进指标：粮食亩产在1957年丰收的基础上翻四番，稻谷亩产2500斤，旱地作物亩产1600斤。会议还作了《鼓足十二万分干劲，力争高速增产》的决议。这样不切实际的指标，不但不能实现，而且使粮食一年比一年减产。 二、粮食产量连年下降，跃进计划以失败告终 跃进再跃进指标，实践结果是粮食连年减产，就连保持1957年的粮产水平都做不到，实际上，大跃进变成了大倒退。据昆明市统计局资料载：1957年全市粮食总产537510吨；1958年为474365吨；1959年为442985吨；1960为397485吨。三年分别比1957年下降11.74%；17.58%；26%。实事胜于雄辩，空喊口号是不行的。 三、各行各业大力支援农业，影响正常工作和秩序 各行各业都来大力支援农业，把农业搞上去，这在粮食十分匮乏的年代本身是件好事。但从1957年底一直到1960年，支农、支工大规模地开展，实际已经变成了“一平二调”的代名词，影响了各行各业的正常工作和秩序，支农影响了工厂正常生产，影响了市级、省级机关、学校、部队、文卫、财贸及手工业等单位的工作和业务。这无疑是“一平二调”的继续。 据市委1958年3月12日发的57号文件载，截止1958年3月上旬统计，昆明市机关、部队、工矿、企业、文卫、财贸及手工业各条战线出动兴修水利义务工126万多人次，完成土石方100多万立方。另外在财力、物力、技术力量及其他工作上也给农村一切可能的支持和帮助。 参加经常性劳动的共123000多人次，科以上干部平均每人参加15次，最多的达75次。突击性劳动如抗洪灾等有20多万人次。兴修水利出义务工150多万个工日，完成土方135万多立方。每个在职干部轮流修水库20天。参与绿化植树、卫生化，人员1958年一季度全市为68万多人次，参加绿化人数110000人次。还参加种试验田等。参加劳动固然能进一步增强劳动观点和群众观点，但频繁地去参加劳动生产，肯定要影响正常的工作。 昆明市工业支援农业，主要是冬季兴修水利建设工程，突击小春、大春收种，积肥运动，以及抗旱、防洪等临时性的突击任务。1958年至1959年派人参加支援兴修水利2170000个劳动日；支援各种义务劳动4460000人次；参加积肥1480000000斤；参加植树造林540000亩。1959年底，昆明市委提出力争三年内基本实现郊区农业机械化，在全市迅速掀起一个以支援郊区拖拉机站建设为中心的群众运动，在短短的20多天时间里，帮助郊区建立了5个拖拉机站，帮助一个畜牧场实现了半机械化。1960年3月，市委又发出了“把支农运动推向普通化、经常化、制度化”的号召，全市人民热烈响应，许多厂矿的领导亲自到各县（区）、农场、公社联系挂钩，通过厂社挂钩，固定包干，共同制定规划、定期进行检查，把支农运动用制度的形式加以巩固，使其走向经常化。 四、市委提出破除迷信，创水稻亩产万斤高额丰产田 昆明市委在高任务、高指标和高要求下，为今后农业生产更高速度增产创造经验。提出了各郊区区委、各乡党支部必须种一块“打破迷信，敢想敢干的高产田”。为此还在1958年7月专门发了一个通知。 通知要求各区委、乡党支部必须种一块水稻亩产万斤的高额丰产田。面积最少为1亩。在种包谷或薯类的合作社，必须种两亩包谷或薯类丰产地。包谷亩产达5000斤以上，甘薯亩产达100000斤以上，洋芋亩产达50000斤以上。这就是说，郊区区委和乡党支部必须种这样高产试验田、地。否则就是保守、迷信、右倾。不仅如此，通知还要求，各郊区区委于当年一定要培养出几个水稻亩产2000斤的社。水稻丰产田的面积占总面积的20%，包谷或薯类应占种植面积的15%，要求包谷亩产2000斤以上，薯类亩产30000斤以上。对蔬菜和生猪饲养也提出了高指标要求。还要求各区党委、基层支部在创高产田（地）的地方，都要指定专人负责，建立责任制。还要请大、中专学校的老师、教授、农场技术员作指导，要从科学理论上提高。本是违反了科学、脱离了客观实际、急于求成、瞎指挥的事情还强调成科学。 当年7至8月份，全国各新闻媒体为大跃进作了非客观的报道，大量报道小麦亩产几千斤，稻谷上万斤的高产“卫星”。当时的云南省委领导，也要“打破迷信，鼓励人民敢想敢干”，决定放几颗卫星。在云南省委农村部的多次敦促下，昆明郊区仿效外地移谷并种法（即把数亩的谷子并到一丘田中），形成只见谷穗不见杆，放上鸡蛋也掉不下来。然后就请检查团和领导去检查。弄虚作假的浮夸风就是这样被逼出来的。 五、昆明市委组织两万人到农村进行检查 1958年8月中旬，昆明市委组织两万人的检查团，到五个郊区县检查中耕夏锄和秋粮估产，以实现昆明市四级干部会议精神和决议，迎接省党代会议的召开。 检查时间为8月13日到18日，目的是要摸清高速增产的办法。按产量指标排出一、二、三类苗的乡、社、队的禾苗长势，以便采取措施，消灭三类苗。在干部和群众中树立起高速度增产的信心。 检查团的组织领导为：全市成立检查总团，下设五个分团。总团长由张毅同志担任，副团长以周直等10个同志担任。分团长由总团副团长担任。各区委办公室主任和人委统计科长参加并任秘书。检查交叉进行，且发动群众和基层干部进行检查，一乡一社的组织200人的检查队伍，一乡几个社的组织100人的检查队伍，浩浩荡荡，奔赴田间。 检查办法自上而下，自下而上，领导与群众相结合进行，通过检查要逐乡、逐队、逐丘计算出大春粮食产量。 检查中要填表，从表的设计看，似乎是科学的，但从亩产与运行实际看就是一张浮夸、虚报设计表。教两万人都说谎。如：双行一类苗每亩单产为3640斤，二类苗每亩单产2464斤，三类苗每亩单产1512斤；单行一类苗每亩单产2772斤，二类苗每亩单产1508斤，三类苗每亩单产1210斤；四方棵，三类苗为630斤。 而据市统计局的资料记载，1958年稻谷平均亩产只有498斤，按检查团的稻谷单产最低数计算，栽培技术最差的四方棵的三类苗，亩产都为630斤，与实际亩产498斤比，还多132斤，与实际产量多3成左右。1958年稻谷播种面积为114.61万亩，按最差的四方棵三类苗、每亩产量630斤计算，总产应为720000000斤，而实际稻谷总产量只有340000000斤，相差380000000斤。通过数字，可以看出稻谷的产量计算的虚假超过一倍多。 六、开展“拔白旗、插红旗”竞赛 1958年2月5日，昆明市委召开郊区区委书记会议，部署农业大跃进规划，会议要求开展“拔白旗、插红旗”竞赛。在5月14日的评比中，海口区因栽插进度缓慢，被插上了白旗。区委便提出：下决心苦战六昼夜，稻谷栽插3千亩，包谷种完50%，消灭低产田20%，完成积肥任务的70%，实现车子化。海口区中平乡在海星人民公社第二协作区评比时，插上了白旗。10月12日他们召开了班长以上的誓师大会，分析了插白旗的原因是：队与队之间没有进行评比，劳动组织得不好，没有组织各种专业组，因而劳动力没有充分发挥，劳动效率不高。对此，他们决定要采取措施，要争取插上红旗，拔掉白旗。郊区区委书记在会议上向群众传达后，群众纷纷表示一定要拼命苦干送走白旗。第二天天不亮社员们就起来干活，并自动开展了竞赛，当晚在青哨、中保乡的群众都去看电影的时候，中平乡竟连夜突击点种麦子，到了16日他们秋收秋种的各项进度都超过了中保乡和青哨乡，终于在16日插上了红旗。 海口人民公社第一协作区的白鱼、里仁、和平等乡提出了插红旗、拔白旗的号召后，割谷进度每人每天平均由3分提高到0.5亩。一大队非桂仙和非琼英两人一天割4亩，个个怕插白旗，都在想方设法提高工效和大搞虚假。 官渡区后所乡怕插白旗，组织男女老少连夜苦战，挑灯栽插，燃火把犁田，方圆数里灯火通明。强迫命令，形式主义逐步发展，“插红旗、拔白旗”遍及工商企业及各项工作，造成了巨大压力。在“大跃进”的气氛中，各行各业都提出了脱离实际的目标。如公安战线提出：奋战三年，把昆明变成无凶杀、无盗窃、无烟毒、无赌博、无反动标语、无流氓活动、无打架斗殴、无重大火灾死亡、无交通事故、无黑人黑户、无反动会道门的城市。 七、中耕夏锄的表面文章 官渡区委在1958年8月4日至5日，组织了全区11000多个劳动力，集中在珥琮乡公路沿线一带和云溪乡的铁路两旁，消灭三类苗3000多亩。 加强中耕管理，薅秧、施肥，催秧发育，以达增产目标，这是常理。但是为了做表面文章，做给领导看，有意将地点确定在交通沿线，同时为了造声势，造舆论，便搞大兵团作战。区委提出要认真贯彻省委电话会议精神，市委郊区四级干部会议精神，要和时间赛跑，决心要乘东风“坐火箭、乘卫星，高速增产一定要实现”，“苦战两昼夜，消灭三类苗”，“保证今年粮食产量翻四番”。在8月4日这一天，龙马、六甲、团结等5个乡的2000多社员，在深夜两三点钟，就互相叫醒，起床吃饭，天不亮就从四面八方奔向小板桥一带参加消灭三类苗的大会战，当东方发白，带着干粮和工具的11000多人的消灭三类苗的突击大军和200多辆马车、牛车已布满从二农场到云溪乡一带的路上与田间，人山人海，有的运送肥料，有的下田施肥，区委第一书记和一些部门负责人都亲临现场指挥。经过10多个小时的紧张运肥、施肥、仅小板桥一片就消灭“三类苗”800多亩，施下肥料2000000斤，据统计原追施的和当天施的肥料，每亩已达30000斤。在云溪乡，有2000多人消灭三类苗180多亩，每亩施肥达50000斤，这就更离谱。陈旗营村突击队，一天竟拆下老墙土10000000斤，用作追肥。8月5日，七个乡的10000多社员又转移到云溪乡铁路旁的稻田里，送肥，下田施肥，又消灭了三类苗13600多亩。当时追加的肥料也是老墙土之类的劣质肥料，无论你施下多少，也达不到亩产2000斤稻谷。 在中耕夏锄中，群众连夜薅谷子，突击消灭三类苗，当时树立的典型有安宁区青龙乡李崇新，苦战一昼夜，薅秧153个工，富民区余永新创造一昼夜薅秧486个工，积肥360万斤的惊人记录。486个工，即使是一昼夜走145亩田的全部角落都不可能做到，更不用说用薅秧耙把每个角落都薅到。 八、小春产量超大春，要求一步登天堂 在1958年8月底，市委召开了郊区四级干部会议，会议提出“全党全民总动员，小春大翻身，一步登天堂，小春超大春。”事实是小春的产量只有大春产量的三分之一左右，有时还达不到这个数。这次会议认为，小春产量低是人们重大春、轻小春的思想在作怪，认为误了小春是一茬，误了大春是一年。因此，没有采取得力的增产措施。所以，市委提出1959年全市小春产量要达到10亿斤，比1958年的产量翻12番，要实现这个目标，小春必须进行大革命。 为达到小春大革命的目的，会议采用“大鸣大放”的方法进行大辩论，要求改变过去认为小春是懒庄稼的旧习惯，要破除迷信，才能敢想敢干。于是各郊区纷纷提出脱离实际的跃进高指标。在提跃进的指标前，会议介绍了全国报刊上发表的1958年小春作物高产量，促使与会者认为“吹牛不犯死罪”。尤其是与会者听到河南省西平县和平社小麦亩产7320斤；安徽省肥东县曙光社蚕豆亩产1775斤；湖北省麻城县梁家畈乡潦原一社油菜子亩产1310斤；湖北省利川县谋道区下磁乡三社洋芋亩产39220斤等消息之后，都纷纷狮子大开口。西山区提出，1959年小春平均亩产9068斤，比上年增长58倍。海口区提出，小春平均亩产7731斤，比上年增长21倍。龙泉区提出小麦平均亩产7776斤，比上年增长25倍。安宁区提出小麦平均亩产3625斤，比上年增长21倍。 此次郊区四级干部会议，为实现小春大革命的天文指标，会议提出了十一项措施。即政治挂帅，施足肥料，保证用水，深耕密植，优良品种，适当提早节令，中耕锄草，防霜防冻，防治病虫害，套种间种，改良工具等。每一项措施都有具体的内容。而且反复强调关键是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书记动手，政治挂帅。并提出当前农村的中心工作是大积绿肥运动。会上官渡区提出：“蚕豆（亩产）5千斤要超过，万斤（亩产）小麦不算高，油菜双千要保证，蔬菜（亩产）100000斤要达到”。会议期间各区、乡开展了革命的友谊竞赛。各乡都提出了跃进的竞赛指标和措施。 九、三年内郊区农业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 昆明市委1959年12月作出了“关于动员全市人民力争三年内基本实现郊区农业机械化的决定”。这个决定是在党中央号召全国人民“要加速我国农业技术改造，尽快实现农业机械化、水利化、化学化和电气化”之后作出的。 云南省委对昆明市委也下达了“昆明市郊区在全省范围内首先实现农业机械化”。市委讨论了省委的这一指示后认为：在三年（1960～1962年）内昆明市郊区实现农业机械化是可能的。有利条件有三，一是郊区农村的生产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实现了人民公社化，生产资料为集体所有制。二是广大社员社会主义觉悟提高很大，为实现农业机械化从政治思想上创造了有利条件。三是昆明市是全省的主要工业城市，具有一定的物质、技术基础。如拥有混合型拖拉机35台，机耕面积占总面积的10.5%。抽水机一百多台，机电灌溉面积占耕地面积的13.3%等。因此充分运用这些有利条件，力争三年内基本实现昆明郊区的农业机械化是可能的。 1960年6月6日，市委常委对“农业机械化”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提出了1960年要为郊区农业机械化打下基础，具体要求1960年9月底以前，在七个方面实现农村工具的机械化和半机械化。 1.磨子化：六月底全部实现磨子化，安装钢磨，坚决消灭水拉磨。 2.车子化：大搞畜力车子，以胶皮轮马车为主，在道路平坦的地方搞轨道化，要求在9月底平坝乡完全消灭人挑人背。同时要修好通车子的道路。 3.畜牧业：在饲料粉碎、切、运、食、蒸煮等环节，要全部实现机械化或半机械化。每个管理区要搞10%左右养猪自动化的生产线。 4.烧煤化：全部推广烧煤，在平坝区搞煤气化，凡是有资源的地方要自办小煤窑。 5.中耕、夏锄、播种、收割工具，年内部分实现机械化、半机械化。 6.脱粒工具：年内全部实现机械化、半机械化。 7.大办动力站，要充分利用水力、风力、天然气、沼气等。 关于农机生产问题，要求1960年在城乡建立起一套农机制造与修配的体系。 同时对郊区的工业问题也作了安排，城市支援农村、工业支援农业，1960年主要就是建立农业机械化体系。加速农业发展，实现农业机械化是一件大事，也是工业发展的迫切要求，但不切实际地用一种运动的形式去搞，结果是随着农业大跃进的失败一样也实现不了。 十、昆明市“反右倾机会主义” 1959年9月14日，中共昆明市委召开常委会议和全体委员会议，研究在全市人民中开展一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学习和辩论运动，市委还成立了工业、农村、财贸、文教、机关5个大口的领导小组，以加强对运动的领导。 “反右倾机会主义”的由来，是在1959年7月至8月，党中央庐山会议通过了《保卫党的总路线，为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等决议，由纠正“左”的错误变为反右倾机会主义，于是全国范围的“反右倾”运动迅速开展起来。1959年8月26日，中共云南省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昆明市参加会议的有市委书记3人、城郊区委书记及工矿企业党委书记、厂长一共90人。会上敢于讲真话、敢于反映实际情况、敢于对大跃进的缺点错误提出批抨意见的昆明钢铁公司副经理、三五六厂厂长、云茂纱厂党委书记及厂长、富民县委书记等人都被当作攻击“三面红旗”的典型而遭到批判，由此，昆明市“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正式开始。 昆明市“反右倾机会主义”的重点对象是党内支部书记以上的干部、工厂车间支部书记、农村管理区支部书记、机关党员科长以上干部中对总路线、“大跃进”提过不同意见，或在行动上表现不积极的人。对一般党员和党外广大群众只是进行正面教育，但对有所谓“右倾思想”和“显著错误”言行的，也要进行严肃批判。一般采用召开三级干部会议，集中一段时间，分3个步骤进行。首先学习文件，反复动员大家向党交心，暴露对“三面红旗”的错误认识，尤其强调暴露得越深就学得越深。然后对鸣放暴露出来的看法和意见进行人物、观点的排队，就“三面红旗”、粮食和市场、党的领导和群众运动等主要方面的问题加以分析，接下来就转入辩论批判阶段，同时抓住重点对象。最后根据“批判从严，处理从宽”的精神，对重点人物进行组织处理。这次批判斗争持续3个多月直到1959年底。 昆明市各系统参加学习的干部一共有12498人，有36人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其中科级以上干部18人，占这类干部总数的0.2%；有77人被定为犯有严重的右倾思想错误，其中科以上干部26人，占这类干部总数的0.74%；一般干部51人，占这类干部总数的0.57%；以上干部都受到了不应有的党纪或政纪处分。此外，还有一大批干部群众在运动中受到不应有的批判。 1959年11月9日，昆明市委召开常委会议，讨论部署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和开展社会主义大辩论，并根据中央批准农村部党组《关于庐山会议以来农村形势的报告》精神，对昆明郊区农村干部、群众的政治思想状况分析后认为，确实存在“猖狂的反社会主义逆流”，“实质是阶级斗争的反映”，确定“这次斗争锋芒是直指富裕农民思想”。接着召开郊县区、国营农场四级干部会议。会上，有47人受到批判，占四级干部总人数的0.81%；在郊区136981名社员参加的以保卫总路线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所谓“具有严重资本主义言行”的社员393人遭到大会批判，其中有232人是富裕中农成份，占总人数的0.25%。 “反右倾”斗争造成了严重的后果，那些敢讲真话、敢于反映“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和缺点错误，以及敢于提出批评意见的干部和党员，都受到了不应有的打击；党的民主集中制遭到了破坏；把纠“左”变成了反右，进而掀起了继续“跃进”的高潮，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许多已被发现、有待纠正的错误，如高指标、浮夸风、假、大、空等又重新泛滥起来，这是造成国民经济三年困难的根源。 十一、农村粮食连年减产，农民缺粮，发生了水肿病人和死人的严重问题 在三年大跃进期间，提出的口号是“以粮为纲”，努力想使粮食增产，但执行结果，不但没增产，反而使粮食总产和亩产都在减产，是大幅度减产。 大跃进前一年1957年，昆明市粮食总产为537510000公斤；平均亩产为144公斤，而1958年，也是高指标提得最高的一年，计划指标亩产超1000公斤，农业人口产粮达1600公斤。结果是全市粮食年总产474360000公斤，比1957年减产63150000公斤，总产的下降幅度为11.74%，达到两位数；1959年比1958年减产31380000公斤，比1957年总产下降17.58%；1960年粮食总产又比1959年减产45500000公斤，比1957年总产下降26%。粮食产量连年下降，下降的幅度是越来越大。 明明粮食减产还硬要说成是丰收、是大增产，从而导致了公余粮的征购量上升。 1957年公余粮征购数93640000斤；农民每人平均为273斤；1958年公余粮征购数102570000斤，比1957年多征购8930000斤，而1959年公余粮征购数112560000斤，又比1958年多征9990000斤；1960年征购仍比1957年多500000公斤。在大跃进的赞歌声中粮食连年下降，公余粮征购却在年年增加，结果是农民手中的粮食不断减少，造成缺粮饿肚子，饿肚子就会出水肿病就会饿死人。 昆明市第一次水肿病、死人迅速蔓延是在1959年底到1960年春荒时期。1959年1月9日，《昆明报》发了一则假话连篇的综合消息，内容是昆明市郊区1958年虽经旱灾、虫灾等自然灾害，但农业仍获得丰收。全市粮食亩产近800斤，36万亩水稻平均亩产728斤，最高单产21562斤，包谷最高亩产2000斤，官渡区阿拉公社新发大队的洋芋亩产13000多斤。富民县两亩红薯亩产到100000斤。统计局的数据是：1958年郊区粮食亩产278斤（四十年统计资料），其中水稻亩产496斤，包谷203斤，黄豆205斤。由于上报粮食产量和宣传报道严重浮夸，造成了粮食大丰收的假象。于是，粮食上的高征购、“一平二调”，使农村自留粮显著减少。加之在1958年10月全市郊区实现人民公社后，建立了公社食堂，实行放开肚皮吃饭，过往人员实行吃饭不要钱。到了1959年下半年，公社社员口粮相当紧张，集体公共食堂难以为继，迫使市委不得不压缩口粮标准，规定社员每人每天吃粮5市两统一由食堂制作分给社员。到1960年春荒时，农村普遍出现偷青吃青现象，水肿病、死人迅速蔓延。 1959年出现的水肿病、饿死人和粮食减少、盲目跃进、瞎指挥、高指标、高征购等问题，市委本应立即解决，但由于1959年7月至8月，党中央在庐山召开会议，本来是纠正“左”的错误，但会议改变了风向，变成了“反右”，这样，“左”的错误继续发展。直到1961年1月19日昆明市委成立了防疫治病领导小组，着手解决大跃进期间第二次出现的水肿病和饿死人的问题。 这次全市性的“生活会”，参会的有市属各单位的党委和行政部门管生活的负责干部。会议布置防治肿病的有关问题，同时成立由市委书记处书记吴致中任组长的“市委防疫治病领导小组”，在全市开展防治肿病工作。自1958年到1960年，三年由于农业受灾和“大跃进”工作的严重失误，与1957年相比，一共减产288220000斤。造成全市人民口粮不足，1960年市郊农村人口人均一年只有口粮269斤，农副产品短缺，市场供应匮乏。1960年8月，云南省委为保证外贸出口任务的完成，指示昆明市委除个别特殊情况外，一般停止猪肉供应。由于劳动量过大，营养不良，使水肿病不断发生、蔓延。根据昆明市卫生局的不完全统计，仅1960年11月下旬，盘龙、五华两区就发生水肿病140例，市人委机关12个局发生18例，发病情况最严重的是昆明火柴厂。 昆明市委在进一步学习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后，认真分析检查农村经济政策和领导工作中出现的问题。1961年2月10日，市委召集各部、委、办、局领导同志开会，发动大家检查总结经验教训。省委常委刘林元同志参加了会议。会议通过摆事实、揭问题，从政策和领导工作上查找原因，开始正视农村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当时昆明一般地区死亡率占总人口的3%～5%，严重地区高达10%。 十二、大跃进与昆明的农田水利建设 “大跃进”是党在探索中国自己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的一次严重失误，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总体是应该否定的。但实事求是地说，昆明市的水利建设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此。 1.三年大跃进期间，昆明市兴修了一大批大、中、小型水利工程，大多数水利工程至今仍在发挥着很好的作用。大跃进前的1957年，昆明市的大型水库基本为零；中型水库只有2座；较大的小型水库有3座；坝塘有2953个；能灌溉的渠道377条；抽水机有72台。蓄水能力2348万立方。蓄水灌溉面积47000亩。提水能力4000万立方。总控制水量10804万方。灌溉面积总数332616亩。投入资金156444元。到了1959年，拥有大型水库3座。能蓄水11435万立方，中型水库12座，蓄水能力4377万立方；较大小型水库一共有23座，蓄水能力2766万立方；坝塘一共有3497个，蓄水能力4178万立方；总计蓄水量为28266万立方。 公社化以后兴修的水利工程共有13座，蓄水能力有11806万立方。大型水库3座：松华坝、车木河、宝象河。蓄水能力一共有11435万立方。中型水库有6座，蓄水能力一共有688万立方。 公社化以后到1959年9月底总蓄水量达13606万立方。兴修水利工程比解放前的一座水库，蓄水250万立方，坝塘1403个，蓄水588万立方，共计838万立方增长16倍还多。 1957年冬到1959年9月底，新开渠道，温清大沟24.5公里；螳螂大沟41公里；长坡大沟11公里；沙井大沟15.7公里，南渠大沟11公里；西渠大沟12公里；东西鸳鸯沟30公里。7条全长为145.2公里，修海堤28.6公里。完成土石方一共是15233952立方。 1958年至1960年大跃进年代，全市人民响应党中央的号召，11万多的水利大军，开上了工地，移山填海，大搞水利，水利建设飞跃发展，成就显著。 2.大跃进期间水利建设的作用由于水利建设的快速发展，改变了等老天下雨栽秧和望天保苗的被动局面。1960年实际蓄水18000万立方米，占设计蓄水能力的56.2%，计划可灌溉53.3万亩。在1960年严重旱灾的情况下，小满节令栽插达40.3万亩，占计划面积的75%。1957年降雨1236毫米，1958年干旱，5月春耕，大闹盘龙江，车水抗旱。前卫公社金河管理区用了68个劳动力车水，还没有泡好一亩田。1959年降雨894毫米，1960年旱象更为严重。而盘龙江水滔滔不断，奔向田间，初步实现了灌溉自流化。先锋公社星海管理区往年车水抗旱8个劳动力一天泡田3亩，1960年实现灌溉自流化，2人管水，一日灌溉20多亩，共节省劳动力7200多个。 水利建设的快速发展，改变了自然面貌，坚定了人定胜天的思想，鼓舞了人民群众征服自然的信心。正如官渡农民歌颂的那样：“石榴花开朵朵红，民工个个是英雄，人说龙王能吐水，我们就是吐水龙。” 3.大跃进期间昆明兴修水利的感人场面水利大跃进运动一开始，各级党委书记挂帅，亲临工地现场指挥。省、市领导干部、军区首长与群众一起劳动。干部与群众三同，激励和鼓舞了群众。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以农民为主的工、农、兵、学、商各条战线上百万人次投入了水利建设运动。工业支援农业，城市支援农村，人人皆以参加修水利为荣，形成全党、全民办水利的全民运动，规模庞大，阵容壮观，气势磅礴。社员家中夫妻相争，父子相争，全家都参加修水利。城市方面，物资器材，优先供应，技术力量积极支持。1958年支持兴修水利的捐款达42万多元，水泥2千多吨。据不完全统计，城市义务劳动达174万多人次工日。车木河水库、明朗解放军水库、西白沙河、松华坝、金殿等水库，都是城乡人民群众共同劳动的产物。 1959年2月，松华坝水比坝高，天下大害，情况十分危急。几千民工在党委的领导下，党团员战斗在最前线，雪地抢修工程，排除坝垮的险情，通过各方面的努力，终于赢得了胜利，保住了大坝的安全。保住了几万亩的大、小春用水。 在水利建设中，对民工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开展高工效运动，掀起了“学黄坡、赶仓前”的比、学、赶、帮热潮，人人出主意，个个想办法，造出拉耙、推耙、推车、地车等新工具15种，50多件。改革、修理工具，使用后，工效较高的运土工具有斗车、飞车、牛车、胶轮推车、木船、地车、手推车、撑杆、绞车等13种，12358件。通过兴修水利，培养了大批技术队伍，仅松华坝、车木河、沙井三个水库就培养技术人员1456人。 4.几点教训一是设计不够合理，地质情况掌握不好，选址不当。如金殿水库积水达不到设计能力，漏水，现今蓄水也很少。在施工中，将金殿水库往下移20公尺，坝轴缩短，可以节省土方。金殿水库放水涵洞没有即时修好，影响进土量，工伤事故增多，拖延了工程进度。再如月子庄水库放水涵洞选得过高，结果挖凿石方，降低涵洞位置，原涵洞基础很好，但已全部浇灌了钢筋混凝土。月子庄水库将近土、好土盖了房子，结果造成取土的路线太长，山路崎岖狭小，影响工效，并造成很多的工伤事故，金殿水库、解放军水库、西白沙河水库，对来水量计划偏大，把土坝筑高，蓄不满水。黄家坝水库计算库容偏大，蓄不完水，这都是仓促上阵、大轰大起、急于求成造成的不良后果。 二是管理工作跟不上。水库、渠道、抽水站建设多了，但县区、公社、农场没有健全的专管机构，对管理养护抓不紧，减少蓄水量。安宁松林水库，1959年当年可蓄水60万立方，但因管理不善，只蓄8万立方。 三是技术骨干队伍缺乏。兴修水利应建立常备的专业队伍，三年来培养了不少技术人员，但因民工不固定，下马以后人被调走。下次上马，又要重新培养。 四是水库建设分布不平衡。有的地区水利工程多，有的地区工程少，存在死角，如安宁金星公社缺水，而工程做的很少。同时，在兴修水利时，没有把当年收益与长远计划结合起来；修水库没有把合理用水和综合利用水资源结合起来。对于少投入、多产出这方面没有明确。有些水库，只管修建，不注意规划合理利用，开沟挖渠，抓好效益，造成较大的浪费，水库建成后，水文、气象、观察工作薄弱。现除了松华坝水库外，其他水库都尚未建立。 五是水利建设也同样带来了“五风”。在兴修水利工作中，犯了主观急躁病，急于求成，超越了客观实际，于是就出现了工程设计差，兴修工程质量差。强迫命令，官僚主义横行，动不动就反右倾，使民工和参加兴修水利的干部、工人、农民都不敢讲真话，浮夸风盛行。 5.松华坝大型水库建成 大跃进期间的1959年7月底，松华坝大型水库建成了。这是昆明人民在征服自然、在水利建设中的重大成就，也是大跃进中的大事。 这个水库是昆明市1958年兴建的三座大型水库中的最大水库。从1958年2月1日开始挖掘隧道，11月1日拦洪大坝全面施工，到1959年7月工程全部竣工，历时一年半。1958年的8月1日，昆明市最大的大型水库松华坝在工地举行了水库落成庆功大会，表彰了劳动模范，成为根治盘龙江金汁河水患，保证昆明市工农业用水，常年灌溉40万亩农田而载入昆明史册的一件大事。 水库规模宏伟，拦洪大坝高47公尺，顶长152公尺，蓄水量6640万方。整个水库工程为754000多个土、石方。这座水库规模比解放前全省最大的谷仓水库大26倍。蓄水量超过昆明市1957年兴建的宝象河、月子庄、金殿和明朗解放军等八座大中水库的总和的50%。 这座水库的建成，彻底根治了“春插滴水如金，夏秋河水泛滥成害”的盘龙江和金汁河。控制了盘龙江和金汁河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涝灾害。此外，每年可养鱼30万公斤，也可以利用水库隧道流量每日发电3千瓦。 松华坝水库的建成，自始至终主要是官渡区龙泉、先锋、前卫、阿拉四个人民公社和国营一、二、三农场的五千多农民负担的。松华坝水库兴建工程，在1958年11月大规模地开展时，正值农村劳动力处于紧张阶段。官渡区的四个人民公社当时调出了一万多人支援工业生产建设，小春加工又急如星火。此外，龙泉、先锋、前卫等三个人民公社和市国营一、二、三农场还从公共积累中筹集了兴建松华坝水库的资金15万元。 这座大型水库的建成，是城乡互助，工农兵学商齐心协力跃进的结果。4月间，当松华坝水库施工最紧张的时候，曾一度大战明朗解放军水库的5034部队，在部队首长的率领下，又积极参加了松华坝水库的兴建工程。昆明军区、云南军区驻昆机关也出动了大批官兵支援。进入雨季后，市级机关干部，财贸系统职工，五华、盘龙、官渡等区的机关干部和一部分厂矿职工，响应省、市委的号召，组成了义务劳动大军参加松华坝水库的兴建工程。昆明第一师范学校、第二卫生学校、工业专科学校、医士专科学校、林业学校、水利学校、公路工程学校，师院附中等十一个学校的二千七百多名师生，也奔赴水库工地义务劳动了七天。昆明机床厂等许多厂矿从技术上和物质器械上给予水库很大的支援。 在为时一年半的施工过程中，全体参战人员敢想敢干，排除了重重困难。如运土距离长达700多米，但经过大力改造工具，从“水、陆、空”三路强攻，使工效平均从原来的0.4立方土提高到1立方左右。工具不足时，工地干部和民工就因陋就简，自力更生，自制自用。在这一段时期的紧张施工中，涌现了70多个先进单位，工区一级模范1700多人。其中有4位同志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5位青年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在兴建水库的过程中，由于坚持了“边修建、边蓄水”的原则，到4月底，坝高20公尺时，已蓄水18公尺，共1200多万立方水，在5月1日开闸时，灌溉了盘龙江、金汁河沿岸的龙泉、前卫、先锋等人民公社和国营一、二、三农场的四万多亩稻田。 在党的领导下，郊区农民和昆明市的各界人民，不怕水库工程艰巨，也不怕完成这座水库要修401公尺的隧道。英雄的昆明人民以豪迈的气概，在短短的一年半时间里，胜利地建成了蓄水6640万立方的松华坝大型水库，变水患为水利，使几千年来昆明的农民天干要车水抗旱、大雨要日夜防洪的景象从此一去不复返。 6.昆明市委表彰抢修松华坝水库的有功之臣昆明市规模最大的松华坝水库，自1959年8月初主体工程完工后，因闸门没有及时安装好，于9月底发现土坝渗漏，10月初随着水位上升，渗漏流量不断增加，这座水库位居盘龙江上游，距市区较近，如稍有疏忽，必将造成政治上和经济上的重大损失。因此，市委决定立即抢修。抽调了大批干部、民工进场抢修，经过二十多天的努力，完成了闸门的安装和临时闸门的起吊，取得了控制库内水位的主动权，坝身的安全得到了保障。 在抢修的过程中，各有关工矿企业大力支援，不少单位在接受了支援任务后，即由负责领导带队，连夜奔赴工地，和工地干部、民工一块苦战。在物资、器材的支援上也是做到了要什么，借什么；要多少，借多少；什么时候要，什么时候运到。如昆钢运来了枕木，建筑安装单位借给起吊设备，水文队借给钻探机，交通局派出汽车，邮电局派人到工地赶装电话等等。各方面的大力支援使抢修工程在很短的时间内得以完成。 在过去的几年里，昆明市工矿企业党的组织对于各项建设，特别是在一些紧急、艰巨的战斗任务中，如1957年大战洪水，1958年大战钢铁时，都能从党和国家的整体利益出发，关心集体，顾全大局，把别的部门的事，当作自己的事，给予了一切可能的支援和帮助。在这次抢修松华坝水库的战斗中，又作出了贡献。这是一种可贵的共产主义风格，是我们党的事业不断前进的重要保证。市委号召：全市各个单位都应该向这次支援松华坝水库的有关工矿企业学习，向他们看齐；要求各级党的组织，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都必须经常关心全市的建设，关心全市的集体荣誉。把自己的工作和全市的建设紧密地联系起来。同时，还要继续加强对干部、群众进行“一盘棋”的教育，培养识大体、顾大局的共产主义精神，发扬舍己为人，加强协作，互相支援的共产主义风格，以保证昆明的各项建设任务能够更好地跃进。 7.昆明大跃进水利工程建设中的高工效运动1958年底，在安宁县跃进公社车木河水库东渠道工地上，开展以工具改革为中心的高工效运动，工程速度猛进，这工地1200多个民工，人平均日工效达9.22方土，比原来2方土提高3.3倍。 车木河水库东渠道全长39公里，流量4立方米/秒，属于大型水利工程，土石方共计55万方。竣工后可灌溉耕地面积17000多亩。1958年10月底第一期工程开工后，工程进度缓慢，原因是：“沟线长”、劳动力弱、拖拖拉拉、不满情绪。因此每天每人平均挖土方2方左右。渠道工地党委及时在干部中开展了反右倾，在群众中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组织了大辩论，批判了工地上一部分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从而使干部和群众明确了粮食大增产，水利必须大跃进，几年苦战换来万年幸福的道理。 接着工地党委及时总结了槐杉中队平均工效达6个立方，社员鲁兴明的工效高达10个立方的经验。提出了“学槐杉，赶槐杉”，“学鲁兴明，赶鲁兴明”的响亮口号。广泛开展了学、赶、帮运动，大大启发了群众的社会主义劳动的积极性，窑坡中队的社员说：“鲁兴明一天能完成10立方土，我们也能达到和超过10立方。”因此，人人干劲冲天，苦干、硬干、巧干相结合，采取硬土，石头用火药爆破，平地软土用牛犁，运土用滑梯、撑杆、推车。这样全中队工效迅速由4方提高到12.8立方土。施普英妇女小组提出了“石头硬硬不过我们的决心，工程大大不过我们的干劲，劈开一山又一山，挖穿一岭又一岭，保证工程早完成”等决心，并自己打炮眼爆破取土，用滑梯运土，平均每人每日的工效达到12.7立方土。全工地共树立了36个标兵，9个标兵小组，平均每1个中队有一个标兵小组，每1个小队有一个标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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