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

一、整风运动与反右斗争

开展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为主题的整风运动

1956年，以党的八大召开为标志，中国共产党为寻求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开始了长期的探索历程。苏共二十大后，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发生了波兰、匈牙利罢工游行事件。为了借鉴斯大林的错误和波匈事件的历史教训，警惕和防止干部特殊化和脱离人民群众，中共中央决定1957年在全党开展整风。1957年2月，毛泽东同志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这篇讲话及随后他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为这次整风提出了指导思想。

5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全市广泛开展了整风运动的宣传动员工作。

5月13日，中共昆明市委部署整风运动，成立由市委第一书记赵增益等五人组成的整风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并按系统设立五个调研小组，由常委分工负责领导；以后又在市党群和政府系统各成立一个领导小组，具体领导本系统的整风运动。整风的重点是县以上领导干部。昆明市的整风分三批进行：第一批在市党政群机关开展；第二批为区级机关和市直属企业、学校、医院、文化等单位；第三批为区委所属单位及基层企事业单位。市委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召开各界党外人士座谈会，与群众接触，广泛听取党内外干部、群众对本部门工作的批评和意见，以确定本部门整风的重点和主要内容。运动一般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学习文件，掌握文件精神实质；二是组织调查研究，分析矛盾，找出主要问题，联系实际及思想进行检查；三是总结整风运动成果及系统改进工作。市委还确定以三五六国防工厂、冶炼厂、西南第三建筑公司、食品公司及有色金属工业学校为整风试点单位。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市委结合昆明市的实际，分析全市在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决定性胜利后，社会的阶级关系起了深刻的变化，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过去，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谁战胜谁”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的新的历史条件下，要把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但是，在社会剧烈变革面前，我们党内的思想、作风却跟不上变化了的形势，不善于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部分党员干部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相当严重，使得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出现许多紧张苗头，主要是把农民挖得太苦，在民族关系与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关系上造成紧张。集中反映在：党内有的同志陶醉于已取得的成绩，有优越感和特权思想，不能平等待人，看不到或不承认在新形势下带来的新问题和新困难，或简单地用对敌斗争的老办法去处理新时期复杂的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因而非但不能缓和矛盾，反而激化了矛盾，这些问题使党在政治上、工作上受到损失。因此，市委要求全市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中央指示，针对我市地处边疆，民族复杂等特点，要特别注意处理好以下几方面的问题：一是对待知识分子、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宗派主义：二是经济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三是对少数民族的大汉族主义；四是对工人、农民、学生的严重官僚主义。整风的做法，必须坚持贯彻“严肃认真而又和风细雨”的方针，要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办法，即“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同时要做到整风、工作两不误，通过整风使党和工人、农民、学生、知识分子、民主党派、少数民族等方面的关系在一定时期内缓和下来，这是整风的迫切任务。

随着整风运动的开展，4月初，市委分别邀请教育、卫生、文艺界非党人士，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知名人士，部分厂矿企业、基建、交通、邮电工程技术人员多次座谈，征求意见和开展批评，帮助党整风。6月8日，市委统战部又连续邀集工商界人士座谈了公私关系问题；市人委党组和机关党委联合召开机关民主党派和非党人士座谈会。参加座谈的广大爱国民主人士和爱国知识分子，积极响应党的号召，给市委领导、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提出了大量中肯的有益批评和建议，其中部分人的言词虽然较为尖锐、激烈，但本意都是好的，是诚恳、积极地帮助党整风，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对各级党组织改正缺点错误、改进工作极为有益。历史证明，我们党在执政情况下，通过整风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警惕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加强对党组织和党员的监督，这确是改善党的领导，密切党群关系的重要步骤和有效措施。

6月17日，市委发出《关于在整风运动中必须认真贯彻边检查、边改进的通知》，要求各单位建立专门组织，对群众所提意见进行综合整理、分析研究、分类排队，提出处理意见，并立即着手改进。7月16日，市委就全市整风结合改进工作情况作报告。指出当前进行的开门整风，进展迅速，发展健康，社会反映很好，开了一个好头。要求继续深入发动群众，同时要诚心诚意地听取各界人士的批评意见和建议，提高边学习、边检查、边改进的自觉性，并要从思想上、作风上、工作制度和方法上，找到缺点错误的根源，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高度来认识，克服党风中存在的不良倾向，有利于改进工作方法，提高执政水平。但是，事物的发展是复杂的、难以预料的，由于整风运动转入反右斗争后，使这次整风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从整风运动到反右派斗争的转变

随着整风运动的迅猛发展，在帮助党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煽动要“大鸣”、“大放”，搞“大民主”，他们攻击党的领导是“党天下”，要求共产党让位，“轮流坐庄”，否定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把人民民主专政制度说成是产生官僚主义的根源等。这不能不引起我们党的重视。云南和昆明有的人在这些言论影响下，也说了一些错误和过激的话，在群众中引起混乱。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20日，又发出《关于加强对当前运动的领导的指示》，要求各省、市党委要作好反击右派斗争的准备。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要求省、市级机关、高等学校和各级党报都要积极准备反击右派分子的进攻。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9日又发表《工人说话了》的社论。6月11日，昆明市总工会第五届会员代表大会的代表纷纷发表意见，驳斥各种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并发表给全市职工的一封信，揭开了昆明反右斗争的序幕。6月15日，《云南日报》发表《昆明工人纷纷痛斥反党反社会主义谬论》的报道和社论。16日，工业、基建、交通、商业系统职工1700多人召开批判大会。17日，市总工会召开昆明地区工厂企业职工参加的反击大会。至此，昆明市广大职工、干部纷纷举行座谈或向报社投书，对“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进行批判和批驳。至7月初，全市有31个厂矿企业共召开老工人、青工、技术人员各种座谈会74次、2360人参加，有25个单位召开群众大会，有2万多人参加。与此同时，市、区机关、群众团体、财贸、教育、文化、艺术、卫生系统相继开展了大规模的反右派斗争。截至9月上旬，开展斗争单位已达128个，参加入员近10万人。

昆明的反右斗争，开始只是群众性的对报纸上揭露的言论进行讨论批判。6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孤立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指示》后，中共云南省委对云南反右斗争一开始就认为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就建不成，而且还有出匈牙利事件的危险。为此，省委提出：云南反右斗争开展较晚，要在防“左”、防右两条战线上斗争，当前主要是防止“温情主义”、“右倾情绪”。根据省委的部署，中共昆明市委要求：第一，继续在党内动员，防止松劲，通过正面教育和揭露右派言论，扩大群众发动面；第二，组织力量收集材料，研究右派观点、言论，对不同人采取不同对策；第三，团结、争取中间分子。7月，全市已转入在各种范围内点名批判，但因市委控制较严，被点名的全市只有38人。8月，中央要求运动进一步向地、市、县(区)、大厂矿展开，以后又提出向中、小学教职工展开，并提出要深入挖掘右派。月底，全市批判斗争的人数猛增到145人。9月1日至3日，市委召开扩大会议，提出必须继续挖掘更隐蔽的右派分子，对党内右派也要予以更大的注意，并布置第二批、第三批在工商界、区级厂矿、手工业合作社等部门开展反右斗争。9日，全市批准批判斗争的人数激增到355人。9月23日，省委发出《对当前省(市)机关运动中若干问题的指示》。指出反右派到了后期，一要防止草率收兵；二要防止质量降低。当前首先应深入到党内的、幕后的、隐蔽的右派分子方面；其次注意平衡；再次以人为代表，集中观点进行批判。此时，被点名的右派分子大大突破了中央对划为右派的控制数，右派性质的划定上有很大改变，从而导致数量和定性两方面反右斗争的严重扩大化。10月，中央发出划分右派分子标准的党内指示，明确提出：“只是对局部性的工作制度，局部性的不属根本原则的政策，工作中的问题，学术性的问题，对共产党的个别组织、个别工作人员不满，提出批评的人，即使意见错误，措词尖锐，也不应划为右派分子。”但在当时从上到下都强调反对“右倾情绪”的气氛下，中央这一指示已无法贯彻执行，昆明地区4所高等院校教职工被打成右派的占参加运动人数的25％。在昆明市的反右斗争中，把一些属于思想意识问题、生活作风问题、或对党的某项工作和领导干部提出的批评建议，在学习中向党交心的错误思想，以及在鸣放中受报刊上右派言论的影响说了错话的，都视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加以反击。而许多所谓“右派言论”，是过去在工作中向领导干部个人提的意见，或工作上的意见分歧，或对某件事不满发的牢骚，这就导致了反右斗争更严重的扩大化，造成不幸的后果。据1957年11月5日统计：全市共批准反击的518人，其中极右173人，右派345人。此外，各单位经多次排队列为右派的人数则远大于批准反击的人数。昆明市的反右斗争扩大化，还反映在反右斗争后期的“补课”上。1958年2月，省委在地(市)委书记会议上指出，必须在领导集团中彻底进行整风、反右派斗争。使运动的重点很快转入各级领导班子中。4月中旬，省委第六次全体(扩大)会议，开展对郑敦(原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王镜如(原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的批判斗争，把他们定为“郑、王反党集团”(后已平反)后，全省深入开展清除“郑、王反党集团”成员和一切右派分子的斗争，又将一大批领导干部(主要是地下党和“边纵”的干部)划为地方主义或右派分子。1958年3月至5月，在历时两个月的时间内，全市在开展反浪费、反保守运动中，通过“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进一步深挖“漏网右派分子”，并进行“整风补课”(又称反右补课、反地方主义补课、反地方民族主义补课)，在一些单位划了一批右派分子和所谓“反党小集团”。1958年8月8日，市委整风领导小组传达省委关于反右斗争结束后，如何补课和转入两条战线斗争学习的问题。省委决定：“当前机关、学校、财贸系统反右补课中要查明四种人，即漏网‘右派’、‘反党分子’、‘右倾机会主义者’和‘极端个人主义者’，尤其是要查清部、局长中的‘四种人’，查出的右派要及时组织斗争。”这几次的补课和清查，使反右斗争扩大化一发不可收拾。

在反右斗争的影响下，在昆明市工矿企业整风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中，还发生斗争工人、农民的错误。1957年9月，昆明市第一、二批工矿企业整风运动铺开，至10月初，全市厂矿职工形成鸣放高潮。按照中央指示，对职工鸣放中的大是大非问题，组织职工进行讨论和辩论，并指出对群众内部的思想问题、是非辨别问题，只能说服，不能压服。但在反右斗争影响下，会议对一部分职工进行了批判和斗争，一些单位还在职工中错划了“反社会主义分子”。10月，昆明郊区根据中央《关于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精神和省委通知，组织农村干部、群众重点开展以粮食问题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大辩论；之后又按照省委指示精神，就合作社优越性问题展开大辩论，批判了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倾向。11月25日，昆明把大辩论推进到群众性的反瞒产私分、反贪污盗窃运动，使许多基层干部和社员受到批判斗争。

整风的结束和反右斗争扩大化的纠正

10月21日，中共云南省委召开省、市机关党员干部大会，宣布机关反右整风转入整改阶段。由于反右斗争的开展，整风运动的一、二阶段成为大鸣大放和反击右派阶段，第三阶段为整改阶段。省委要求：必须取得改进工作的胜利。各机关各单位要抓住机构臃肿庞大、人浮于事，许多规章、办法繁琐不符合实际、脱离群众，党员特殊化等这类带关键性的问题，采取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的方法，发动群众坚决地改、认真地改，使改进工作有利于加强党的领导，有利于加强社会主义建设，有利于加强人民民主专政。11月22日至12月7日，市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针对当时城乡群众从大鸣大放中反映出来的问题，为统一领导干部的认识，采取大鸣、大放、大辩论方式，分清两条道路的是非界限，对干部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以此推动整改。这次会议上鸣放出来的问题，大体包括：城乡经济政策、党群关系、工农关系、干部关系、企业的积累与分配关系、党的作风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这对于促进党对机关搞好整改，提高干部思想，分清是非。是可以起到积极作用的，可是在大辩论中，将许多反映现实工作和生活中的具体问题，无限上纲，提到两条道路的斗争上进行批判，又伤害了一批干部。同时，由于采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成为反右斗争的一条经验，使各级党组织内产生“左”的倾向，也使许多干部心有余悸而不敢实事求是地反映情况。这就为大跃进中出现的虚报浮夸、讲假话、不敢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种下了祸根。昆明市通过整改，在精简机构下放干部方面，商业系统撤销了局所属的13个专业公司，分别成立政企合一的5个管理局，将原有科室130个合并为41个，科室人员减少71.86％；下放363名干部到基层担任营业员和仓库保管员。工矿企业通过精简，将大批干部下放充实生产第一线，仅27个单位统计，下放干部就达2800多人。

在反右派斗争中，昆明市共划右派分子1820人。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民代表和人民委员20人全部撤销了代表和委员资格和职务；其他右派分子分别受到判刑、管制、管制劳教、留原单位或下放工厂、农村监督劳动以及免予处分等处理。此外还有大量的“右派观点”人员，受到撤职、调离工作岗位、下放锻炼等处理。1959年至1961年，经中共中央批准，分三批摘去右派帽子的971人。1979年根据中央指示对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人进行复查，共复查纠正了1819人(有1人因杀人被处决)，并为他们恢复了政治名誉、消除了影响，对他们的工作、生活待遇，根据政策作了妥善安排，彻底纠正了反右扩大化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