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为争取昆明的和平解放而斗争

一、爱国民主运动的新高涨

抗战胜利后，中华民族的命运和前途面临着两种选择。代表全国广大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力图通过长期合作，以和平民主方式来建设一个独立、民主、富强的新民主主义新中国，代表大地主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妄图以内战方式、消灭共产党和剥夺人民的民主权利，继续实行抗战前蒋家王朝的独裁统治。在关系中国两种命运和前途的斗争中，昆明党组织领导和团结全市各族人民，为争取和平民主而奋斗，革命群众运动蓬勃发展起来。

抗战胜利后昆明的形势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的当天晚上，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中法大学等校师生，在各校学生联合会的组织下，在西南联大举行了时事晚会。共产党员、著名教授纷纷登台演讲，他们分析抗战胜利后远东局势的发展，中国如何走上和平民主的道路，强烈要求和平民主反对内战和独裁统治。9月4日，昆明文艺协会、《民主周刊》社等8团体联合发起，在西南联大召开昆明教育文化界庆祝抗战胜利大会，学生和社会各界人士3000多人参加了大会。闻一多、吴晗等在会上作了演讲，10日，有中共地下党员、民盟成员参与的在昆人士620人联合发出《和平建设新中国》的通电。

对于昆明人民日益高涨的爱国民主运动，蒋介石深为忧虑。为了推行内战政策，建立一个稳定的后方基地，镇压昆明人民的民主运动，剪除与共产党建立了联系的云南地方实力派，蒋介石亲自指挥杜聿明发动以武力改组云南省政府的政变。1945年9月，蒋介石命令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卢汉率领滇军前往越南接受日军投降，采取调虎离山计，以便搞掉龙云，全面控制云南。对于蒋介石的阴谋，中共云南党组织通过各种渠道，多次提醒龙云加强防备。华岗当面向龙云指出滇军入越的危险性，希望他提高警惕，滇军中的地下党员张文澄、宁坚向张冲建议，由张冲劝说龙云不能把滇军全部开进越南，以防突然事变，朱家璧通过滇军第九十三军军长卢浚泉提醒卢汉，指出“前脚一出门，后院就起火”的可能性；地下党员周新民也以民盟负责人身分面见龙云，揭露蒋介石剪除异己，控制云南的阴谋由来已久。由于龙云对蒋介石的本质还认识不足，更主要是他想趁入越受降之机扩充实力、改善装备。因此，中共和各方人士的忠告和建议都未能引起他的重视。他按照蒋介石的命令，将第一方面军所属九十三军、六十军以及暂编第十九、第二十三师由卢汉率领赴越受降。党组织立即指示在滇军中的中共地下党员随军行动，继续开展工作。这时，留驻昆明的滇军仅剩独立第二旅的第三团和护卫五华山的一个营。10月3日，在蒋介石的指使下，国民党第五集团军总司令兼昆明防守司令杜聿明指挥所部发动军事政变，控制昆明。蒋介石免去龙云本兼各职。并将其挟持到重庆任军事参议院院长；任命尚在越南的卢汉为云南省政府主席，又安排李宗黄为民政厅长并代省主席。同时，成立以关麟征为总司令的云南警备总司令部，建立了蒋介石直接控制云南的党政军体系。蒋介石以武力改组云南省政府，除掉龙云这一心腹大患的最终目的，是要镇压云南的民主运动，稳定其发动全面内战的后方基地。昆明形势陡变，阴霾笼罩，民主进步力量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一场大风暴正在孕育之中。

“一二·一”运动

面对严重的内战危机，1945年11月5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发言人的名义发表《国民党进攻的真相》的谈话，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用一切方法制止内战”。10日，重庆成立“重庆各界反对内战联合会”，成都、贵阳、西安也相继展开了群众性的反内战活动。21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文章，号召国民党统治区的同胞起来响应重庆等地的反内战运动。昆明学生正在酝酿以实际行动响应，中共云南省工委决定支持和领导这次学生的正义行动。11月25日晚，由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中法大学和英语专科学校四校学生自治会发起，在西南联大召开反内战时事讲演会，到会的有大中学生、教师、工人、市民等6000余人。晚会邀请联大教授钱端升、伍启元、费孝通和云大教授潘大逵演讲，主题为如何制止内战。大会进行中特务切断电源，鸣枪捣乱，与会者没有被吓倒，他们点亮汽灯，继续演讲。费孝通激昂地呼喊：“不但在黑暗中我们要呼吁和平，在枪声中我们还是要呼吁和平。”听众高呼：“用我们的声音反对枪声!”这时大会在热烈的掌声中通过反对内战，要求和平民主的宣言，以及呼吁美国青年反对美国派军队参加中国内战的通电，演讲会在《我们反对这个》的反内战歌声中结束。

散会以后，国民党政府派军队实行戒严，群情激愤的学生纷纷连夜签名以罢课抗议。26日晨，国民党中央社发出《西郊匪警，黑夜枪声》的报道，污蔑与会人士为“匪”，这如同火上浇油，更加激起广大学生的愤慨。西南联大率先宣布罢课，云南大学、中法大学、昆华工校、昆华农校等18所学校也相继罢课，到28日，罢课学校扩大到31所。昆明学联在省工委的指导下，组成了昆明市大中学校罢课联合委员会(简称“罢联”)，发出了《昆明市大中学生为反对内战及抗议武装干涉集会告全国同胞书》(罢课宣言)，以及抗议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致美国政府抗议书》、《告美国人民书》，鲜明地表达了昆明学生的政治主张。他们要求：立即制止内战，要求撤退驻华美军；组织民主联合政府，切实保障人民言论、集会、结社、游行、人身等自由。同时，向国民党当局提出四项具体要求：(1)追究射击联大的责任；(2)取消禁止集会游行的非法禁令；(3)保障同学身体自由，不许任意逮捕；(4)中央社改正诬蔑联大之荒谬谣言，并向当晚参加大会之人士道歉。接着，各校组织了大批宣传队到街头、工厂和附近农村展开宣传。国民党当局对学生的行动十分恐惧，他们采取各种手段，镇压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动用大批特务沿街殴打学生，捣毁学校。云南警备总司令关麟征、代理省主席兼国民党省党部主任委员李宗黄，命令各校当局交出“思想有问题”的学生名单，并限令各校28日复课。声称如不遵令即“采用武力压制，不惜流血”。学生们不畏强暴，继续坚持斗争，他们的正义行动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同情支持，进一步鼓舞了学生的斗志。

12月1日上午8时，李宗黄在参加了卢汉就任省政府主席的交接仪式后，集合国民党省党部的党徒、军官总队、三青团省团部的暴徒，携带棍棒、铁条、刺刀、手榴弹，分头攻打云南大学西南联大等学校。上午10时左右，国民党云南省党部调查统计室主任查宗藩带领80多名暴徒，冲进云南大学，撕毁壁报、反内战标语、捣毁校警岗亭，砸烂桌椅和捐款箱，四处追打学生，致使多人受伤。学生们急忙汇集于云大会泽院楼前，凭借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势奋力还击，暴徒们只好呼啸而去。接着，佩戴“第二军官总队”符号的暴徒百余人，向联大的校本部进攻。联大学生用桌椅、黑板等物将大门堵住，严加防守。暴徒们用石块、砖头、木棒、铁棍砸毁校门，殴打学生。同学们奋力还击，将暴徒逐出。暴徒在校门外继续行凶，打伤前来劝阻的袁复礼教授等人。当一个暴徒正在拉开手榴弹导火线要向门内投掷时，路过此地的南菁中学教师于再(共产党员)不顾个人安危上前阻止，被炸伤头部，当晚牺牲于云大医院。11时许，国民党三青团云南支团部秘书兼宣传股长周绅，率领特务和军人四五十人，强行闯入龙翔街联大师范学院，肆意行凶，在饭厅前投掷手榴弹。学生猝不及防，推开食堂窗户，退入隔壁昆华工校，联合工校同学一齐反攻，将暴徒逐出大门。暴徒又打破大门，投进手榴弹两枚，炸倒学生多人。联大师院学生李鲁连头部中弹，在送往医院途中身亡；昆华工校学生张华昌被炸，弹片穿入脑中；英勇抢救同学的师院女生潘琰(共产党员)被炸倒在地，特务龚正德又用尖头铁条向她腹部猛剌。当同学们前来抢救时，她还挣扎着呼喊：“同学们，团结呀!”两人都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于当天牺牲。联大学生缪祥烈被炸伤后切去左腿。当日，暴徒还袭击了联大附中、联大工学院、南菁中学等校，破坏门窗，抢劫财物。这一天，有于再、潘琰、李鲁连、张华昌4人牺牲，重伤25人，轻伤30余人。联大教授马大猷、袁复礼被殴辱。学校变成屠场，师生和市民纷纷怒斥：“这是什么世界!”闻一多悲愤地写道：“一二一”是中华民国建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但也就在这一天，死难四烈士的血给中华民族打开了一条生路。昆明“一二一”惨案发生不久，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指出：“昆明惨案在全国说来是1926年‘三一八’惨案以来，近20年问所没有发生过的大惨案。”

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屠杀，激起了昆明爱国师生和人民群众的极大义愤和强烈反抗。昆明44所大中学校全部罢课。中共云南省工委支持和领导群众的英勇斗争，因势利导，果断决策，加强“罢联”的领导机构，扩大以学生为主力的战斗队伍，团结教师，争取社会各方面的支援，利用反动派内部的矛盾，集中一切力量，给以李宗黄、关麟征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坚决反击。“罢联”开展了大规模的宣传活动，大量印发了《一二一惨案实录》、《告全国同胞书》、《向昆明父老呼吁》，以及《告师长书》、《告家长书》等，仅半个月即印发惨案实录50万份。《罢委会通讯》成了宣传的有力武器，每期发行数超过昆明销量最多的日报。标语口号、大型壁报遍贴街头，每天还有100多个宣传队到街头、广场和工厂、郊区农村，宣传“一二一”实况，宣传反内战争民主的重大意义，口诛笔伐以李宗黄、关麟征、邱清泉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争取各阶层人民的理解、同情和支持。

为了表达对英勇牺牲烈士的哀思和对反动派的愤怒，“罢联”于12月2日为4烈士举行入殓仪式，各校师生和各界群众6000多人冲破特务的包围盯梢前来参加。从12月4日起举行公祭，灵堂设在联大图书馆，烈士画像前挂着“党国所赐”4个大黑字，墙上张贴、悬挂着上千幅挽联挽诗、吊唁文电，展出烈士血衣，控诉国民党、中央军及李宗黄、关麟征屠杀青年的罪行，揭露中央社造谣欺骗的伎俩，歌颂反内战、争民主的爱国战士。参加公祭的人们络绎不绝。在一个半月内，参加灵堂公祭的团体单位近’700个，达15万人次(当时昆明人口约30万)。灵堂成了控诉反动派、教育人民、激励斗志的大课堂。

12月6日，“罢联”发表《昆明大中学生为“一二一”惨案告全国同胞书》，控诉国民党当局使用暴力攻打学府、残害师生的罪行，呼吁全国同胞“维护正义，主持公道”。学生群众的斗争获得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同情和支援，昆明全市大中学教师，纷纷联名发表抗议书，宣布罢教，要求惩凶。联大教授会决议停课一周，以示抗议，急电国民党政府要求速派大员调查处理；发表公开声明，指出惨案实为李宗黄、关麟征、邱清泉所指使，决定组织法律委员会进行控诉。《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支援学生。中国民主同盟云南支部、云南妇女联谊会相继发表抗议声明。《民主周刊》等7种期刊联合增刊，抗议当局暴行。云南省参议会召开临时会议通过决议，请省政府立即制止暴行，保障学生安全。工人、公共汽车售票员、医务人员、商人都声援支持学生。龙云夫人顾映秋、次子龙绳祖也捐款支援。云南数十个县的师生，通过集会、募捐、派代表吊唁、写信等方式，支援昆明学生运动。

昆明的学生运动，得到了全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1945年12月15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中，号召援助以昆明罢课为标志的国民党区域正在发展的民主运动。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和新华社、南方局机关报《新华日报》，都及时向全国人民报道了“一二一”运动的真相，并且连续发表社论，严正谴责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罪行，呼吁全国人民声援昆明学生，开展反内战、争民主的群众运动。12月9日，陪都重庆各界人士，在郭沫若、沈钧儒、史良等主持下，举行了昆明市死难烈士追悼大会，并公祭三天。董必武、王若飞代表中共中央献了花圈。同日，成都举行追悼会并游行示威。1946年1月13日，上海各界万余人召开“于再先生追悼大会”，宋庆龄、柳亚子、马叙伦、沙千里、郑振铎、许广平、金仲华等主祭，会后游行示威。武汉、南京、西安、广州、杭州、福州、南昌、长沙、桂林、贵阳、四川乐山、贵州遵义等大中城市，都有群众声援昆明“一二一”活动。一个以学生运动为主，社会各阶层参加的反内战、争民主的爱国运动，一时席卷了整个国民党统治区。

在海外，“一二一”运动得到爱国侨胞和国际公正舆论的同情和支持。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华侨致电昆明“罢联”，“决意支持”昆明学生。美国一些报刊、电台报道了昆明惨案，并发表了评论，美国西海岸6位议员要求美国总统把美军撤出中国。

国内外声援昆明学生的斗争，猛烈冲击着国民党反动统治。云南警备总司令关麟征被迫到联大“慰问”、“道歉”，接着导演了一场“公审”、“惩凶”的丑剧，枪毙了两名假“凶犯”。但种种阴谋手段都没有能软化和欺骗学生群众。12月7日，蒋介石发表《告昆明教育界书》，声称对昆明流血事件要“作公平负责处理”，但必须“以恢复课业为前提”。接着于8日宣布将关麟征“停职议处”，改由霍揆彰任云南警备总司令。9日，由卢汉、朱经农、霍揆彰等代表国民党政府，邀请西南联大、云南大学等4所大学当局及“罢联”代表谈判复课条件。国民党当局同时从各方施加压力，强令学生复课。蒋介石密令卢汉准备作“最后处置”。

依据南方局的指示，中共云南省工委与在第一线领导斗争的党员和“民青”、“罢联”骨干，分析研究斗争形势，为了团结广大师生和社会各界爱国人士，决定按照“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挫败反动派。认为只要大部分条件得到国民党政府接受，即可采取“停灵复课”方式继续坚持斗争，以利积蓄和发展力量，争取全胜。在全国人民“反对内战争取民主”的爱国民主运动取得重大发展、解放区军民打退了蒋介石的军事进犯的形势下，蒋介石被迫让步，将李宗黄调离昆明。12月25日，全市大中学校罢联会一致通过《复课宣言》，声明，待李宗黄受到撤职处置后，再确定为4烈士出殡日期，并表示继续为反内战、争民主、争自由而奋斗到底。复课后，昆明学联及时把反内战、争民主的斗争引向深入。为庆祝政治协商会议胜利闭幕，抗议国民党反动派制造重庆较场口“二一〇”血案，昆明学联于1946年2月17日举行有万余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和示威游行。为抗议国民党政府将杀人主犯李宗黄调任新职和要求解决“一二一”惨案的丧葬抚恤费，全市学生于3月4日罢课一天，同时把斗争转到争取为4烈士举行出殡仪式的活动，学联冲破重重阻挠，在取得各界爱国人士的同情和支持的基础上，组成殡仪主席团。3月17日，昆明隆重举行4烈士盛大出殡，再一次控诉国民党法西斯罪行。出殡行列以“一二一死难4烈士殡仪”的横幅布标为前导，撞击自由钟开路，有知名爱国民主人士参加的殡仪主席团走在前列，昆明3万余名大中学师生和各界人士组成殡仪队伍，佩戴黑纱白花，簇拥着4烈士灵车、像亭，举着“民主使徒”，“你们死了，还有我们”等大标语牌，奏着哀乐、唱着葬歌，庄严肃穆地通过昆明主要街道。沿途散发《为“一二一”死难烈士举殡告全国同胞书》、《告三迤父老书》。灵车过处，各十字街头设置的路祭亭有学生和各界代表宣读祭文。昆明万人空巷，群众涌向街头，含悲注目，送别4烈士。下午，殡仪队伍回到西南联大校本部，举行公葬4烈士仪式，闻一多、吴晗教授作了悲愤的讲话。学联代表3万多群众在烈士墓前宣誓：安息吧，勇士!我们将以更坚决的步伐前进，我们要集中一切力量，向反动的中国法西斯余孽痛击!葬歌、誓言，长久地激励着人们。

“一二一”运动，是继“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以后的又一次全国范围内的为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争取国家独立、人民民主而进行的英勇斗争。周恩来曾指出：“昆明惨案就是新的‘一二九’。‘五四’运动未完的任务，由‘一二九’运动继承起来，‘一二九’未完成的任务，由今天的青年运动继承起来。青年是争取和平民主的先锋队。”“一二一”运动，揭开了解放战争时期第二条战线的序幕，把国民党统治区的爱国民主运动推到了新的高潮。它锻炼培养了一代青年，壮大了党的组织和革命群众队伍，“使反动派陷于孤立，，使我党获得广大的同盟者，扩大了在我党影响下的民族民主统一战线”。

李、闻惨案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反动派破坏和撕毁同中国共产党签定的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派出22万军队围攻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爆发。

蒋介石集团为了配合前线内战，强化了国统区的法西斯统治，在全国各地逮捕了13000多爱国民主人士，封闭了100多个人民团体。昆明“一二一”运动后不久，国民党当局即有对昆明民主运动“等待时机一网打尽”的决定。西南联大复员时，云南警备司令霍揆彰两次发电报向蒋介石请示机宜，蒋给霍的答复是“得权宜从事”。1946年3月，昆明成立了“民主自由大同盟”，霍揆彰带着一批国民党党徒前往致贺。该组织制造谣言，说民盟的李公朴到滇谋划暴动，民盟的闻一多等是共产党，说民主党派要勾结地方势力搞暴动，对爱国民主人士进行公开威胁和恫吓。6月初，昆明几家进步书店和一些地方实力派人物的家宅受到搜查，昆明城内人心惶惶。鉴于各种谣言，为了公开表明民盟的政治主张及对时局的态度，民盟云南支部负责人楚图南、李公朴、闻一多、潘光旦、冯素陶、费孝通、潘大逵等于6月26日、28日、29日相继举行了3次招待会，公开民盟的组织和纲领，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造谣污蔑，向社会各界阐明“和平建国、民主团结”的主张，得到广大爱国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会后，民盟和各界民主人士组成“争取和平联合会”，致电国共双方领导人，发起“为呼吁和平救济灾区万人签名运动”，云南的护国元老、著名民主人士、民族资本家、开明绅士、宗教人士、教授、教师、学生、职业青年、妇女、店员等纷纷签名，形成了强大的反内战声势。7月1日，昆明学生联合会发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向国民党当局提出10项要求：(1)全面立即无条件停战，实现永久和平；(2)实行政协四项诺言、五项决议，以协商方式解决内争；(3)遵照整军方案，缩减军队，减轻人民负担；(4)撤退驻华美军，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5)提高教育经费，安定教师生活，救济失业青年；(6)取消学生军训，废除党化教育及反对教师检定；(7)救济全国灾荒，停止田赋征实及征购军粮；(8)保护全国工商业，减轻捐税，反对官僚资本垄断市场；(9)维护国家关税，反对外轮内航；(10)反对警管区制。蒋介石集团不可能接受这十项要求，他们甚至挥起了屠刀，对付手无寸铁的爱国民主人士。

7月11日，西南联大北迁返校的最后一批师生离开昆明。当天晚上，李公朴先生外出回家途中，在昆明大兴街口，竞被云南警备司令部派遣的特务用无声手枪暗杀。路过此地的云大学生潘汝谦(地下党员)、舒守训(地下党员)、杨实(“民青”成员)立即将李公朴送往云大医院抢救，在民盟工作的地下党员唐登岷等也赶到医院主持抢救。由于伤势太重，12日凌晨5时光荣牺牲，临终前痛骂反动派“此种手段卑鄙了!”，并沉痛地说：我已经准备好了!“完全为了民主，完全为了民主”。面对敌人的进攻，党组织立即通知闻一多等爱国民主人士，要他们提高警惕。

7月13日，中共云南省工委领导昆明学联为李公朴被刺发表《告全国同胞书》。7月15日，为了抗议国民党的法西斯暴行和吊唁为民主自由献身的李公朴先生，在省工委领导下，昆明学联与民盟云南省支部在云南大学至公堂联合举行“李公朴先生死难经过报告会”，昆明各界群众2000多人赶来参加大会。李公朴的夫人张曼筠报告李公朴遇难经过，控诉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罪行，激起人们的无比愤慨。面对特务的监视，闻一多拍案而起，愤怒地说道：“这几天，大家晓得，在昆明出现了历史上最卑劣、最无耻的事情。李先生究竟犯了什么罪，竞遭此毒手?”他厉声质问道：“今天，这里有没有特务?你站出来!是好汉的站出来，你出来讲，凭什么要杀死李先生?”接着，闻一多叙述了“一二一”运动中昆明4烈士的光荣牺牲和李公朴的遇难，说：“这两桩事发生在昆明，这算是昆明无限的光荣!”会场上响起热烈的掌声。闻一多大声说：“人民的力量是要胜利的，真理是永远存在的。历史上没有一个反人民的势力不被人民消灭的!”“我们的光明，就是反动派的末日!”闻一多最后说：“反动派，你看见一个人倒下去，可也看得见千百个继起的!正义是杀不完的，因为真理永远存在!历史赋予昆明的任务是争取和平民主，我们昆明的青年必须完成这个任务!我们不怕死，我们有牺牲的精神，我们随时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闻一多的讲话，激励了广大群众，至公堂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这就是闻一多著名的“最后一次演讲”。当天下午，闻一多主持了《民主周刊》社记者招待会，再次抗议国民党特务暗杀李公朴的罪行，要求严惩凶手，保障人身安全。会后，由其长子闻立鹤陪伴回家，行至昆明西仓坡西南联大教师宿舍附近时，遭一群特务枪击，闻一多身中8弹，当即殉难，闻立鹤伏在父亲身上掩护，身受重伤，父子俩倒在血泊之中。中共云南大学支部闻讯后，立即组织群众赶赴现场，并通知民盟负责人楚图南等迅速转移，帮助《民主周刊》社转移重要物品和电台。由于形势逆转，当晚，民盟云南支部潘光旦、费孝通、楚图南、张奚若等11名教授、学者到美国驻昆明领事馆避难。

李公朴、闻一多是两位著名的民主人士。李公朴(1902～1946)，江苏省常州人，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兼民主教育运动委员会副主席，著名社会活动家和民众教育家，抗战救国会七君子之一。抗战期间曾率战地服务团到华北抗日前线，在周恩来的支持下从事抗战宣传教育工作。

闻一多(1899～1946)，湖北浠水县人，著名诗人、教授，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委兼民盟云南省支部执委，早年埋头于研究中国古代文化，抗日战争后期，激于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愤怒，毅然走出书斋，成为文化知识界很有影响的民主斗士。

一城之内，5日之间，两位爱国民主人士先后遇害，在国内外引起强烈震动，遭到全国人民的一致谴责。7月12日，毛泽东、朱德从延安给李公朴夫人张曼筠发来唁电，电文指出：“惊悉李公朴先生为反动派狙击逝世，无任愤慨。先生尽瘁救国事业与进步文化事业，威武不屈，富贵不淫，今为和平民主而遭反动派毒手，实为全国人民之损失，亦为先生不朽之光荣”。同日，中共驻政协代表团周恩来、董必武等从南京发来唁电说：“公朴先生之牺牲，必将激起全国人民反法西斯暴行及争取和平民主运动的高潮。敝代表团誓为后援”。闻一多惨遭枪杀的消息传出以后，毛泽东、朱德又致电闻一多夫人高孝贞：“一多先生遇害，至深悲悼。先生为民主而奋斗，不屈不挠，可敬可佩。今遇奸人毒手，全国志士，必将继先生遗志，再接再厉，务使民主事业克底于成”。7月17日，周恩来在南京召开记者招待会，代表中共代表团发表了《反对扩大内战与政治暗杀的严正声明》，声明严正指出：“昆明两次政治暗杀，足以根本动摇全国各民主党派与国民党当局团结合作的大局。李公朴被刺后4天，闻一多父子又被刺，这完全是有计划的、而且是肆无忌惮的政治暗杀”，“这完全赤裸裸地暴露了国民党特务残暴的法西斯本质，采用了最卑劣的手段来镇压和平民主运动及其代表人物”。同日，中共代表团向国民党政府提交抗议书，要求撤换昆明警备司令，限期缉拿凶手问罪；通令全国追悼、抚恤死者家属；责成各地政府及军警机关，负责保护各党派及一切民主人士之安全；取消一切特务机关，释放一切政治犯等。18日，周恩来在上海举行记者招待会，对李、闻被害表示强烈愤慨，指出这是“和平民主运动中一种反动的逆流，想以这种最卑鄙的手段来吓退民主人士”，希望中外记者“以诸位的笔、口来控诉，以制止这种卑鄙无耻的暴行”。

全国各地也先后掀起了声讨国民党反动派制造“李闻惨案”血腥罪行的斗争浪潮。7月26日，延安各界万人举行反内战、反特务大会，追悼李公朴、闻一多等烈士，朱德、林伯渠到会讲话，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清洗法西斯分子，一切爱国军队退出内战旋涡；中美两国人民团结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对华殖民政策；号召边区人民努力生产，誓为全国人民反内战反特务运动的后盾。28日，重庆各界6000余人举行李公朴、闻一多追悼大会。经过多方争取工作，大会由四川省主席张群主持。吴玉章、胡子昂、邓初民等在会上致词。吴玉章说：“全国人民共同的要求是独立、和平、民主，而这要求决不会因暗杀之恐怖而停止”。他号召大家以千百倍的勇气，来继承死者的遗志，保持中华民族的光荣。8月9日，“陪都李闻惨案后援会”举行大会，发表宣言，提出限期缉拿凶手等6项要求。18日，成都各界2000余人举行李、闻追悼大会，张澜代表大会主祭团、民盟和李、闻家属致谢词，表示“要步李、闻两先生的后尘，完成他们未竟的遗志，前仆后继，力争和平民主的实现”。追悼大会遭到国民党特务的破坏捣乱，并打伤了张澜。中共政协代表团周恩来等以及全国各地人民团体纷纷函电慰问张澜，声讨国民党特务的暴行。10月4日，上海各界5000余人举行李、闻追悼大会，邓颖超代表周恩来宣读了悼词，悼词说：“今天在此追掉李公朴、闻一多两先生，时局极端险恶，人心异常悲愤。但此时此地，有何话可说?我谨以最虔诚的信念，向殉道者默誓：心不死，志不绝，和平可期，民主有望，杀人者终必覆灭”。郭沫若、罗隆基等作了演讲，李公朴夫人张曼筠代表李、闻家属致答词，全国各地的中外人士纷纷吊唁、颂扬李公朴、闻一多为和平民主的献身精神，抗议国民党政治暗杀的法西斯暴行，全国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声讨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高潮。在全国万众声讨之下，蒋介石被迫宣布撤销霍揆彰云南警备总司令职务，由何绍周继任该职。

李、闻惨案的发生，更加暴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面目，使国民党统治区各民主党派各阶层人士和社会各界群众，更加把希望寄托于中国共产党，扩大了反蒋爱国民主统一战线，推动了爱国民主运动的持续发展。

城市民主运动的持续发展

抗议美军暴行

蒋介石集团发动全面内战后，进一步投靠美国，出卖中国的权益，先后与美国签订了《中美警宪联合勤务协定》、《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中美空中运输协定》，驻华美军在中国土地上横行霸道，不受中国法律的约束。1946年12月24日，一名美国士兵在北平东单操场强奸了一名中国女大学生。30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等院校学生5000余人率先举行抗议美军暴行的游行示威，沿途高呼“美军退出中国”、“维护主权独立”等口号，由此掀起全国范围的反美斗争怒潮。31日。中共中央指示国民党统治区的地下党组织，发动各大城市群众响应北平学生运动，努力在运动中“造成最广泛的阵容”，“采取理直气壮的攻势”，“使此运动向孤立美蒋及反对美国殖民地化中国之途展开。”

中共云南省工委依据党中央的指示，召集学联认真分析研究形势，决定立即响应。运动首先从大学开始，几天之内，控诉美军暴行的壁报、大字报贴满各校。1947年1月3日，昆明学联发表《昆明学生联合会为抗议美军奸污北大女生事件致全国同胞书》，要求撤退驻华美军，赔偿被害人一切损失，美国政府向中国人民道歉，严惩凶犯，废除中美商约、中美航空协定及一切违反中国人民利益的协定。1月5日，昆明学联专门为抗暴运动出版了《学联快报》。6日，昆明学联组织全市3万大、中学生，在云南大学广场召开抗议美军暴行大会，学联宣读了《昆明学生联合会抗议美军暴行大会宣言》，会后举行游行示威。同学们高呼“美军滚出中国”、“停止内战”、“废除中美商约”等口号，高唱《你这个坏东西》等歌曲，游行队伍到达复兴新村美国领事馆时，由学联代表向美领事馆递交了抗议书。高唱“团结就是力量”。与此同时，云南大学学生发表罢课宣言，决定从4日起罢课3天，抗议美军暴行。昆明学生的反美抗暴斗争，使广大青年和市民进一步认清了美蒋反动派互相勾结、狼狈为奸的真面目，教育了广大群众，显示了经过李、闻惨案严峻考验的昆明学生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壮大，增强了昆明学生继续开展爱国民主运动的信心。

反饥饿、反内战运动

国民党反动派推行内战政策，使其政治、经济危机也日益加深。蒋介石集团为了维护其卖国独裁统治，于1947年5月18日公布了《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禁止10人以上的请愿和一切罢工、罢课、游行示威。为了支付大量的军费，蒋介石政府滥发钞票，造成恶性通货膨胀，加上贪官污吏横行，奸商囤积居奇，致使物价飞涨，把穷苦人民推向了饥饿和死亡的边缘。1947年2月28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在蒋管区的工作方针和斗争策略的指示说：“针对目前蒋的镇压政策，我们应扩大宣传，避免硬碰，争取中间分子，利用合法形式，力求为生存而斗争的基础上，建立反卖国、反内战、反独裁与反特务恐怖的广大阵线”。昆明党组织及时把经济斗争引向政治斗争。

1947年四五月间，上海、南京的学生率先发出“抢救教育危机!”“向炮口要饭吃!”的呼声，在全国掀起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在省工委的领导下，5月20日，昆华师范学校发起了要求增加师职学校学生公费的斗争，昆华工校、昆明女子师范学校、昆华商校等7校学生积极响应，组成云南省公费学校联合会，向全市各界发出呼吁。21日，云南大学发表《为争取生活保障罢课宣言》，指出“通货无限制的膨胀，苛捐杂税无止境的增加，看着几千万饥饿人民不管，还要强征粮食供应几百万军队打内战。丢着几十万教师学生不管，把大量金钱拿去豢养内战军队与特务走狗”，“我们要活，因此我们便要坚持斗争”。宣言中要求增加学生公费，改善教职员待遇，增加教育经费占总预算的20％，立即废除《维持治安秩序办法》。同时，大、中学校决定罢课，随后，昆明师范学院、昆华师范、中山中学3校也相继罢课。学生还组织宣传队上街宣传，在校内张贴墙报，在云大举行营火晚会，在师院设立了饥寒委员会学生募捐处。24日，昆华师范等8校学生约2500人，到武成路省教育厅请愿，提出调整省立师范、职业学校公费，提高教职员待遇等4项要求。教育厅慑于压力，答应改善学生待遇，斗争达到了预期目的。

5月20日，京沪苏杭地区16所专科以上学校学生6000余人齐集南京，冲破宪警的阻拦，举行“挽救教育危机”联合大游行，向国民参政会的请愿，制造了“五二〇”血案。

昆明各大、中学校学生，开展了抗议“五二〇”惨案、声援京、沪学生的斗争，昆明学联根据云南省工委的指示，决定6月2日总罢课一天，举行示威游行。国民党云南当局闻讯后，十分恐慌，用“戒严”、“捕人”进行威胁，一些学校也贴出布告禁止学生罢课、游行。但昆明40多所大、中学万余学生仍按时聚集云大广场，举行反内战、反饥饿大会。在学联宣读《总罢课宣言》之后，举行了示威游行。同学们高呼“向炮口要饭吃”、“反对内战”、“反对滥发钞票”、“提高教育经费”、“严惩‘五二〇’凶手”等口号，高唱《要吃饭的站拢来》等歌曲，沿途书写大字标语，进行化妆表演，获得市民的热烈支持，反饥饿反内战运动由于紧密联系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又具有民主政治的内容，所以深受群众欢迎，影响很大。这次运动后，为集中精力准备在农村发动武装斗争，同时加强对昆明爱国民主运动和城市各项工作的领导，省工委于1947年6月成立了昆明市工委，7月相继建立了中共昆明城东区委和城西区委等下属党组织，以迎接昆明的解放。

助学运动

反饥饿、反内战的爱国学生运动，促进了全国学生的大联合。1947年6月18日，全国学联成立。学生运动的高涨，推动了国民党统治区工人、农民、市民革命斗争的发展。国民党反动政府为了镇压蒋管区的民主运动，颁布了《总动员令》、《戡乱时期危害国家治安紧急治罪条例》和《后方共产党处理办法》等，禁止罢课、罢工、集会游行。云南的国民党反动派也在各学校开列黑名单。9月，蒋介石在南京召见卢汉，蒋介石以答应卢汉扩充地方武装保安团为条件，要卢汉在昆明镇压民主力量。30日，云南省政府和云南警备司令部联合公布了国民党行政院9月2日通过的《后方共产党处理办法》，限令本省共产党员和为共产党工作者，向当地警察局办理登记手续，并决定11月1日在昆明实行大逮捕。省工委获悉敌人的阴谋后，决定先发制人，响应华北学联提出的“抢救失学危机”的口号，开展助学运动。9月20日，昆明学联召开全市大、中学校代表会，全市42所大中学校有39所参加，决定从26日起开展助学运动，并成立昆明市助学运动委员会，统一领导全市的助学运动。

运动第一阶段在校内募捐，发动同学自救自助。短短4天，即收到捐款1亿多元(法币)。从30日开始，运动进入第二阶段，转向社会募捐。学生通过街头讲演等方式，控诉国民党发动内战的罪恶，宣传贫苦学生就学的困难。10月1日，昆明学生助学委员会发表《昆明学生助学委员会再告社会人士书》，阐明助学的目的、意义。全市各阶层人民踊跃捐助，3天即募款2.5亿元。为了粉碎敌人“为共产党筹集经费”的无耻谣言，学联专门设立了会计师，将捐款分配情况张榜公布。29日，云大学生代表到省政府，要求卢汉赞助昆明学生助学委员会。在强大社会舆论下，卢汉不得不推迟逮捕计划，于11月1日组织“昆明清寒学生补助金募捐委员会”。助学运动推动了反饥饿反内战运动的继续和发展。

人权保障运动11月4日至6日，云南省当局迫于蒋介石的压力，先后逮捕了教师、学生地下党员和民青成员27名。省工委作出紧急决定，将助学运动立即转变为“人权保障运动”，以营救被捕师生，并决定7日起全市大、中学生总罢课，成立“昆明师生安全保障委员会”。7日，29所大中学1.8万余学生举行游行示威，到省政府向卢汉请愿。学联派代表与卢汉谈判，向卢汉提出释放被捕学生、保证以后不得非法捕人、不得借故开除学生、解聘教师等条件，遭到卢汉的拒绝，斗争陷入僵局。

为了有理、有利、有节地开展斗争，省工委于11月10日作出决定；(1)争取云南父老和家长出面调停；(2)避重就轻，降低条件；(3)孤立何绍周，中立卢汉，分化动摇特务内部。15日，卢汉为大规模逮捕制造舆论，在胜利堂召开学生家长座谈会。学联赶印了由省工委书记郑伯克起草的带有强烈地方色彩的《告家长书》，在卢汉讲话前发到家长手中，争取家长和社会各界的同情和支持，随后又通过了正在召开的省参议会和家长联谊会，提出了给卢汉留有余地的三项条件。在广大师生的团结斗争和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下，警备司令部被迫释放了被捕师生。27日，学联执行省工委决定，宣布复课。同时，党组织紧急撤退已暴露的党员和进步分子，疏散到农村，参加武装斗争的准备工作，避免了百余名师生被传讯，人权保障运动取得完全胜利。

“七·一五”反美扶日运动

1948年六七月间，中共云南省工委和昆明市工委领导昆明大中学生，响应中共中央和全国学联的号召，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对美国扶持日本军国主义(简称反美扶日)的爱国民主运动。

1948年3月，美国通过了援蒋四亿美元的方案，以维护它在中国的特权，同时，为了使日本成为它在远东反苏、反共、反人民的基地，不顾世界人民的谴责，明日张胆地扶植日本军国主义。日本军国主义的复合，构成对远东和平，特别是对中国人民的严重威胁。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在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口号中号召：“全国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者干涉中国内政、侵犯中国主权，反对美帝国主义扶植日本侵略势力的复活!”各地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全国兴起反美扶日运动。5月上旬，中共云南省工委和昆明市工委共同研究，决定在昆明开展反美扶日运动，把运动和纪念红五月的活动紧密结合起来。

昆明市工委关于开展反美扶日运动的决定，在昆明广大青年学生中引起积极的反响，他们要求组织一次全市性的活动，以声援上海、南京等地的运动。昆明学联经党组织同意，决定于6月17日全市大、中学生总罢课一天。6月17日，昆明大中学生冲破重重阻挠进入云大广场集合，召开了昆明大、中学生反美扶日集会，经省工委书记郑伯克同意，学生举行了游行，并向美国领事馆递交了昆明学生致美国总统杜鲁门的抗议信。当游行队伍解散回校后，国民党云南警备司令部逮捕了参加游行的大、中学生共28人。6月18日上午，学联要求释放被捕学生，遭到警备司令部的无理拒绝，又逮捕了学联派去的代表和联络员4名(学生)。学联决定继续罢课三天，以示抗议。省政府拒不接受学生的合理要求，还通令各校举行期末考试和毕业考，随后，云南反动当局下令各校提前放假，不准学生留宿学校等，警备司令部又接连在街头非法逮捕革命师生。并于6月29日晨调集武装宪兵200多人，围攻求实中学，抓捕师生4人。在此形势下，为避免各个击破，昆明党组织决定将一部分学校的学生集中到云大和南菁中学。

7月15日凌晨4时，2000多名军、警、宪、特，在何绍周亲自指挥下，向集中于云大会泽院和南菁中学东、中楼和礼堂楼的学生发起攻击。学生们被迫自卫，经过数小时的抵抗，南菁中学于当天中午被敌人攻下，400余名学生全被抓捕，守卫在云大会泽院的同学，坚守了两天一夜，16日下午，卢汉到现场许诺学生一律释放，学生们撤下了楼。但卢汉却命令军警把400多学生全部拘捕。至此，反动政府共抓捕了800多名学生，将近百名师生送进监狱，将其余400多人集中，由警备司令部、教育厅共同举办“夏令营”，以“训练思想”，进行“感化”。

国民党反动派为了破坏党的组织，对被关押的师生施以种种酷刑，强迫他们供出党组织和党员。被捕师生在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表现了大义凛然、宁死不屈的英雄气概，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保卫了党组织。9月初，敌人又将关押在各处的76名师生(其中党员34名)全部集中到云南省特种刑事法庭监狱关押。被捕的中共昆明市工委委员袁用之通过秘密串联，建立了狱中临时党支部，号召“把监狱变成战场，把监狱变成熔炉，把监狱变成学校”。领导被捕人员和敌人开展英勇的斗争。在省、市工委的直接领导下，开展了支持和声援被捕师生的斗争，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反动派不得不陆续释放被捕的师生，至1949年2月全部出狱。

“夏令营”的革命师生于7月27日由警备司令何绍周亲自主持管训。被送往“夏令营”的党组织领导成员，在与上级党组织暂时失去组织联系的情况下，依靠集体智慧坚持斗争。市工委迅速和“夏令营”的党组织恢复了联系，加强了领导。在社会人士要求早日结束“夏令营”呼吁的压力下，“夏令营”不得不于9月5日结束。革命师生被迫释放。

由于党组织对于形势发展的估计和应采取的斗争策略，在思想上、组织上准备不足，因而未能审时度势地根据情况变化而转换斗争形式，以致发生了大批爱国学生集体被捕的事件。但是，昆明学生在“七一五”运动中表现出的不畏强暴、英勇顽强，奋不顾身的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教育了各阶层人民和各界人士，促进了城市爱国民主运动的持续发展。运动中锻炼和培养出一大批干部和爱国青年，为农村游击战争输送了大批骨干力量。它与云南广大农村发动的反蒋武装斗争互相配合，促进了全省民主革命运动的新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