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迎接昆明解放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以后，中共昆明市委根据省工委的部署，认真分析了局势的发展，认为国民党反动派将会竭力夺取云南作为负隅顽抗的反共基地，国民党中央与云南地方实力派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亦将随着形势的发展而起变化，有可能以绥远方式解决云南问题。我们应立足于配合南下野战军，以战争方式解决云南问题，同时积极推动卢汉起义，走“绥远式”道路，争取和平解放昆明。昆明地下党在长期地下斗争中，认真贯彻“隐蔽精干”的方针，逐步积累了较为丰富的斗争经验，在加强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工作的同时，不断加强党的建设。

党的思想、组织建设和群众工作

1948年反美扶日运动后，昆明各大中学校的地下党和群众组织，纷纷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镇压和破坏，经过曲折艰难的斗争，大部分被捕师生获释出狱，党组织及时把大批党员或“民青”骨干疏散转移到农村参加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至1949年春，全市40所大中学校，大部分基层党组织和“民青”组织已恢复活动。在总结经验，领导群众开展各种活动以及学生自治会被取缔的情况下，逐步恢复建立各校的群众组织，有的还领导开展提高教职员工工资和改善伙食的斗争，加强与群众的联系，在校内外广泛开展政治宣传工作，并采取各种形式，成立公开合法的群众组织，掌握了运动的领导权。

1948年12月，为加强党的舆论宣传工作，在省工委统战小组的领导下，成立了新闻界党小组，统一开展昆明新闻界的民主斗争。新闻界党小组联系了一批党员和党的秘密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者联盟”的盟员，他们分布在《平民日报》、《正义报》、《大观报》、《民意报》等单位工作，并分别担任编辑副主任、采访副主任、编辑、记者、校对等工作。在全国处于革命胜利的前夜，根据省工委的指示，新闻界党小组研究如何利用几家地方报纸作为宣传工具，加强群众的宣传工作。揭露蒋介石派嫡系企图控制云南，以云南为最后反共基地的图谋，以唤醒人民的觉悟，扩大反蒋统一战线。由于及时通过报纸公开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揭露了蒋介石的阴谋；党的方针政策日益深入人心，各阶层人民深知云南的解放只是早晚的问题。新闻言论的解放，引起了反动分子的惊恐，有的立法委员反对解放言论，竟上万言书向台湾蒋介石控告，卢汉听到后说：“由他们去告!”并让昆明市长曾恕怀出面，邀请新闻界座谈。同时卢汉又要绥靖公署依据戒严法规定，拟定新闻处理办法，规定有权检扣及纠正辖区内新闻。而当时群众则把昆明形容为半解放状态。

建立和扩大两面政权

1948年底，在解放战争取得重大胜利和云南人民武装斗争迅猛发展的形势下，国民党反动政权摇摇欲堕。昆明地下党组织根据省工委“打入上层、深入下层，开展合法斗争”的指示精神，不断把握时机，安排党、盟员或进步人士，打入国民党乡、保政权，依靠群众掩护，建立“白皮红心”的两面政权，表面上挂国民党的牌子，实际上秘密发展控制地方武装力量，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和反对国民党征兵、征粮、征税的斗争，为促进昆明地区的解放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发展建立两面政权的主要形式有：第一，利用国民党乡、保政权的换届选举，采取合法斗争，依靠群众力量，布置党、盟员打入国民党乡、保政权。第二，在国民党指派的人物中，挑选物色对象，做好工作，争取其对人民有利的方面，减少或抵制其反动影响。第三，在群众革命斗争日益高涨的形势下，国民党乡村政权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地下党利用合法斗争，依靠群众，推荐党、盟员或进步人士担任乡保长。

两面政权能够在昆明顺利发展和建立的原因：第一，解放战争胜利形势的发展，敌人陷于崩溃、动摇、分化、瓦解的局面；第二，地下党长期艰苦的工作，有一定的群众基础；第三，争取地方进步人士的支持，采用合法斗争的形式掩护开展党的工作，变合法斗争为非法斗争，如组织秘密地下武装，掩护转移干部等。

卢汉起义，昆明和平解放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即与龙云为首的地方实力派建立了统一战线。内战爆发后，中共云南省工委按照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指示，利用蒋、卢矛盾，实行区别对待。对以卢汉为首的地方实力派采取又斗争又争取，以争取为主的方针。从1945年昆明的“一二一”运动到1948年的反美扶日运动，虽几经反复始终把斗争矛头对准蒋介石反动势力，尽可能争取卢汉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中立。1948年全省武装斗争开展后，着重打击了蒋系中央军，而对地方保安部队，则采取政治攻势和争取工作。1949年1月14日，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发表声明：“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在《八项条件》的基础上进行和平谈判。”由于革命形势的急剧发展，卢汉的政治态度也起了变化，他对其部属龙泽汇说：“全国解放已成定局，我们不能再做蒋介石的殉葬品，要采取措施，逐步摆脱蒋介石的控制，准备起义，迎接解放。”

1949年2月，卢汉委派曾与中共有过联系的民主人士宋一痕，向中共中央香港分局递交他致毛主席、朱总司令的信，表示愿意反蒋，要求中共中央派代表到云南并与中共中央建立了电讯联系。香港分局负责人潘汉年接见了宋一痕并报告中共中央，中央指示香港分局答复卢汉：“云南、四川均可按北平方式行事，并且可以更多地照顾地方实际”。

1949年4月，卢汉再次派宋一痕到华南分局联系，同时又派人与桂滇黔边纵队副司令员朱家璧联系。根据桂滇边工委报告，5月，中共中央指示：可以和卢汉建立联系，配合消灭蒋军，但不可受任何约束；不可存幻想。关于云南局部和平问题，则要卢汉派全权代表到中央谈判。6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总参谋长叶剑英和军情部长李克农派参加北平起义的原国民党北平警备总司令周体仁(云南籍、傣族)返回云南策动卢汉起义。周于6月离开北平南下，8月抵达昆明，正逢昆明“九九整肃”，只得静观待变。

1949年7月，毛泽东在给周恩来的一封信中明确提出：“卢汉如能于我军入滇时举行起义、宣布反帝、反封建、反蒋桂立场，则云南问题可以和平方式解决”，这就确定了中共中央争取卢汉起义的方针。这时，云南的形势突然发生了逆转。1949年8月下旬，蒋介石侍从室主任俞济时来昆明传达蒋的命令，要卢汉于9月1日赴重庆见蒋。滇桂黔边区党委副书记郑伯克和中共昆明市委负责同志研究后认为，卢汉若去见蒋，势必接受蒋的条件，血腥镇压人民；若不从，则可能被扣留，改组云南省政府，以争取不去为好。除在党内预作准备外，并通过杨青田以省参议会副议长的身分约请地方上层人士徐继祖、缪云台等劝说卢汉不要去重庆。卢汉鉴于自己力量有限，尚不能与蒋抗衡，处在进退两难之中。卢曾派民政厅长杨文清和省政府秘书长朱景暄为代表赴重庆见蒋，但蒋声称必须面见卢汉。卢在家召集安恩溥、杨文清、龚自知、曾恕怀、缪云台、林毓棠、龙泽汇、谢崇文、马瑛、倪晓清、朱景暄等人紧急磋商，未能统一意见，正犹豫不决时，国民党西南军政长官张群来昆劝说卢汉以“党国为重”从速赴渝，全力担保卢汉安全。卢汉无奈决定赴渝，行前对其部属交待：如被扣留，你们就插上红旗，宣布起义。军事由龙泽汇负责；政务由安恩溥负责；昆明市武装警察和治安工作由曾恕怀负责。要求把保安团集中到昆明，准备战斗。

“九九整肃”

9月6日，卢汉被迫飞抵重庆。蒋为消除其顾虑，达到拉拢卢汉的目的，答应云南问题全权由卢汉处理。委任卢汉为云南省绥靖公署主任，掌管国民党在云南的军警宪特的指挥权；准其将现有的保安团扩充为两个军，许诺给予一笔拨款和武器装备。交换条件是，要卢汉镇压云南革命力量，逮捕共产党人和民主进步人士，调集地方部队74军、93军配合国民党第8军、26军、89军向“边纵”和游击根据地进行围剿。

从9月8日至11日，跟随卢汉来昆明的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副区长周养浩、贵州站站长徐世贤等，成立了秘密整肃指挥机构，由毛人凤为总指挥，徐远举为副总指挥，下设行动组、审讯组、总务组等。9月8日，特务头子徐远举、沈醉率周百先等大小特务10余人会同宪警到靖国新村逮捕杨杰，因杨事先得到消息，当天上午已飞往香港(后杨在香港被特务杀害)。9月9日晚9时半，沈醉在刑警大队召开行动会议，由宪兵、警察配合特务行动，在全市进行大搜捕。9月10日，根据国民党行政院的决定，解散“云南省参议会”。当天下午5时，云南省总务科科长奉命查封“云南省参议会”，同时，卢汉下令查封各大、专院校和报社，并分别逮捕了报社社长、总编辑、编辑等300余人。11日，云南省绥靖公署公告，宣布戒严，禁止集会游行，违者准由军警宪缉办。23日，卢汉邀本市各中学校长举行茶会，决定对本市公私中学分别予以停办、合并，除保留昆华中学、昆华女中、求实、南菁等16所公私立学校外，停办长城、天祥等11所学校，合并省立中学6校。

从9月10日开始，先后共逮捕400余人，包括省参议员、民主进步人士、报社编辑、记者、工人、学生等，其中有杨青田(云南省参议会副议长)、张天放(云南省木棉公司经理)、马伯安(云南省政府顾问)、李群杰(云南省教育厅秘书)、李耀廷(云南省参议员)等，毛人凤亲自主持审讯，准备处决200余人。蒋介石派毛人凤来昆整肃的目的是通过大屠杀嫁祸卢汉以自绝人民，堵塞起义道路，追随蒋反共到底。

大逮捕发生后，边区党委副书记郑伯克和边区党委委员郑敦到昆明听取昆明市委汇报后，决定按中央指示精神，找卢汉代表宋一痕阐明当前形势和党的政策，严正指出：“卢汉违背自己的诺言，为蒋殉葬是自走绝路，希望他悬崖勒马，保证被捕人员的绝对安全，侍机释放”。宋一痕表示愿向卢汉转达。卢汉从重庆回昆后，虽公开表示拥蒋，大肆进行逮捕镇压活动，但已看出国民党将面临最后的崩溃，必须为自己留条后路。10月初，受解放军总部委派的周体仁第一次会见卢汉，向卢介绍北平解放的经过，用事实说明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消除卢汉的顾虑。10月中旬，卢汉再次约见周体仁，表示愿意起义。周体仁经过考察确信卢汉有起义的诚意后，才向卢表明他是受解放军总部委派返滇商谈局部和平问题的代表，并转达中共中央意见，云南起义的最好时机是解放军歼灭白崇禧、胡宗南两个集团军后，向云南进军之时。

对“九九整肃”逮捕的人员，党组织布置卢汉身边的军盟成员向卢汉献计献策，慎重处理，防止毛人凤借刀杀人，假手行凶。因此，当毛人凤拿着准备处决的200余人名单找卢汉批准时，卢表示杀的人太多，且证据不足，草率处理，难以服众。毛人凤为嫁祸于人，急于处理，将要杀的人一减再减，而卢汉则一再拖延。根据地下党的指示，为迎救被捕人员，有关人员向卢汉建议，经卢汉同意后，借口案情重大，证据不足，要组织军法会审，并报经蒋介石“同意照办”，电令沈醉将此案移交云南绥靖公署军法处组织军法会审。随即将逮捕关押人员集中到钱局街陆军监狱关押，由省府警卫营看管。直到11月3日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到昆，地下党发动地方上层人士李根源、周钟岳等向李请求释放“九九整肃”无辜被捕人员，卢汉则乘机利用蒋介石和李宗仁之间的矛盾，向李宗仁报告说：“九九整肃在押人员中，有的是社会贤达，有的是一般职工和青年学生，无辜被捕，应予从宽释放，才好安定人心。”李宗仁为了拉拢卢汉，收买人心，慨然允诺，11月15日电告卢汉“酌情从宽处理”。卢汉立即下令军法处：“奉李代总统命令，整肃所有被捕的人员罪证不足，准予一律释放，即日办毕具报”，11月28日全部被捕人员释放完毕。在释放杨青田时，卢汉委托吴少默告知杨青田，卢汉决心起义，请杨青田设法找中共联系。与此同时，党组织从“边纵”派冯憬行到昆与宋一痕联系，宋告知冯：卢汉准备起义。市委书记陈盛年与副书记赖卫民研究，对卢汉决心起义一事要绝对保密，暂不向下传达，决定由杨青田告知卢汉，我们欢迎他起义，但起义时机待我方向上级请示。市委再次向边区党委和郑伯克报告，并决定由边区党委委员李雨枫于12月初向华南分局报告。“九九整肃”事件后，蒋介石嫡系除余程万所部26军驻滇南外，还有李弥的第8军已从川黔边、刘伯龙的第89军从黔桂边进入滇东，从江南退集滇东地区的宪兵达5个团，卢汉所属地方部队也拟定了“防共计划”，驻昆明以东一线，声称为第8军第二道防线配备。卢汉亦已送家属赴港，为自己准备退路。昆明已成为蒋介石集团空运搬迁台湾、海南的中转站，市区充斥省外逃来的国民党政治难民，争相抢购飞机票外逃。蒋介石于11月中旬从台湾再次飞抵重庆，亲自督促国民党国防部，陆军总部等首脑机关搬迁昆明，要卢汉率政府迁往滇西，云南局势发生急剧变化。昆明市委审慎估计形势发展可能出现的几种情况：一是蒋介石集团控制昆明，卢汉被挟持或被迫迁往滇西；二是蒋军在昆明外围被歼或溃逃，卢汉亦被迫随之离昆，蒋特于溃逃时对昆明进行大破坏；三是卢汉在南下野战军和“边纵”的军事支援和昆明地下党发动组织全市人民的支持配合下，不失时机果断起义，获得成功。我们应立足于在复杂严峻的形势下，依靠党领导、组织群众的力量，做好充分准备应付突然事变。市委要求各条战线，各部门地下党和外围组织抓紧做好工作。

11月30日重庆解放，昆明人民盼望早日解放，国民党敌特惊恐万状。卢汉成立昆明警备司令部实行宵禁，形势急剧变化，市委向滇西两个地委和已率西进部队到滇西的“边纵”副司令员朱家璧通报，对卢汉部队东调昆明勿予阻击，并防止西康蒋军入滇。

12月8日，周体仁受卢汉委托向华南分局、叶剑英报告卢汉将予20日以前起义，要求人民解放军支援。党中央对卢汉提出要求：“起义部队按约法八章改编为人民解放军，有秩序地接管地方政府机构；对起义军政人员不究既往，保证生命财产安全，并予录用；释放被俘滇军将领；解散各地的地霸游杂武装，不予收编等。”

12月7日，张群奉蒋介石之命到昆明，逼迫卢汉让国防部等机构迁入昆明，省政府和绥靖公署迁往滇西，卢汉提出种种困难，表示很难照办。张群奉命于8日偕龙泽汇、李弥、余程万3个军长飞抵成都见蒋。形势十分紧迫，如蒋的计划实现，卢汉起义即可能夭折。12月9日，张群和龙泽汇、李弥、余程万一同再次返昆，卢汉乘机软禁了张群，并借张群名誉，召集在昆明的蒋介石集团主要军事和特务头目李弥、余程万、李楚藩(宪兵副司令)、童鹤岑(宪兵司令部参谋长)、沈延世(空军第5军区副司令)、石补天(26军193师师长)、沈醉(国防部保密局滇站站长)开会，当晚将其全部扣押。控制市区和飞机场，通电宣布起义。

12月11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复电卢汉，赞扬卢汉率部起义对“加速西南解放战争之进程，必为全国人民所欢迎”。指示卢汉接受二野刘、邓指挥、准备迎接解放军入滇，执行“约法八章”，刘、邓“四项号召”，肃特镇反，与云南人民武装建立联系等。卢汉复电表示完全接受，切实执行。卢汉率部在昆明起义，打乱了蒋介石的部署，遭到了国民党军队的疯狂反扑，保卫昆明的战斗打响了。

昆明保卫战

昆明起义后，粉碎了蒋介石妄图以云南作最后反共基地的迷梦，但蒋介石仍不甘心失败，于12月10日派飞机飞临昆明上空抛撒传单，要卢汉“回头是岸”，声称要炸平昆明。同时任命李弥为云南省主席，余程万为云南绥靖公署主任，派出陆军副总司令汤尧，以第8军、26军为主力组成第8兵团向昆明进攻；第8军从曲靖、沾益向嵩明杨林集结，26军由蒙自、开远转运宜良、呈贡，在汤尧指挥下，蒋军4万余人，12月15日集结于昆明东、南地区，于次日发起进攻。国民党政府陆军总部为收买欺骗蒋军官兵为其卖命，对进攻昆明的部队发给大洋10万元，许以“攻下昆明，准许自由行动3天”。

12月13日上午，昆明市委在铁局巷召开紧急会议，郑伯克到会，提出当前党组织的任务是：充分动员组织人民群众，协同起义部队保卫昆明，镇压反革命，保护国家财产，管好城市，迎接解放军进驻、接管昆明。并宣布调整加强市委领导班子，将原陈盛年、赖卫民、杨夫戎3人组成的中共昆明市委扩大为15人，新增唐嘉宾、朱枫、郭佩珊、吴邦彦、徐仁信、王维彩、倪之栋、田秉熙、刘运瑞、王裕昆、刘淑文、邹若惠等12人为市委委员，市委书记陈盛年，副书记赖卫民。市委工作机构除原有的产业工人工作委员会、交通运输工人工作委员会、学生工作委员会和财经组之外，新增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保卫部、职青工作委员会、妇女工作委员会、临时军队工作委员会，郊区工作委员会。

12月14日，经中央转刘、邓前线指挥部同意，批准卢汉组成云南人民临时军政委员会，根据昆明市委建议，对所属公安处，由宋一痕兼任处长，副处长以下人员，由党组织派出干部担任掌管实际工作。同日，市委指示，正式恢复成立昆明市各大中学生联合会；恢复昆明市小学教师联合会，市委要求各系统党组织迅速恢复建立群众性的组织，坚守工作岗位，保厂护校，保护国家和人民财产。

临时军政委员会公安处成立后，依靠原来敌工工作的基础，以党在警察中的秘密外围组织“警盟”成员为主，抽调党、盟员200余人参加，依靠基层党群组织，发动群众，从16日晚开始在全市逮捕敌特反革命分子，采取专门机关与发动群众相结合，在昆明军管前共逮捕敌特、反革命嫌疑人员1290名，为建立革命秩序奠定了基础，所捕敌特、反革命人员后来全部移交昆明市军管会处理。

12月16日，国民党第8军、26军向昆明发动进攻，保卫昆明的战斗开始了。应卢汉的要求，郑伯克与昆明市委研究决定，由朱家璧率领的“边纵”西进部队驰援昆明。由于野战军和“边纵”部队一时尚未赶到，保卫昆明的作战任务首先落在起义部队身上，当时起义部队只有10个团，在兵员人数和武器装备方面都处于劣势，形势十分严峻，市委紧急动员群众，配合起义部队坚决保卫昆明，以坚定起义当局的决心。由党盟员带头，以工人、农民、青年积极分子为骨干，于12月17日上午正式成立昆明义勇自卫队，共5000余人，下设4个大队，集中待命的3000余人，由市委委员王维彩(化名林正则)任总队长，朱枫任参谋长。义勇自卫队主要负责维持治安，搜捕敌特，协助起义部队构筑防御工事，在战斗最激烈时，将维持市区治安的警察和起义部队全部调上前线，市区治安任务由义勇自卫总队负担，部分义勇自卫队员还直接参加了战斗。同时，市委还组织厂矿、企业、机关、学校的职工拿起武器保厂护产，保护机器设备、银行、仓库、机关、学校、文书档案。由于党在工人中长期艰苦的工作，这时在昆明工人中约有共产党员400余人，党的外围组织(主要是工盟)成员约2000余人，为保厂护产奠定了群众基础。党、盟力量较强的工厂还联合附近的企业和农村形成地区联防，在战争环境下，昆明电厂、水厂的职工仍坚守岗位，保证供水、供电，市区秩序稳定。学生、教师、职员、妇女和各界人士在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到前线慰问，鼓舞了起义官兵的士气，增加了战斗力。19日，南线的敌26军逼近市区边沿的南坝、双龙桥、塘子巷附近；东线的敌第8军主力也逼近岗头村，栗树头、席子营附近，战况激烈，局势危急。起义部队仍顽强地抗击着敌人的进攻，起义部队中的地下党员、秘密外围组织成员发挥了模范作用。以共产党员李焕文为团长的38团始终坚守阵地，并发起冲锋与敌人展开白刃格斗，经过1小时的血战，将进攻的敌人大部分歼灭于螺蛳湾村，受到卢汉的嘉奖。由于我驰援的野战军和“边纵”部队日夜兼程神速进军和不断袭击敌军侧后，进犯昆明的敌军恐腹背被歼。12月21日，第26军、第8军相继仓惶后撤，向南逃窜。为时1周紧张激烈的昆明保卫战胜利结束。使昆明市免遭战争破坏，人民也免受烧、杀、抢、掠的厄运。昆明保卫战期间，起义的航空人员在中共党组织领导下，用C—46运输机改装成轰炸机，主动出击轰炸沾益、蒙自、西昌机场和侦察敌情，向敌人投撒宣传品等，为人民立下了新功。

成立昆明市人民团体联合会

昆明保卫战胜利结束，为迅速恢复建立革命秩序，维护社会治安，保护公私财产，防止敌特捣乱破坏，做好迎接解放军接管城市的准备，中共昆明市委根据《共同纲领》的精神，在党组织处于地下状态，不便公开活动的情况下，决定组织《昆明市人民团体联合会》(简称人联)，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把全市各阶层的人民群众联合起来，贯彻执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协助起义当局管好城市，建立革命秩序，为迎接解放军接管昆明做好准备。

1949年12月21日，由中共昆明市委副书记赖卫民主持，在高山铺致果巷10号召开组建“人联”的工作会议，讨论组建“人联”的有关事项。22日，市委组织全市人民欢庆昆明保卫战取得胜利和镇反肃特示威游行大会，游行前由“学联”提出组织《昆明市人民团体联合会总会》的倡议。得到全市各人民团体的热烈拥护。当天下午6时半，在云大会泽院三楼“学联”办公室召开昆明市各人民团体联合会第一次筹备会议，决定24日下午召集“工联”、“农协”、“学联”、“教联”、“妇联”等50多个团体的代表，在云南大学正式组建昆明市人民团体联合会。25日晚，在云大举行了联欢晚会，正式宣告《昆明市人民团体联合会》成立，指出：“人联”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建立新的革命秩序而奋斗。具体任务是：建立革命秩序，镇反肃特，恢复生产，复工复学，各行各业坚守岗位，迎接新时代；加紧准备迎接解放军入滇；组织起来协助解放军搞好城市接管。

12月29日，“人联”在华山路原国民党省党部内正式开始对外办公。“人联”采取团体负责制，主任委员由“总工联”派代表担任，先后担任主任委员的有高常明、杨劲松、李家聪，副主任委员由“学联”的代表(市委学委委员)担任，“人联”下设组织部、宣传部、联络部、总务部、福利部、武装纠察部等办事机构，这些部的负责人多为市委下属厂工委、交工委、学委、职青委的委员或党员担任。“人联”一成立就得到全市各界群众的热烈支持，发挥了起义当局所起不到的作用。中共昆明市委通过“人联”向群众及时宣传，关于国民党云南省政府起义，毛泽东、朱德给卢汉的电报、《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约法八章)、《刘、邓四项公告》、《共同纲领》等，同时党组织通过党员团结带领群众模范地执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使党的决定有了可靠的组织保证。“人联”建立后，过去从未组织过群众团体的部门纷纷要求组织起来参加活动。一时间“报童联合会”、“船夫联合会”、“工程师联合会”，还有地方元老、名流、士绅组织的“拥政会”、“耆老会”、“回民联合会”等都纷纷申请登记加入“人联”，信奉佛教的僧尼人员也组织起来，要求加入“人联”，并发表宣言提出：“拥护共产党、努力学习新民主主义，铲除陋规，清查特务，保护名胜古迹，准备茶水招待解放军。国民党的在乡军人也组织了联谊会向“人联”登记，表示努力学习，改造自己。

“人联”从成立至1950年3月，在市委的领导下，主要进行了以下工作：开展大规模的学习宣传活动；号召工厂以恢复生产、加紧生产为中心，带动全市各行各业恢复正常秩序；发动群众镇反肃特，维护社会治安，保护国家财产；动员组织全市人民欢迎人民解放军进驻昆明，接管城市；成为党联系群众的纽带和助手，协助起义当局保卫和管理城市，在迎接解放军，协助接管城市的工作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中共昆明地下党自1926年建立以来，1930年遭到严重的破坏，1935年恢复重建后，经过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昆明成为抗日大后方的重要基地，抗战中的“民主堡垒”享誉中外。在解放战争时期，由于认真贯彻党的长期隐蔽精干的方针，在复杂艰险的斗争中，党的组织不断由小到大，由弱到强，虽然经受反动派多次的镇压与破坏，党始终在人民群众中扎下了根。在城市工作中，党领导的爱国民主运动日益高涨，配合全国解放战争，在蒋管区开辟了“第二条战线”；在农村，党领导发动各族人民开展了大规模的游击战争，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形成农村包围城市的态势，促进和推动了卢汉起义。昆明党组织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最根本的经验就是：党的建设，武装斗争，统一战线三大法宝的具体应用和发展。由于共产党始终是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在人民群，众中树立了很高的威望。在党的建设上，昆明地下党能够长期坚持不败，是与党组织的坚强领导和党员的质量分不开的。党始终保持自己的先进性、原则性和独立自主的奋斗精神，无论是一个党员，一个党小组，一个党的支部，分布在那里，就能和当地群众结合起来，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早在大革命时期，昆明地下党就十分注意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成功地利用唐继尧和其部属四镇守使之间的矛盾，取得“倒唐”斗争的胜利。抗日战争时期，在国共合作的条件下，利用蒋介石集团排斥异已和地方当局的矛盾，建立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不断提高。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始终坚持了党的领导，独立自主的开展工作。由于统一战线的扩大与发展，又掩护了党的活动，做到互相依存，互相促进。由于党组织认真贯彻了隐蔽精干的方针和“三勤”(勤学、勤业、勤交友)“三化”(职业化、社会化、群众化)的政策，党虽处于地下状态，但能巧妙地灵活应用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相结合；上层统战工作与下层群众工作相结合；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相结合，团结了各阶层的人民，扩大了党的影响。党员在打入国民党的各种军政机关和文化团体中，做到长期埋头艰苦工作，一方面使党的组织十分精干；另一方面又尽量扩大党外的活动，加强和人民群众的联系，在开展抗日救亡和反蒋爱国民主运动中，逐步形成“党内小，党外大”的斗争格局，虽然敌人千方百计妄图破坏党的组织，却找不到共产党在哪里。直到1947年党领导的云南人民游击战争开展后，城市爱国民主运动便与农村武装斗争相结合，形成了城乡一体化的反蒋爱国统一战线。武装斗争鼓舞了城市的爱国民主运动，也掩护保卫了党的组织。在“七一五”和“九九整肃”事件中，大批在城市暴露的共产党员和“民青”骨干分子，都疏散到农村参加游击战争和根据地建设，既保存了党的骨干，又提高了部队文化素质。在统一战线中，无论对地方实力派、民族上层，地方士绅，各界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都能正确区别对待，做好争取团结工作，因势利导，发挥其不同派别、不同时期的积极作用。在反蒋斗争中，始终把地方实力派作为中间势力进行争取；在民族工作中，注意争取通过上层，发动群众，在统一反蒋的旗帜下，尊重民族风俗习惯和现存的社会制度，在广泛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就更能促进和推动上层工作的开展。由于坚持民族团结、民族平等的政策，联合各民族共同反蒋，在昆明及全省建立了各民族统一的反蒋武装，对“边纵”武装斗争的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是中共昆明地方组织较好地坚持了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根据上级的指示，结合昆明的实际，在总结过去革命斗争经验的基础上，实事求是，不断探索实践的结果。总结过去的经验，对我们今天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仍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