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昆明“民主堡垒”的形成和发展

日本帝国主义全面发动的侵华战争，使得华北、沿海及内地一些城市的高等学校、工矿企业纷纷内迁。仅迁入昆明的就有西南联大等八所高等院校和一大批企业。具有“五四”、“一二九”运动革命传统的进步师生，和来自国内各地的其他大学、文化团体的革命知识分子、名流学者、爱国民主人士荟萃昆明，加上内迁到昆明的工厂、企事业单位中的革命进步力量，同昆明社会各阶层爱国民主力量相结合，形成了一股强大的进步力量。他们在党中央南方局、省工委和昆明党组织的领导和带领下，推动了昆明“民主堡垒”的形成和发展。

西南联大等院校内迁昆明

抗战时期，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国立国术体育专科学校、国立艺专、国立同济大学、私立中法大学、国立中正医学院、国立上海医学院，云南省立英语专科学校等院校内迁昆明，加上原来的云南大学，使抗战时期的昆明成为中国当时的教育中心之一。这些学校入滇时间先后不一，在昆明时间有长有短，短的数月，长的数年，最为长者是西南联大，长达八年。由于西南联大是由国内三所最著名的大学联合而成，拥有一批全国著名的教授、学者，在滇时间又长，因此，在众多迁昆的高校中，它最具代表性，对昆明和云南的影响最突出。

西南联大保存了中国教育文化之精华。西南联大教授之多、阵容之盛，名冠中外。1939年有教授177人，占全校教职工总数的22.3％。其中教授自然科学的大师有吴有训、陈省身、华罗庚、吴大猷、周培源等，教授社会科学的名家有闻一多、朱自清、陈寅恪、冯友兰、王力、吴晗、钱钟书等，他们大多为中国乃至世界一流的学界泰斗、科学巨擘。名流荟萃，群贤毕集，使昆明成为全国的“学术重地”和“文化重镇”，云南教育至此出现了空前的繁荣。西南联大熔北大的“民主自由”之风、清华的“严谨求实”之风和南开的“活泼创新”之风于一炉，并以优良的传统、独特的校风及卓有成效的业绩远播盛名，获得“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楷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成为当时世界最优秀的大学之一。抗战多艰，生活尤苦，但西南联大的教授们安贫乐教，严谨治学，传道授业，努力为患难中的中华民族培育出第一流的人才。学生们虽然住茅草房、吃夹沙饭，还得随时提防敌机轰炸，但他们以“刚毅坚卓”的校训砥励自己，发奋在设施最差的大学里钻研出世界一流的学识。

西南联大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8年中，共培养毕业生2522名，受过教育的8000多人，其中译员有400多人，战时参加空军、远征军的有300多人。尤其是培养出了杨振宁、李政道、严志达、叶笃正等一大批蜚声中外的科学家，对中国乃至世界科学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边远偏僻的西南一隅，在战乱纷扰的恶劣环境中培养出一大批世界级顶尖人才，这是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

西南联大中的中共党员、党的外围组织盟员和爱国师生，带着“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的光荣革命传统到昆明，在中共云南地方组织的领导下，积极投入到抗日救亡的各种集会、游行、示威、请愿等活动中，与昆明的革命力量相结合，推动了云南爱国民主力量的发展壮大。

皖南事变后，根据党的方针和省工委的指示，西南联大的党员和“民先”、“群社”骨干共100多人疏散到昆明郊县，发展党的组织和抗日民主力量，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西南联大党组织在省工委的领导下，学生党员队伍不断壮大。先后在西南联大学习过的党员学生共有206人。民青组织在省工委的直接领导下迅速发展壮大，在以后的城市爱国民主运动中发挥了重大作用，民青成员在统战、群众工作以及云南游击战争中做出了重要的贡献。1946年西南联大复员后，民青向云南全省和北平、天津等地发展，在北平、天津建立了民青的姐妹组织“民主青年同盟”。全国解放时，民青盟员在云南和北平、天津及其他城市有近：10000人，是国民党统治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数最多的一个秘密外围组织之一。民盟云南组织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团结爱国民主人士、著名教授、学者与中国共产党同舟共济、患难与共，并影响云南地方实力派朝着团结、民主、进步的方向发展，西南联大李公朴、闻一多、张奚若、吴晗等一批爱国知识分子在斗争中成为中国著名的民主战士。

西南联大、云南大学等院校的革命师生给云南高原带来了清新的民主、自由、科学之风，成千上万名走上革命道路的青年，就是从西南联大、云南大学等学校开始接触和接受革命思想和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逐渐摒弃封建买办文化。

抗战中的昆明文化

由于沦陷区城市的大批文化艺术单位和大批文化名人荟萃昆明。一时间，昆明、重庆和桂林等城市成为抗战时期的文化中心。1938年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昆明分会”(简称文协会)成立，会员包括文化、教育、艺术等各方面人士。当时总会设在重庆，负责人为沈雁冰。昆明文协会第一届理事有徐嘉瑞、楚图南、张子斋、张克诚、杨东明、杨济生、穆天木、朱自清等20多人，冯素陶为主席。文协会的宗旨是团结云南广大文化工作者，开展各种救亡宣传组织活动，为抗战服务。

昆明文协会出版会刊《文化岗位》(后改为《西南文艺》)。文协会成员还担任《云南日报》、《正义报》等报纸的文艺副刊编辑，编发或撰写了大量抗日救亡的作品，其中《云南日报》副刊《南风》在张子斋、李何林主持下，发挥作用尤为显著。在文协会的领导和会员的推动下，云南抗战文学期刊不断涌现，除《文化岗位》外，还有《南方》、《前哨》等几十种。这些刊物对唤起民众救亡意识，鼓舞昆明和全省各族人民的抗日斗志，起到了重要作用。

救亡戏剧运动。抗战爆发后，沦陷区各种剧团和众多的艺人纷纷迁入昆明，加上抗日救亡宣传的需要，一场轰轰烈烈的救亡戏剧运动在大后方的昆明城乡兴起。这场戏剧运动，在云南乃至全国戏剧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戏剧救亡宣传初期活动的基础上，1938年3月，中华戏剧界抗敌后援会云南分会在昆明成立。其理事会由当时各剧种团体的代表人物组成，理事长是滇剧名角高竹秋，常务理事有艺师戏剧科主任、话剧与平剧兼长的陈豫源、花灯剧代表王旦东、京剧名演员李鑫培。从此，昆明戏剧界在云南分会的组织和推动下，昆明抗战时期的戏剧活动日趋活跃。此后，昆明又先后成立了国防剧社、戏剧巡回教育队等；迁到昆明的西南联大则成立了联大剧团，国立艺专成立了艺专剧团，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成立了大鹏剧社；“四维剧团”、上海影人剧团、中国电影制片厂剧团、教育部巡演剧团、平剧“历家班”等也先后到昆进行演出；当时还有滇军和驻滇部队政工宣传队。这些本地的、外来的，各种戏剧团体前后多达数十个，昆明剧坛空前繁荣。剧社经常到省内各地巡回演出，戏剧及各种抗日宣传活动以唤醒民众的民族意识为宗旨，揭露鞭笞敌人，同时通过义演，为民族抗战做贡献。

新闻报刊业的发展。由于沦陷区迁滇人口对战事十分关注，关心时事的昆明各界群众也日渐增加。面对形势的要求，昆明落后的新闻报业有了较大的发展。

这时，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北平分社南迁昆明，成立昆明分社。1938年初，国民党云南省党部组织云南通讯社。于是昆明有了两家通讯社，每天向各报馆提供油印新闻稿件，中央社主要提供国际国内电讯，云南社则专供省市新闻，大大提高了昆明各报的新闻时效性。对于国民党顽固派来说，时效性甚至消息发布与否是服从于他们积极反共、反人民和消极抗日的立场的。

报刊方面，1938年10月，南京《朝报》迁昆出版。1939年5月，国民党《中央日报》昆明版创刊。同年12月，泰国归侨在昆创办《暹华日报》(后改名《侨光报》)。至此，连同原有的《民国日报》、《云南日报》，昆明共有5家日报。由于报社内中共地下党员的工作，《云南日报》于1937年12月曾转载过毛泽东《论新阶段》和彭德怀的《争取持久战的先决问题》等文章；1938年12月发表短评、社论驳斥汪精卫叛国“艳电”，《云南日报》副刊则在1940年组织文章批判当时宣扬“曲线救国”的话剧《野玫瑰》。

1942年9月，《朝报》发行晚刊，颇受欢迎。于是，《云南晚报》、

《中央午报》

(后改晚报)也相继问世。1943年9月，《昆明晚报》创刊。10月，财政界人士创办的《正义报》、国民党军队创办的《扫荡报》先后问世。《正义报》以经济、商情报道见长，《扫荡报》主要编辑人员却多为进步人士和中共地下党员。1944年12月，《观察报》创刊，副刊邀请沈从文作主编，费孝通、冯至等联大教授和学生经常为其写稿。

抗战8年中，昆明先后开办10家报馆，直到抗战胜利时还有7家日报。同时昆明抗日救亡书籍、报刊的发行也十分活跃。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在昆明设立分店，销售革命进步书刊，其中《新华日报》在昆明影响很大。1938年10月，该报从汉口迁重庆出版不久，昆明华侨书店即有代售，由于它所载消息为别的报纸所不见或难见，因此常常是报纸一到很快就销售一空，深受昆明人民的欢迎。1945年3月，《新华日报》派彭少彭来昆明青云街31号设立营业分处，直到抗战胜利。大量革命、进步书刊、报纸的发行。传播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推动了昆明民主堡垒的形成和发展。

一批沿海和内地工商企业迁入昆明

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以后，蒋介石集团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加强对云南大后方的控制。国民党中央军近30万进住云南，国民党中央的大官僚、资本集团抓紧对云南民族资本的控制，一批企业、兵工厂迁入昆明。沿海工商企业家，本着保持实力，坚持长期抗战到底，以争取最后胜利的爱国精神，克服各种困难，作出不少牺牲，内迁昆明，坚持生产，支援抗战，这就促进了云南近代工业在昆明的开发与发展。这些企业主要有：

中央机器厂：该厂是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创办的我国第一个大型机械制造厂，被称为中国机械工业的先导。1936年11月，在南京成立了中央机器厂筹备委员会，主任是留美的物理学家王守竟。1937年11月，在湖南省湘潭的下摄司建成预备厂厂房、宿舍。1938年春，日军逼近武汉、湖南时，为了保护国家重要资财，经资源委员会决定，迁往昆明。后来形成现在国内外有名的昆明机床厂，厂址在昆明北郊茨坝。

中央机器厂，在八年抗战中、在敌机的狂轰滥炸下，该厂员工白天进山洞隐蔽，晚上照样生产，支援抗战，为抗日战争做出了重大贡献，为促进云南近代工业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中央电工器材厂：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为了建设我国电器工业，遂将兴办中央电工器材厂列为重工业三年计划的“十大厂矿”之一。于1936年7月开始成立筹备委员会于南京，恽震为主任委员。当时计划设立四个厂，即第一厂——电线厂；第二厂——管泡厂；第三厂——电话机厂；第四厂——电机厂。1937年3月，勘定湘潭下摄司为厂址，并破土动工。抗战爆发后，筹备处由南京移至湘潭，建厂工作，因受局势影响，进展缓慢。由于昆明是大后方，加上云南有制造电工器材需要的金属矿藏。1938年，中央电工器材厂第一厂决定迁往昆明马街子，于同年部分投产；第四厂于1939年在马街子全部建成投产，生产电工牌电线和电机；第三厂于1940年7月在昆明马街子投产。总办事处设于昆明。

中央电工器材厂，是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诞生的。在它建成投产以前，我国所用的电线、电缆均从国外购进，电机、变压器、开关等也只有上海等地私人作坊或小工厂生产少量简易产品，绝大多数都依靠进口。由于恽震、张承祜等工程技术人员抱着实业救国的理想，倡议筹办电工器材厂，得到当时资源委员会负责人翁文灏、钱昌照等人的支持。因而，设备及技术大部分都是从国外招标选购的先进设备，产品供应抗战所需电工器材及对西南、西北各省工业及人民生活的需要。此外，它的产品还直接供应驻华美军使用，为抗战时期的军需、特别是云南民用电工器材之需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为中国西南奠定了最初的电器工业基础，为开发云南近代工业起到了较大的作用。

第二十二兵工厂：该厂是国民政府军政部兵工署所属的一个制造和修理军事光学器材的工厂。1936年9月7日，在南京建立军事光学器材工厂筹备处，1937年8月13日迁往重庆，在张家溪建厂。1938年1月再迁昆明，在南郊柳坝村建厂，于1939年1月1日建成投产。

1939年4月22日，中国第一具望远镜——6X30双眼三棱军事望远镜在二十二兵工厂试制成功。7月投入大批生产。1940年10月7日，遭日机狂轰滥炸，厂区中弹46处，全厂大部厂房被毁，工厂被迫停工。次日，兵工署电令疏散，将全部人员器材撤往昆阳县海口的测远镜厂，并决定在海口凿山开洞，重新建厂恢复生产。经过半年多的努力，1941年4月，二十二厂又在海口开工生产，从此工厂落脚于昆明至今，建成现在的云南光学仪器厂。

1941年12月26日，兵工署考虑到二十二厂与五十一厂(新建的机枪厂)同属一署，且厂址毗邻，为减少机构、节约经费，且利统一指挥，遂将两厂合并为五十三厂，周自新任厂长。工厂引进先进技术，实行科学管理，使生产通畅，秩序井然。中国战后复兴会议计划顾问美国人屈朗，在参观五十三厂后，赞叹地说，论管理“五十三厂搬到华盛顿或纽约去，也算得上是一个厂”。该厂很重视培养人才，使用人才，关心职工生活，使之集中精力搞好生产，支援抗日战争。

在二十二厂和五十一厂的积极开发下，给海口地区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华新水泥厂、云丰造纸厂、火柴原料厂、裕滇纱厂附设机器厂，相继到海口落户，荒滩海口变得热闹起来。建起中滩码头、湖滨码头，建盖了银行、邮局等，以招徕各地商旅。到1943年，海口建设初具规模，商业日盛，人口剧增。新海口计划的实施，促进了海口工业、农业、渔业的兴起，为解放后海口重要工业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十二兵工厂及五十一兵工厂，为多方面支持抗日战争做出了贡献，并为云南建立军事工业打下基础。

空军第一飞机制造厂：该厂隶属国民党政府航空委员会。抗日战争爆发，国民党政府决定把这个厂迁至昆明，厂址在西郊昭宗村，1938年迁厂，1939年1月航委会定名为第一飞机制造厂，1940年建成。该厂生产用的原材料大部分来自美国，工厂在北美航空公司设有办事处。1940年初建厂竣工投产后，周德鸿厂长组织全厂职工，在美国工程师萨克的技术指导下，试制成功“复兴号”双翼型飞机，共生产20余架，并且作好了生产美国AT——6单翼高级教练机的准备。1942年初，周德鸿调职，由朱家仁接任厂长，工厂开始进行AT——6型高级教练机的试制工作，并动员职工全力以赴生产E——15型苏联飞机，共计生产30余架。

该厂共开设培训过三期技工班，培训学员228人。当时，国民党政府只有两家飞机制造厂，都设在云南，可见，云南在战时的重要战略地位。两家飞机制造厂为云南培养了航空事业的技术人才，在奠定云南航空事业的基础上起过一定的作用。

中国电力制钢厂：该厂是1941年从上海内迁到昆明的国立中央研究院工程研究所，在云南省政府和工商界人士的通力合作下，历尽艰辛，建成了一座以新设备、新技术装备起来的新型炼钢厂。它位于昆明西郊沿滇缅公路22公里的桥头村。

为了适应战时需要，制钢厂竭力从品种、规格方面组织生产，员工们表现了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抗日的责任感。工人们在艰苦条件下进行高温作业，除发有布制鞋罩外，没有其他劳保用品。技术工人住的是土坯房，普通工住的是茅草屋，待遇微薄。但是在民族危机的重要关头，工人们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克服了各种困难。从1941年到1945年，共生产主要产品钢锭、钢材、钢铸件达1443.173吨。培养了大批工程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为支援抗日战争、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贡献，并为云南发展钢铁工业培养了一批工程技术、生产管理的人才，许多人后来成为昆明钢铁公司的骨干。

滇缅公路的开通与驼峰航线的开辟

1937年8月，日军封锁中国沿海口岸，阻止援华物资进入中国境内。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在全民族高涨的抗日救亡声中，龙云建议国民党中央政府：“国际交通应早作准备，立即同时着手修筑滇缅铁路和滇缅公路，直通印度洋。”龙云的建议，符合蒋介石把川滇黔三省作为抗战后方和控制西南三省的意图。11月，国民党政府行政院正式下令龙云，要他负责限期一年内修通滇缅公路。12月，滇缅公路总工程处在保山成立。滇缅公路我国境内东起昆明西至畹町，全长959.4公里。上段昆明至下关长411.6公里继续进行未完工程；下段下关至畹町路长547.8公里，即行征招民工，全线边测量边破土动工。西段沿途大都是高山峡谷，急流险滩，工程异常艰难，时间要求非常紧迫。1937年12月动工，滇西17个县的10多个民族约20万民工，由各县设治局长带队，锄挖锹铲，肩挑人背，日夜抢修，仅用9个月的时间，于1938年8月底全线峻工通车，云南人民也为此做出巨大的牺牲。滇缅公路的建成通车，显示了云南人民抗战到底的决心和昆明作为国际大通道的战略地位。滇缅公路除担负大量的国际援华物资的运输外，1939年滇越铁路被迫中断后，内迁的厂矿企业设备也是从滇缅公路抢运到昆明的。1944年4月，16万抗日部队及大量军需粮食经滇缅公路运到滇西战场。滇缅公路抢运的机器设备和大量民用物资，不仅对保全国家工业实力，增强抗战后备力量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填补了云南近代工业的空白，促进了滇缅路沿线特别是昆明地区工商经济、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1942年缅甸失守，中国大陆唯一对外交通线滇缅公路被切断，外援物资无法运到我国，反法西斯战线东翼面临崩溃的危险。中国政府外交部即在2月份向美国总统罗斯福建议从印度东北部阿萨姆开辟一条到中国云南昆明的空中生命线。根据罗斯福的要求，美国陆军空运机构中心随即在3月10日组成。4～5月间，以美国空运大队为主，加上中国航空公司的运输机接受为缅甸撤退下来的士兵和难民空投物资的任务，揭开了中印驼峰航线空运的序幕。

“驼峰”航线飞机从印度阿萨姆地区的德钦机场起飞后，先是在中印间属于喜马拉雅山的群山之间穿行，进入云南高原之后，又面临穿越20000到24000英尺高的横断山脉，由于当时飞机性能的限制，飞机只能在群峰之间穿越。群山绵延起伏，颇像骆驼的峰背，故飞行员称为“驼峰”。“驼峰”便成了这条航线的代称。

在抗日战争最艰难时刻，中美两国飞行员勇闯空中禁区，在世界屋脊上开辟中印空中运输线——驼峰航线，进行了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的空运行动，与敌人进行殊死搏斗，谱写下二战壮丽的篇章。

在驼峰航线存在的三年半时间里，中美两国通过驼峰航线运送大量军援物资，在关键时刻支援了中国的抗战。中美两国同时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共损失飞机514架(其中中航46架)；1500名中、美两国飞行员长眠在航线下的深山幽谷之中。为表彰中、美两国飞行人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做出的英勇业绩，于1993年5月11日在云南昆明西郊的玉案山上，建立起一座由张爱萍将军题名的“驼峰飞行纪念碑”，以纪念为反法西斯而牺牲的英烈们。

抗日民主运动在困难中继续发展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本侵略军调整侵华策略，把主要力量集中用于打击八路军和新四军，把对蒋介石政府的以军事打击为主变为以政治诱降为主。蒋介石政府进一步报之以反共媚日政策，镇压抗日民主运动。昆明的抗日民主运动转入低潮。

1941年2月下旬，国民党军统局副局长康泽来昆，向龙云政府提出破坏中共云南地下组织和筹办集中营的计划，遭到云南上层知名人士李根源和西南联大校方的反对，以龙云为首的地方实力派虚与委蛇，拒绝实施，使破坏云南地下党的阴谋未能得逞。

省工委根据中共中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和有关指示，在“皖南事变”后，立即开始有计划地把比较暴露的党员骨干从昆明疏散到各地开展新的工作，把抗日救亡的火种传播到云南的广大地区。此时，昆明各大中学校的特务分子和三青团组织活动猖獗，进步社团被解散，进步壁报被迫停刊。党指示学生运动工作的中心应“由校外救亡工作，立即转为校内学生工作”。未暴露的少数党员和骨干留在学校按照“勤学、勤业、勤交友”的方针坚持斗争。一些学生党员努力学习，赢得了老师的信任，在同学中树立了威信。

1942年1月6日，西南联大、云南大学等3000多学生自发地走上街头举行打倒孔祥熙的“倒孔”示威游行，并得到国统区广大群众的支持，迁入四川的武汉大学、贵州的浙江大学以及遵义的一些中学都举行了声援响应活动。西南联大学生党员马千禾(马识途)和齐亮等人被推为学生代表，他们和其他一些进步同学按照党的“隐蔽”方针，避免了暴露。为此，国民党不得不承认。这是抗战以来从未发生过的群众示威游行。不久，派康泽再次来昆明追查，由于龙云不同意特务在他统治下的云南随便抓人，只好找那些三青团员训斥了一通。

“倒孔”运动把矛头直指四大家族的主要成员。冲破了蒋家王朝在国统区实行的白色恐怖和高压统治，成为抗战时期大后方爱国民主运动高潮的先声。

抗日民主运动的新高潮

昆明抗日民主运动的再度兴起，云大、中法、英专等大专院校先后成立学生自治会。联大壁报如雨后春笋大量涌现，于是成立“壁报协会”。“报协”对外代表联大学生，实际行使学生自治会的职权。1944年7月7日，联大“报协”和云大、中法、英专学生自治会联合在云大至公堂举办抗战7周年时事晚会。昆明大中学校师生2000人参加，近20名著名教授、学者发言，从各个方面抨击国民党抗战7年的反动政策。这是昆明青年自“皖南事变”以来的第一次民主大会师。

1944年夏秋，国民党军队在湘桂战场上节节败退，川滇危急。在云南省工委领导下，10月10日，利用“双十节”的机会，联大、云大等昆明大中学生和各界人士6000多人在昆华女中召开“纪念双十节，保卫大西南”大会，大会由李公朴主持，通过闻一多宣读的《昆明各界双十节纪念大会宣言》，谴责国民党丧师失地和政治独裁，要求坚持抗战，结束党治，还政于民，实行民主，动员一切力量，保卫大西南。会后还举行了盛大游行。

民主运动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1944年12月25日，在党组织的领导下，新改选的联大学生自治会与云大学生自治会等发起，昆明各大中学校学生及各阶层人士又在云南大学广场集会，纪念云南护国首义29周年。由于云南人民对这个节日怀有特殊的感情，参加会议的有护国元老、大中学校的教授、学生和社会各界人士6000多人。会议响应中共中央提出的“废除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痛斥新的窃国大盗，通过了给全国人民的宣言。大会结束后，举行了示威游行，学生、工人等2万多人参加游行。显示了昆明爱国民主力量的日益强大，标志着云南的爱国民主运动进入了新的高潮。此后，昆明及全省许多城镇洋溢着浓厚的民主空气，爱国民主运动此起彼伏，空前活跃。

1945年初，在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中法大学、云南英专四校学生自治会改选中，三青团分子、国民党特务被赶出了学生会，四校学生自治会成为党领导下的公开合法组织，在各学校广泛开展了各种类型的爱国民主宣传活动。同时，党直接领导和影响了各界群众社团，也通过各种社会活动，直接参加了爱国民主运动的宣传鼓动。

由于“西南联大继承三校光荣传统，过去对民主政治多所研讨，多所发挥，更多所努力，因而博得友邦人士‘民主堡垒’的称号。”又由于昆明抗日民主运动高潮迭起，于是，反法西斯盟国也称誉昆明是大后方的“民主堡垒”。1945年3月8日，昆明妇女界发表对时局的呼吁：盟友们曾誉昆明是中国的“民主堡垒”，我们昆明妇女界，誓必守此“堡垒”，为实现民主政治而奋斗！

1945年4月，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接近胜利、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的形势下。省工委依据党中央关于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决定组织昆明各大中学校举行“五四”纪念周活动。在此期间，爱国学生在学校党组织和“民青”的组织下，冲破国民党反动派的重重阻挠，举办了青年运动座谈会、科学讨论会、文艺晚会等一系列活动。5月3日晚，联大、云大等学生自治会联合发起，由联大历史学会举办了“五四”以来青年运动总检讨会。会议决定第二天在云大举行集会游行。大会通过了《昆明各大学学生自治会举办五四纪念大会通电》，通过了组织昆明学生联合会的决议，共同推举联大学生自治会常务理事齐亮为昆明学联主席。

“五四”纪念周结束后，经西南联大党支部酝酿，民青组织和各大学学生自治会讨论决定，以联大、云大、中法大学、云南英专学生自治会名义，分别发表《国是意见书》。在民青工人分支部和党的秘密印刷厂的帮助下，赶印了几万分四校学生自治会的《国是意见书》和《“五四”纪念特刊》，并得到邮电工人的支持，突破新闻封锁和邮检，及时传到国统区各地，对当时重庆、成都、西安、贵阳、遵义等地的爱国民主运动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1945年的“五四”纪念周，显示了昆明“民主堡垒”坚不可摧的力量，把云南以昆明为中心的爱国民主运动推向了新的高潮。7月7日，经省工委同意，党组织以昆明学联的名义，又发动昆明大中学校师生，举行“七七”抗战8周年纪念大会，发表了通电。8月13日，昆明文化界发表《昆明八大文化团体迎接胜利反对内战通电》。此后，昆明学联在党的领导下，团结带领全市大中学生，与反动派进行坚决斗争，把爱国民主运动继续推向前进。

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经过8年艰苦抗战，终于取得了最后胜利。中华民族为此做出了巨大的牺牲。然而，一贯实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政策的蒋介石集团为了维护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又发动了内战。昆明党组织继续发扬抗日救亡光荣传统，为反对内战，争取和平民主而进行新的斗争。9月4日晚，联大、云大、中法大学学生自治会与民盟等在联大举行“从胜利到和平”的集会，并以此为开端，昆明市汇合国统区民主力量，迅速形成解放战争的第二条战线，为推翻蒋家王朝的独裁统治和新中国的诞生写下了光辉的历史篇章。

抗日战争时期，昆明成为国民党统治区著名的“民主堡垒”。昆明人民为抗战胜利做出了巨大牺牲，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有党中央、南方局的正确领导，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抗日主张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和支持，并不断挫败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反共逆流。云南昆明地方党组织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的各项方针政策；其次广大群众的觉醒和民主力量的发展。西南联大等院校及文化界迁到昆明，同正在蓬勃发展的昆明社会各阶层爱国民主力量聚集在一起，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抗日救亡力量。在一浪高过一浪的爱国民主运动中，民主空气空前活跃；中共中央、南方局及其领导下的云南和昆明党组织，对云南地方实力派及云南各界人士开展了大量的、多层次、多渠道的团结争取工作，使龙云的政治态度逐渐转变为同情和支持人民民主运动，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昆明和全省的形成和发展。广大民众积极参加的爱国民主运动，也正是为争取昆明的和平解放的力量源泉和群众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