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实行民主改革，荡涤旧社会的污泥浊水

为了迅速医治战争创伤，荡涤旧社会留下的污泥浊水，改造旧社会，建设新昆明。中共昆明市委、昆明市人民政府领导和发动全市人民，经过艰苦复杂的工作和斗争，在短短两年的时间内，禁绝了旧社会的丑恶现象，实现了人民多年的梦想，创造了历史奇迹。

收容改造游民、乞丐。解放前无数穷苦百姓迫于生计，沦落为小偷、乞丐、娼妓。当时全市有游民、乞丐、小偷8340名，娼妓464名，鸨母274名。在游民、乞丐、小偷中有的形成团伙，划分势力范围，各霸一方。党和政府认真研究了社会游离分子的问题，实行了“收容改造，妥善安置”的政策。1950年6月14日，在昆明市东郊官家屯原示范救济院旧址，成立市政府公安局劳动改造大队，负责对收容人员的管理教育、生产劳动等工作。从6月24日开始，由市公安局统一指挥，以治安民警、户籍警为主，各区公所派出上千名干部、群众参加，集中突击收容。10天中共收容游民、乞丐、小偷、妓女1887人。经过连续两次突击收容，共收容上述人员16502人。从此，昆明治安面貌有了改观，社会秩序转好。1951年5月，在蒙自草坝成立“昆明市人民政府公安局生产教养院”，东郊官家屯的劳动改造大队归属其领导；所需经费，除收容教养人员劳动自给外，3年中市财政和民政部门共拨款人民币16亿元(旧币)；云南军区、市公安局还支援了一批旧军服、旧警服，卫生部门抽调医生，支援一部分医药器械，帮助收容人员戒毒、治病，使收容人员由睡地铺到睡床铺，由开荒种地(400多亩)简单生产，逐步发展到多种经营。通过戒毒、治病，开展文艺、体育活动，使收容人员在集体生活中得到改造，逐步提高了思想觉悟，培养了劳动观念，决心改恶从善，成为新人。绝大多数收容人员经过教育改造得到安置，家住农村的回原籍生活，有传染病的转送专门医院治疗，犯有罪行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有相当一部分人员安置到厂矿企业，成为国家正式职工，表现好的人员还参军、入团、入党、当了干部。全市分批给予安置工作和遣送回乡生产的共21104名，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强大的生命力。

取缔娼妓。娼妓活动由来已久，国民党政府采取“以娼止娼”的办法，多年来“私娼”和“公娼”一直蔓延发展。到1949年全市约有娼妓2000多人(包括未登记的暗娼)。1950年3月，昆明市人民政府成立后，对娼妓、游乞等统一进行收容教育改造。通过思想教育和劳动改造，使她们根除了恶习，分批给予安置工作。1952年在街道中结合民主改革，贯彻《婚姻法》，对一贯压迫妇女从事卖淫活动，解放后仍不悔改，罪行累累的鸨母41名依法逮捕，经法院公审，判处死刑2名，其他徒刑39名；对仍在公开或暗地进行卖淫活动的娼妓160人、鸨母(钓台)40人，由公安、民政配合进行收容教育改造。在进行思想教育改造的同时，政府还调集医务人员和大量药品，为她们医治性病，戒除烟毒，然后安置她们生产就业，为她们广开就业门路。由于采取“边收容，边改造，边安置就业”的措施，得到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经过四五年的努力，到50年代中后期，娼妓活动在昆明已近绝迹，受到全社会的好评。

禁赌斗争。解放前昆明赌风盛行，参赌的有官吏、豪绅、军人、宪兵、警察、乡保甲长，也有普通居民、工人、农民，赌场遍布街巷。民国政府也曾颁布过措词严厉的禁赌通令，但大赌场多是有钱有势的官吏开设，警察局不敢过问，被查处的多是一般民众，所以长期屡禁不止。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为维护社会稳定，树立良好风尚，公布了《违警罚则(草案)》。规定：“在非公共场所赌博，情节轻微者”和“在公共场所有类似赌博者”处拘留或罚款，特别对知法犯法，继续赌博的赌头、赌棍，给予拘捕处罚。随着人民群众政治觉悟的提高，社会风气的好转，赌博活动已无市场。在以后相当一个时期，昆明市的赌博活动已经基本上被制止。

禁烟、禁毒斗争。明末清初，鸦片由缅甸、越南传入云南，由边境逐渐进入昆明。至清嘉庆、道光年间，鸦片种植遍及全省各地，“云土”被称为鸦片的上品。从清王朝至国民党政府，虽曾再三明令禁止，但多是官样文章，由于鸦片烟税是地方政府财政的主要收入之一，不少农民又以种烟为经济来源，以致屡禁屡种，尤其官商、军阀相互勾结营运，使昆明逐步形成烟毒的集散地。1949年，昆明吸食烟毒者达5万余人，约占全市人口的1／6。烟馆达1670家，年吸食量为500万两以上。1950年2月2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发布《关于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号召群众厉行禁种、禁运、禁制、禁售、禁吸。云南省、昆明市人民政府相继发出禁烟、禁毒的通令、布告，严禁种植鸦片，禁止贩运鸦片和制造吗啡、唆唆等毒品，取缔烟馆，限期转业。12月28日，昆明首次判处利用飞机长期贩运转卖毒品的贩毒巨犯郭怀安(曾任国民党空军飞行员、教官、航空站站长)死刑。12月29日，昆明各界群众2万余人在拓东体育场参加了“昆明市各界人民群众禁烟、禁毒大会”，会后组织了声势浩大的游行，最后将缴获的烟毒约10余万两以及一大批烟具向群众展示并全部销毁。1951年2月21日，昆明市人民政府发布《昆明市吸食烟毒人员戒除烟毒实施办法》，昆明市公安局依法在全市开展了烟民登记工作。至3月30日，前来登记的烟民有14762人，还有大量烟民决定自行戒除，不愿登记。市民政局、市卫生局协同区公所分区设立了戒烟所，动员烟民自动或由家属送入戒烟所免费戒断。昆明市各区都增设民政干事，协同派出所户籍警和居民小组、治安小组共同监督防范烟毒活动，规劝吸毒者限期戒断。1952年8月26日，全市召开禁烟、禁毒大会，各区开展声势浩大的宣传和控诉大会。9月10日，全市召开宣判大会，枪决毒犯8名，焚烧毒品5万两。根据《昆明市烟毒登记细则》，以派出所为单位成立登记处，对制毒、贩毒、运毒、窝藏、经纪、烟馆业主等进行登记，坚持交待政策，不扣、不押、不追、不逼，依靠群众，着重进行思想教育。至10月8日，全市共登记烟毒犯3388名。登记结束后，在全市开展追缴毒品的斗争，把隐藏的、转移的、丢弃的毒品追缴出来，挖掉“毒根”，使烟毒不再死灰复燃。

烟毒在云南流传久远，积习很深，具有一定的社会性、群众性。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决心根除这一毒瘤，采取行政命令与发动群众相结合；教育挽救大多数与严厉惩办犯罪分子相结合；集中打击整顿与经常工作相结合。通过斗争，对祸害百余年。屡禁不绝的鸦片烟毒，在新中国成立后短短的3年问得到禁绝。受到国内外的一致赞誉。

1951年1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理厂矿交通等企业中的反革命分子和在这些企业中开展民主改革的指示》后，昆明市在厂矿交通等企业中开展了民主改革工作。12月31日，宋任穷在昆明市工厂干部大会上作动员报告，他指出：民主改革就是充分发动工人，斗争反革命分子和封建把头分子，建立工厂管理委员会和职工代表会议，吸收工人参加工厂管理，实现企业管理民主化，使工人真正成为企业的名副其实的主人。1952年1月，中共昆明市委召开第二次党代表会议，确定1952年的任务是完成民主改革，开展爱国增产节约运动。5月，中共昆明市委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民主改革。

国营和私营企业的民主改革，中心是反封建。具体任务是：反对封建把头、废除官僚机构和剥削制度，实现企业管理民主化，开展生产竞赛和增产节约运动。具体政策是：反封建不反资本；反把头不反技术，斗首恶不斗一般。在城市居民中，重点清理反革命分子和国民党统治时期担任保长以上人员中利用职权霸占财产、奸污妇女、杀人放火等有罪恶和民愤的分子。同时解散行业帮会组织，清除反动会道门势力。工矿交通企业通过举行民主团结大会，在职工中进行自我教育，自动消除封建行帮和历史隔阂，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增强工人之间，工人和管理人员、技术人员之间的团结，建立新型的人际关系，使工人真正成了企业的主人。通过民主改革和民主建设，整顿了工人队伍和工会组织，废除了剥削制度，建立了民主管理制度，促进和推动了工业、交通事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