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贯彻党的隐蔽精干方针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本帝国主义加紧诱降活动，国民党内部的投降分裂和反共活动加剧。在汪精卫集团公开投敌后，国民党确定了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方针，不断掀起反共高潮。一方面对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进行武装进攻，制造军事摩擦；另一方面在国民党统治区加强法西斯统治，镇压抗日爱国民主力量，破坏共产党的组织。为坚持团结抗战，从抗战的全局出发，党中央逐步调整了对国民党统治区域的工作方针。1940年4月，党中央指出，党在国统区的工作方针应是“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同年5月，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指示信中指出：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的工作方针，应和战争区域不同。“在那里，是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反对急性和暴露。”为贯彻这一方针，中共中央南方局提出了“勤业、勤学、勤交友的“三勤”政策，要求各地党组织在隐蔽精干工作中正确运用公开与秘密相结合、合法与非法相结合等一系列切合实际的斗争方式，通过扎实的“三勤”工作，发展进步势力，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斗争中建设西南党组织，迎接新的革命高潮。

改变党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

国民党顽固派自1939年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后，在昆明加紧进行反共活动。国民党中统、军统系统派遣大批特务组织和人员进入昆明，搜集调查地方行政、财经、军事情报及共产党和民主人士的情况，企图破坏党的地下组织，镇压爱国民主力量。仅1940年9月至12月，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办公厅即连续三次密函云南省政府，抄送军统特务在云南调查的《云南中共分子调查报告》、《西南联大共党活动概况报告》及联大“群社”活动情况等秘密材料，督促云南省政府进行反共活动。国民党顽固派在昆明进行的这一系列反动活动，使中共云南党组织和爱国民主进步力量面临着极其严峻的考验。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统治区的白色恐怖更加严重，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大后方党组织工作的指示》，要求坚决勇敢地撤退已暴露党员、干部。坚决勇敢地打破组织的公式主义，改变联系方式，强调党员独立活动，党员转地不转党，切实掌握短小精干的原则。1941年12 Jq至1942年1月，南方局在总结两年工作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周恩来指出在国统区开展工作的七个原则：(一)党员要密切联系群众，善于影响和推动他们；(二)在群众聚集单位，要建立巩固的党支部；(三)领导机关要正确估计情况，开展实际工作；(四)要在思想上组织上巩固党；(五)要了解国民党的情况；(六)利用合法斗争去进行工作；(七)善于把上层和下层、公开和秘密、党外和党内工作结合起来。并指出“勤业、勤学、勤交友”和做到“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实际上就是“长期隐蔽、积蓄力量、以待时机”方针的具体化。成为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基本方针。按照南方局的指示，云南地方党组织首先在组织建设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组织形式作了重大调整，以适应严酷的斗争环境，保存革命力量。1940年8月，中共云南省工委书记马子卿到重庆向南方局汇报请示工作，回昆明后即向省工委成员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国民党统治区实行“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工作方针。随后，省工委着手进行巩固党组织和疏散隐蔽干部的工作。由于省工委建立初期，在发展党组织的工作中，拉开了一些横的联系，省工委委员已在群众中暴露。为了保存党的力量，按照南方局部署，开始疏散隐蔽省工委成员。李群杰由马子卿单线联系，不再参加省工委，唐登岷调往重庆。比较暴露的一批党员也相继疏散转移到呈贡、昆阳、富民、禄劝等县工作。昆明所属各大、中学校，另建了一套秘密的党组织系统，继续进行有效的工作。昆明职业青年支部和《云南日报》社支部于1940年10月停止活动。“皖南事变”后国民党特务头子康泽从重庆到昆明，策划搜捕昆明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面对此严峻形势，省工委及时遵照南方局书记周恩来的指示，于1941年3月对原省工委委员何礼、吴宗遥、费炳、李群杰、李剑秋、刘璧华、赵国徽等先后调离或就地隐蔽，同时，先后撤销省工委所属的青委、职工委、文化支部、妇女工作部等机构和地方党组织。

为预防国民党可能发动的突然袭击，青委所属的昆明大、中学校又迅速疏散转移党员，进入更加隐蔽的阶段。西南联大三天内，把已暴露和比较暴露的党员及进步学生20多人全部撤离学校，疏散到全省各地。省立昆华女子中学支部，于1941年3月停止活动。同时疏散转移云南纺织厂、昆明制革厂，大中印刷厂等支部的领导人，停止支部活动。至此，昆明地区党组织已基本形成隐蔽状态。

为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破坏中共云南地方组织的阴谋，省工委一方面积极贯彻“隐蔽精干”方针，疏散转移党的干部、隐蔽党的组织；另一方面又积极慎重地开展党的统战工作。特别在“皖南事变”后，通过多渠道，多层次地对云南地方实力派进行工作，促使以龙云为首的地方实力派拒绝了康泽在昆明的大逮捕计划。从多方面抵制了国民党特务的反共措施，使其反共阴谋遭到挫败。

1941年4月，南方局派涂国林到昆明，和马子卿一起负责云南党的工作，继续贯彻“隐蔽精干”的方针，并对党组织进行了初步的整顿和调整，将昆明及昆明邻县的党组织分为大中学校学生、教职员、企业职工、统战及妇女等若干系列，指定人员负责个别联系。

1941年6月，中共中央南方局派郑伯克到云南任中共云南省工委书记。同年10月和次年7月又派侯方岳，刘清到昆明任云南省工委委员。新的省工委认真分析了云南革命斗争的形势和任务，认为：虽存在地方实力派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但仍处在蒋介石积极反共的严重形势下，应当遵照南方局指示精神，坚决、勇敢地撤退已暴露的党员干部，坚决地、勇敢地打破组织上的公式主义。因此，新的省工委不设部委，不建立固定的机关，按照个别联系的要求，省工委成员单线联系各自负责领导的工作范围和地区。省工委成员分管的工作，分别由书记同委员个别研究。省工委的有关决定，由省工委成员分别向各自负责的若干条线传达贯彻。在党的组织形式上采取了党员之间个别联系，指定负责人分级管理，纵不越级。同一学校、工厂中，一般采取平行组织形式，为减少党员横向联系，采取转地不转党，新转来的党员一般不同原有党员编在一起，横不越支部。除个别精干的支部外，一般不建立支部和小组。负责其他工作的党员干部，由南方局直接联系或由云南省工委书记单线联系，形成了一个适应斗争复杂环境隐蔽的组织系统。

昆明市党的工作，由云南省工委书记直接负责，侯方岳、刘清也分别联系昆明的一部分党员负责人。由于在当时党员疏散隐蔽的过程中。昆明的一些党员转移到外地，外地的一些党员又来到昆明，频繁的移动，党的各级领导人员变动也比较大，所以，有些党员与组织失去联系。皖南事变前，昆明市有党员将近300人，到1944年仍在昆明保持着联系的党员只剩下了一半。

在思想建设方面，省工委十分注意加强对党员及所联系的进步分子的教育，启发倡导在隐蔽方式下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刘少奇、张闻天等的著作，传阅党的秘密小册子和《新华日报》、《群众》周刊等党报党刊，引导他们分析形势，明确斗争任务和策略，坚定革命信念。这样，云南地下党组织就建立了“集中领导，分散活动，互不打通”的组织形式，并保证了马列主义的理论学习和无产阶级的思想教育，适应了形势发展的需要；也为深入贯彻“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和“三勤”政策，从实际出发开展党的活动和斗争，巩固发展党的组织创造了条件。

贯彻”三勤”、”三化”的政策

省工委在1940年下半年到1941年初，基本完成了党员和干部的疏散隐蔽及改变党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方式后，积极贯彻执行“三勤”方针，要求党员勤学、勤业、勤交友，做到职业化、社会化和群众化。对从事的社会职业要熟悉并精通；在校学生要刻苦学习，成绩力求优秀；打入国民党党政军机关的党员要出污泥而不染，同流而不合污。要广泛开展各种形式的交友工作，关心群众生活，热忱为群众谋福利。使党员深深扎根在群众当中，有效地掩护党的组织，扩大党的影响。

在省工委领导下，通过贯彻“三勤”、“三化”方针，昆明的共产党员大多在各部门扎下了根。学校的学生党员，成绩大都优秀，通过竞选，争得学校学生会的领导权，在学生中起到核心作用。在公开的组织中担任工作的党员，克己为人，团结群众，卓有成效地工作，赢得群众信任。工厂、企事业单位的共产党员，大都刻苦钻研业务，有的还以其高超的业务能力，控制了一些要害岗位。有些共产党员，以他们娴熟的业务知识和卓越的工作能力，打入国民党的基层组织、政府机关和军队，有的还谋取了重要部门的职务，利用合法身份，掩护党的活动。为了更广泛地团结、组织群众，广交朋友，党组织通过一些党员、采取多种形式，在群众中开展活动。比较普遍的是组织小型秘密读书会或读书小组，团结大批进步群众。在大中学校、机关、企业等组织了小型秘密读书活动。通过读书活动，与群众交朋友，启发教育群众。另外还在学生和广大职业青年中，组织公开合法的、群众易于接受的社团，宣传抗日、揭露国民党的腐败。再是组织体育活动和学术研究活动。此外还开展群众性的福利工作，进一步加强了党与群众的联系，团结众多的各界群众。1941年以后，以革命的中坚分子为骨干，分别建立了党的秘密外围组织，皖南事变后，虽然党员数量总的减少了，但是，由于贯彻执行了“三勤”“三化”的正确方针，团结了几百倍于党员人数的进步群众。因此逐步形成了“党内小党外大”的斗争格局。在严酷的斗争环境下，锻炼成长了一大批革命力量，为建立和发展党的外围组织奠定了骨干基础。

建立和发展党的秘密外围组织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由缅甸侵入滇西，云南由后方变成抗日前线，民族危机日益严重，许多进步青年和进步人士迫切要求共产党的领导。当时，党在昆明的地下组织正处在“隐蔽”斗争状况，共产党员按照省工委的要求，认真贯彻“三勤”、“三化”方针。经过一年多的群众工作。在中共党员的影响下，昆明的进步青年、学生、工人和其他进步人士，积极参加或发起组织读书会、读书小组。在此基础上，1942年2月，由共产党员岳世华倡议，联合分布在学校、机关、企业等单位的读书会、读书小组的负责人，成立“五九”读书社。成员中有共产党员和原“民先”队员，他们的活动由岳世华通过上级联系人欧根向省工委汇报和请示。读书社秘密组织社员学习党的文件，分析研究国际国内形势。社员再分别组织所在的读书会或小组成员学习，进一步扩大了党的影响。1943年夏，“五九”读书社与云南日报马列主义读书会发展组成“夜莺社”，由党员张子斋领导。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以“五九”读书社等几个读书会、组为主，组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团体，经欧根向省工委请示同意后，1943年7月，一批读书会成员在共产党员张子斋的领导下，在昆明大富春街43号成立了党的秘密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者联盟”(简称“新联”)。“新联”成立中心领导小组，由文庄(舒守训)、赵绶先、李培伦、段亚华(女)、王浩、陆毅(陆琼辉)、张家驹、唐嘉宾等分别负责组织、宣传、妇运、工运、学运、军运等工作。“新联”的领导人先后是张子斋、岳世华。

“新联”建立后，由中心小组成员分别联系若干小组。在云南大学、西南联大以及社会职业青年中，先后发展了一些小组。同时也在昆明外的一些地区发展了“新联”组织。发展对象主要是职业青年和大、中专学校的学生。“新联”主要在各界职业青年中进行工作，在党的教育下，培养了一大批骨干，为党组织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为民主运动高潮的到来积蓄了力量。同时，党的其它秘密外围组织也逐步建立起来。

民主青年同盟的建立。1944年随着昆明民主运动的日益高涨，西南联大的许多进步青年骨干，深感通过社团、系会、级会等组织去联系群众，已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这时党又通过《新华日报》发出号召：“把爱国青年的核心组织建立起来。”同年11月初，成都成立“民主青年协会”的消息传到了昆明，西南联大个别失掉党的联系的党员和几个迫切要求找党的进步青年洪季凯(洪德铭)、严振(谭正儒)、王念平、肖松、陈定侯等，受到了鼓舞。他们从1944.年11月起，在一些进步同学中酝酿后认为，建立一个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先进青年地下组织，作为学生运动的核心，是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并推举洪德铭为筹建秘密组织的召集人，后经西南联大总支部书记袁永熙向郑伯克汇报，省工委同意建立这个组织。

1945年2月，在滇池中的木船上秘密召开民主青年同盟(简称“民青”)第一次代表大会，讨论通过《民主青年同盟章程》和工作计划要点，选举产生了第一届执行委员会，陈定侯为主任委员。当时有盟员30人。1945年5月，在中共联大党支部的领导下，成立“民青”第二支部，有盟员60多人，推选许寿锷为主任委员，党支部书记马识途受省工委委托，领导“民青”二支部的工作。同年7月，“民青”第一支部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推选洪德铭为主任委员，袁永熙受省工委委托，领导“民青”一支的工作。“民青”组织建立后，迅速向各大、中学校发展。在西南联大、云南大学等先后建立了分支部，同时在社会青年、工厂、职业青年中建立了小组。到“一二一”运动前，共有盟员300人左右，在全市29所大中学校建立了分支部和小组。并且基本上实现了对“昆明学联”、29所大、中学学生自治会和“联大昆明校友会”的领导，为党领导的“一二一”运动打下了组织基础，在以后的革命运动中起到了党的助手和骨干作用。

云南民主工人同盟的建立。1945年夏，省工委决定在工人中建立秘密读书会的基础上，建立一个联系工人群众更为广泛的、统一的党的秘密外围组织。7月1日，以中央机器厂工人协会、五十三兵工厂秘密读书会和省工委地下印刷厂的骨干为主，在昆明北门街唐家花园召开民主工人同盟(简称“工盟”)成立大会，通过“工盟”的政治纲领(盟章)，选举产生执行委员会，黄河任书记。设3个支部：中央机器厂支部，有盟员30人，书记黄河；五十三兵工厂支部，有盟员19人，书记杨光亮；省工委地下印刷厂支部，有盟员9人，书记金永康。

在中共党组织领导下，“工盟”从建立时的3个支部58个盟员，到1949年的10月，发展为20多个支部近900盟员。到解放后军管前，发展到近70个支部，盟员3000余人。建立5个区委(海口、铁路、西郊、北郊、城区)。“工盟”的建立，为团结全市广大工人群众，在蒋管区开辟第二条战线的斗争创造了条件。

“党内小，党外大”的斗争格局的形成和发展

从皖南事变到1945年，昆明的党组织基本停止发展党员。但广大党员按照省工委的要求，广泛地进行形式多样的团结群众和交友工作，建立了与群众的广泛联系，党的影响更加扩大和深入，革命队伍空前的壮大和巩固。交友和联系群众的方式采用：宝塔式，即一个党员交三至五个进步的朋友，这些进步的朋友再交朋友，形成宝塔式的联系；普通朋友联系式，即每个党员都交二三人或三五人的普通朋友，通过串门子、拉家常、聚餐等形式，宣传党的主张；还有个别联系，一个党员周围有若干朋友，分别个别往来；建立秘密读书会，即以党员为骨干，在进步群众中组织秘密读书会，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著作、党报、党刊，讨论时事，读书会无明文章程，无固定形式，但有大体定期的学习生活；有公开合法的群众团体组织的联系，即利用合法的、封建形式的、自发的或为当地群众所习惯的方式建立与群众的联系。在各大、中学校，即以壁报社、剧艺社、体育队以至学生会等团结群众。在郊县，则以互助会、兄弟会、姊妹会、拜把兄弟等方式交友。通过这些交友，团结了大批群众，培养了一批革命骨干。在长期残酷的革命斗争中，逐步形成了“党内小，党外大”的斗争格局。1943年秋以后，中共云南省工委以经过长期斗争考验的革命骨干为中坚，在昆明建立了党的秘密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者联盟”、“民主青年同盟”、“民主工人同盟”。这些党的外围组织成为党联系群众的纽带，在党领导的爱国民主运动和各项革命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内地一批民主进步人士随着学校、工厂迁昆陆续来到昆明。昆明的党、盟员利用各种社会关系与他们广交朋友。在他们的影响下，进一步团结了各方面人士开展爱国民主运动，使昆明成为大后方的民主堡垒，当民主高潮到来时，形成了以少数党员为核心，领导和团结10万人参加的声势空前的“一二一”爱国民主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