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建立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的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在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引下，昆明党组织认真贯彻全面抗战路线，建立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昆明赢得“民主堡垒”的声誉。

对龙云的争取和团结工作

中国共产党对云南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早在抗战之前即已开始。1935年，中央红军长征过云南时，在上海的滇籍中共党员陈赓雅，以云南旅沪同乡会名义写信给龙云，提醒他警惕蒋介石乘机消灭异已，劝告他不要与过境红军为敌。1936年，红军二方面军长征进入云南，党中央又托请贵州著名爱国人士周素园写信给龙云和滇军将领，希望他们给红军让路。抗战全面爆发后，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全面高涨。这时，党中央进一步加强了对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在云南，更加注意对龙云的争取和团结工作。1937年8月8日，龙云乘飞机前往南京参加“国防会议”，途经西安，龙云在西安和中共领导人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会面，并同机抵达南京。在南京，朱德、叶剑英和龙云就团结合作、共同抗日等问题反复交换了意见，龙云深受感动，他热情地表示要派出20万兵力，支援全国抗战，还表明要派人向八路军学习游击战，并要求和延安建立电讯联系。龙云在南京对旅京云南同乡会的人们发表谈话：“代表云南1300万民众表达爱国护国之赤诚，愿将全部人力物力贡献中央，决心为国家民族神圣抗战奋斗到底。”9月初，龙云回到昆明，《云南日报》刊登了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和龙云在西安机场的合影照片，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同年8月底，中共中央发布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改称第十八集团军)的命令，朱德、彭德怀分别担任总指挥和副总指挥。9月6日，龙云致电朱、彭祝贺，在电文中表示要“同心御侮”，认为只要“众志成城，有战必克，何敌不摧。”以后，中国共产党对以龙云为首的云南地方政府坚持团结抗战的行动也及时给予鼓励和赞扬。1938年8月21日，云南辛亥革命元老李根源从新疆扶病入关途经西安时，朱德从临汾抗日前线赶到西安看望，并托李根源捎信给龙云，信中盛赞云南派军队参加抗日的行动，说“抗战军兴，滇军输送20万军队于前线，输送物资，贡献于国家民族者尤多”。“……在将来抗战中，在争取最后胜利的搏斗中，云南将肩负更大的责任，成为抗战的一个重要根据地”。并希望龙云“发动民众，巩固其爱国热忱。发挥其救亡伟力，同心协力，缔创独立自由幸福之新中国，以符合历史上著名革命发祥地——云南之光荣传统”。《云南日报》于9月4日全文刊载了朱德致龙云函，产生了很大影响。

1938年初，龙云电邀随红军长征到延安的周素园(时受聘为八路军高级参议)到昆明，聘为省政府咨谋。中共中央委托周素园做龙云的工作，营救被关押在云南的一批共产党员出狱。在此期间，在《云南日报》社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编发了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的大量文章，云南地方当局采取了默许态度。

1938年7月，龙云奉蒋介石之命，赴武汉谒蒋。临行前，龙云向省政府秘书长袁丕佑征询带什么政治意见，中共地下党员李群杰乘机向袁宣传坚持抗战，反对妥协等主张，并将《第三期抗战与保卫武汉》的文章送给袁，通过袁去影响龙云。在中共的宣传影响下，龙云在武汉对记者发表谈话，表示：“对倭抗战，今日已到重要阶段，我们要从血的教训，铁的信念中，把握着最后胜利，要忍受绝大的艰苦，绝大的牺牲，支持抗战到底。全国军民要一心一德，相信最后胜利必然属于我们无疑”。

1939年4月，中共云南省工委为加强对云南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由马子卿担任省工委书记，原省工委书记李群杰不再任书记，专门负责统战及情报工作。李群杰通过云南省政府秘书长袁丕佑的关系，进入省政府当秘书，做龙云身边一些要员的工作，间接地向龙云宣传中共团结抗战的主张。

1940年9月26日、27日，朱德、吴玉章又分别以师生、故交关系，写信给李根源，盛赞他的爱国热情，向他陈述中共对抗战的看法和主张，吁请他发挥影响，策动抗御日军南进。11月，《新华日报》派记者到昆明访问龙云、李根源，龙、李都表示了抗战到底的决心。

中共云南地下组织积极努力做争取、团结龙云的工作。1941年初，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皖南事变”，掀起新的反共高潮。中共云南省工委及时将皖南事变真相和朱德、彭德怀、周恩来等人的文电分发给龙云，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蒋介石派特务头子刘健群到昆明，逼迫龙云镇压中共云南地下党，龙云只口头应付，并不行动，采取中立态度。7月，何应钦到昆明，敦促龙云建立党政军联席汇报会，并带来了黑名单，命龙云搜捕共产党人。龙云被迫成立了由他负责并指定地方人士参加的党政军联席汇报会，避开了国民党中央的控制。李群杰被任命为汇报会的秘书，并拿到了何应钦带来的列有：100多人的黑名单，省工委得知后，作了紧急疏散。由于龙云拒绝与国民党特务合作，不仅中共云南地下组织始终没有遭到破坏，而且党的外围组织“民先”、“民青”、“民盟”等也没有遭到破坏。

在此期间，中共云南省工委根据南方局的指示，向龙云提出了十条建议：“一、坚持团结抗日，才能得到各方面的支持，对国家作出贡献；二、与川康邓锡侯、潘文华、刘文辉合作，互相支援；三、与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取得联系，互相配合；四、与民主爱国人士多接近，帮助其解决困难，争取支持；五、对中央军进驻云南要加以限制防范，如杜聿明部在昆明的防守司令部，其醉翁之意是明显的；六、蒋介石把中央特务和宪兵十三团派到云南，主要是对龙，因此要限制宪特的活动；七、要搞好社会秩序，明文规定昆明治安由地方宪警维持，其他任何机关不得在市区搜查、捕人；八、增强地方军事实力，改进军队政治工作；九、独立自主办好地方经济；十、支持办好地方性、进步性报纸”。龙云接受了十条建议，后来他根据十条建议进行工作。龙云曾为此下令保护社会团体，严禁非法捕人，并对大学教授和贫困知名人士给予生活补贴。龙云的措施，限制了国民党特务的活动，有利于爱国民主运动的发展，稳定了云南政局，也加强了地方实力派在反控制斗争中的力量。

1941年2月，国民党军统局副局长康泽到昆明，要龙云拿办中共党员，龙说：“拿出证据来，我可以办。”结果康泽拿不出证据，就不敢深究。国民党中央派人要龙云镇压学生运动，龙云说：“学生都是好学爱国的，借事生端的是极少数，他们闹事，是因为政府有些事未办妥，他们有意见，只要政府改善，他们会听话的。有些人无事找事，学生说几句话就要根究，教授讲学也干涉，结果越压越闹。”

1943年，龙云通过罗隆基提出要与周恩来会晤，当年9、10月，中共南方局周恩来、董必武派华岗(化名林少侯)、周新民、李文宜等先后到昆明，帮助民盟建立组织，开展争取团结知识分子的工作，华岗表面任务是“清理和收容长征时失散在云南各地的红军指战员”，实际上是做龙云等人的工作，争取他们和共产党合作，另外还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指导和帮助昆明的民主运动。华岗担任了云南大学社会系教授并与教授们建立了联系，周新民以民盟身分进行工作，李文宜则着重做妇女工作。

华岗到昆明后，通过罗隆基的关系与龙云见面，并决定在龙云主持的滇黔绥靖公署所属交通大队内设立与南方局和延安直接联络的电台。为此，华岗向重庆八路军办事处要报务员，南方局即派来了报务员杨才，负责电台工作，使昆明与延安中共中央和重庆中共南方局保持了联系。

南方局和中共云南地方组织在贯彻统一战线政策，争取地方实力派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龙云的政治态度逐渐发生了重大变化。1944年在昆明举行双十节形势讲演会，最初决定在云南大学的体育场召开。龙云获知，国民党特务可能破坏会场，建议改在城内昆华女中体育场召开，并派省内宪兵加以保护。果然，会议进行中，国民党特务在人群中燃放了两个大爆竹，一时会场乱了起来。因事前有所准备，加上龙云派宪兵保护，所以很快排除了干扰，使会议得以顺利进行。

1945年，在中共统一战线政策的鼓舞下，昆明的民主运动进一步高涨。这一年的“五四”纪念活动进行了7天。“五四”的大会和游行队伍从几千人发展到两万多人。这几天，西南联大校园特别活跃，昆明各界人士来到联大，他们说：“到联大过节，比过年都高兴、都快乐”。“五四”纪念活动期间，成立了“昆明学生联合会”，促进了学生运动的深入发展。这年“七七”纪念日，地下党以“民青”为骨干，由学生组织出面举行了纪念大会。发表了《昆明各大中学主办抗战八周年纪念大会通电》，响应中国共产党“七七”的号召，提出了“废除一党专政”，“制止内战”，“打败日本侵略者”，“将中国建成独立自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等口号。

中共云南省工委，在争取龙云、卢汉等上层工作的同时，陆续派出一批党员和进步青年深入农村少数民族地区，团结争取一批少数民族头领，有力地配合和促进了“据点”建设。这一时期，昆明的“民盟”组织发挥了重要作用。“民盟”昆明支部在中共云南省工委的指导和帮助下，有了迅速的发展。到1944年下半年，昆明地区的盟员已发展到100人，昆明支部扩大为云南支部，民盟云南支部创办了《民主周刊》，作为支部的机关刊物。盟员费孝通自办了《时代评论》周刊，杨默霞办了《云南妇女旬刊》等，都起了较好的宣传作用。

著名民主人士张澜，与西南各省的地方实力派头面人物有很深的渊源，有很高的威望。他担任民盟主席以后，中共中央南方局请张澜协助做好西南各省地方实力派头面人物的工作。为此，张澜有意识地帮助并吸收了云南的龙云等秘密加入民盟。

龙云在抗日战争中，多次去重庆，或汇报工作，或被召见。民盟中央积极做工作，争取龙云明令保障云南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利，提倡言论、出版自由，允许游行、示威，还规定云南地方部队的士兵也可以轮流回家休假等。

中共南方局和云南地方组织争取地方实力派的成就，充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这一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正确性，对昆明的抗日救亡运动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争取滇军奔赴抗日前线

由于党中央和云南省、昆明市地方党组织对龙云的团结争取工作，龙云作为地方实力派的代表，在中华民族危急存亡的关头，毅然参加全民族抗战，这是龙云一生中重大的转折。此后。龙云在八年抗战中，一直和中共方面保持联系，为取得抗战胜利而共同奋斗。

云南省政府在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自上而下地部署了全省的抗战行动，在将云南的陆军部队组建成抗战部队的同时，迅速地在全省进行总动员，力求把全省人民中的青壮年，大量地动员到抗日军队及预备队伍之中，加紧训练国民革命军。1938年2月1日，成立了云南省动员委员会，由龙云兼主任委员，通令各县、市一律成立动员委员会。计划征集、训练兵员组成“劲旅20万”，并动员全省人力、物力支援抗战。

在抗战动员令下，全省青壮年都须接受军事训练，从大、中学生以及18岁至45岁的农民、工人，先后编入了国民军。在抗战的第一、二年，征召大、中学生编入国民军，进行了三届训练，征召各县青壮年农民入伍训练，共组成20个总队，受训人数达44206人。1939年后，将国民军训练改为普通的义勇壮丁训练，各县均设立义勇壮丁常备队，令各族青壮年农民分批入伍，接受预备役训练，然后编入自卫队。由于云南各族人民以高度的爱国热情，积极参加预备役军事训练，从而保证了云南出征部队充分可靠的兵源补充。自1937年8月至1945年8月，分配给云南的征兵任务为370496人，实际征兵人数达381593人，超额11097人。云南青壮年积极响应国家的征召，踊跃参军，云南部队在前线的战斗减员都及时得到了补充。如第六十军在台儿庄战役伤亡2万多人，几个月内，就补充完毕。第五十八军和新编第三军，在长达7年的血战中，伤亡近10万人，都得到了迅速的补充。

为贯彻党中央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促成昆明各界群众团结抗战的局面，中共云南省、昆明市地方组织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广泛开展各方面工作，推动滇军出兵抗日。并为出征将士慰问演出，募捐慰问出征将士家属。文化界的地下党员，在报刊上撰写文章，宣传全民团结抗日的主张。1937年9月，滇军6个旅整编组建为六十军，准备开赴抗日前线。经六十军一八四师师长张冲邀请，党组织同意中共党员张永和到该师任政训处主任，中共党员杨重、王立中、刘孟田等也先后进入该军。10月5日，滇军六十军在昆明巫家坝机场举行抗日出征誓师大会，党领导的学抗会、民众歌咏团等团体到会进行宣传鼓动工作，全省各界同时举行欢送大会。10月8日，六十军4万多官兵先后开赴抗日前线。1938年1月，六十军进驻武昌至贺胜桥线，张永和在张冲的主动要求下，通过读书生活出版社的黄洛峰，与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取得联系，叶剑英、罗炳辉在汉口会见了张冲。3月，一八四师移驻武胜关、鸡公山期间，应张冲的要求，党组织从延安派党员周时英、杨华(尹冰)、张天虚和八路军办事处的薛子正等到一八四师，建立了秘密党支部，在中央长江局领导下开展工作。同时，由蒋南生、刘孟田等与新招收的一批进步青年组成师政工队，协助党组织在滇军中进行政治思想和文艺宣传工作。叶剑英、罗炳辉还到驻孝感的六十军军部访问了卢汉军长，与该军部分军官交谈中共团结抗日主张，又到鸡公山看望了张冲和滇军官兵。革命音乐家冼星海专为六十军创作了《六十军军歌》。有力地鼓舞了云南出征官兵的战斗豪情。

1938年4月，日军在鲁南发动进攻。滇军六十军奉命开赴台儿庄投入会战。六十军向指定地点集结时，与突入之敌遭遇，滇军将士英勇顽强，不怕牺牲，不断挫败日军的攻击，遏止了敌正面突破台儿庄的阴谋。之后，日军又向滇军固守的台儿庄战略要地禹王山发起强攻，一八四师在强敌面前，坚守阵地20多天，粉碎了敌人渡过运河直下徐州的企图。在艰苦的战斗中，地下党员和政工人员，哪里有危险，就出现在哪里，一面协助救护伤员，运送弹药，一面进行战地宣传鼓动工作。地下党支部创办的油印小报《抗日军人》在部队传阅。

六十军在坚守台儿庄战役中，经过近一个月英勇顽强的战斗，为巩固鲁南及徐州防线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付出了惨重代价。六十军奉命撤退后，将部队缩编为5个团。于6月1日到达河南漯河集中。随后，六十军奉命开赴湖北黄陂整编，全军以尚存的兵员编为第一八四师，第一八二师、一八三师保留建制，回云南接运新兵重建。

1938年6、7月，六十军在黄陂、新洲等地整训期间，一八四师地下党支部，联络武汉抗日演剧队到部队宣传演出。这期间，党中央又从延安派云南籍党员张子斋等到一八四师工作，湖南地下党也派黄致平等几名党员进入该师，加强了党在滇军中的工作。党组织帮助湖北省委，恢复了崇阳、龟山、阳新等地区失去联系的地下党组织。在师长张冲的帮助下，地下党支部收集了一些武器弹药，支援党领导的平江游击队。

1938年7月，龙云又组建五十八军和新三军开赴前线，以孙渡为五十八军军长，张冲升任新三军军长。地下党员杨守沫、马仲明等进入五十八军开展工作。党在滇军中的这些工作，不仅为推动滇军英勇抗战做出了贡献，也对云南地方实力派产生了影响，并为以后党在滇军中的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对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抗战进入了十分艰难的相持阶段。在日本侵略者加紧诱降的情况下，国民党统治集团投敌和分裂抗日阵营的活动日益加剧。12月，汪精卫等亲日分子从重庆经昆明潜逃河内，发表“艳电”，公开投降日本侵略者，在日本改变侵华政策，加强对敌后解放区战场的军事进攻的形势下，国民党当局对日妥协和反共倾向也日趋加剧，在1939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确定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方针，制定了《共党问题处置办法》等一系列以“溶共、限共、防共”为目的的措施，先后掀起了几次反共高潮，把国共两党的合作推向了破裂的边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受到严重威胁。中国共产党仍然以民族利益为重，坚持“团结、抗战、进步”的方针，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行动开展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在昆明，云南地方党组织针对云南地方实力派对汪精卫集团采取的暖昧态度和社会上流传的妥协主和论调，发动各族各界人士，掀起了以“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为主要内容的讨汪运动。在《云南日报》的地下党员及时撰写文章，批驳汪精卫亲日派的投降论调，揭露妥协投降派的卖国投敌阴谋。在党的领导下，昆明的一些大中学校师生、社会团体等都召开声讨汉奸汪精卫的大会，举行游行、通电要求政府制裁汪精卫卖国集团。昆明学生纷纷走上街头，进行反对投降、反对分裂的宣传。各界群众也纷纷通电声讨汪精卫，造成了云南各族各界坚持团结抗战，反对分裂、反对投降的强大声势，迫使云南地方政府坚持抗战。龙云将汪精卫给他的劝降信在昆明各报上公开发表，昭之国人，并于1939年2月10日对记者发表谈话，表示拥护国策。10月9日，龙云正式通电讨汪。1940年3月汪精卫拼凑伪中央政权。4月，龙云即通电声讨汪精卫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行动。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推动下，汪精卫集团企图拉拢云南地方实力派的阴谋破产。

在反对妥协投降倾向的同时，为发展巩固云南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反对国民党顽固派分裂和反共活动，党对云南地方实力派也进行了许多争取工作。1939年4月，省工委由李群杰负责统战工作，同时指示，凡有条件的党员，都要做上层统战工作。8月，省工委向南方局报告“为了巩固长期的国共合作，本着互利互让的原则，不是无原则的退让”；提出“必须进行上层分子的统一战线，尤其是建立与六十军、五十八军等滇籍上层军官的关系；帮助政府发动民众，推广文化教育，进行宣传动员工作，坚决反对汉奸、托匪的活动；改编土匪，参加抗战；帮助发展国民党及青年团，开展青年工作；拥护政府及蒋委员长抗战到底”，“拥护龙主席出兵抗日”等主张，进一步坚定了龙云的抗战决心。龙在《云南日报》上发表纪念抗战两周年文章：表示坚持抗战到底的决心。1940年5月4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给东南局的指示《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要求坚决执行中央“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以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为继续加强对云南地方实力派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同年10月，中共中央南方局周恩来、董必武亲自与云南爱国实业家缪云台谈话，鼓励和支持他为抗战出力。10月，云南省工委决定由刘浩负责联系做上层统战工作的李群杰、刘惠之、欧根等，对云南上层知名人士李根源及对龙云有影响的幕僚刘震寰、袁丕佑等广泛开展工作，通过刘震寰把党的《五一施政纲领》及省工委草拟的对解决云南省少数民族问题的意见送给龙云，龙云表示赞同，同时让刘震寰草拟一份解决少数民族问题的大纲，以资研究。在日军逼近云南，派飞机轰炸昆明的形势下，党组织又通过李根源、张冲、刘震寰等向龙云提出保卫西南，必须改进政治，在政治上民主，军事上加强，容青年为抗战出力等办法，龙云表示同意。11月2日，《新华日报》社采访部主任陆治和《国际新闻》社社长范长江到昆，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分别访问了龙云和李根源，商讨交换对时局的看法，龙云表示“敌人图谋加紧挑拨离间，全国应加强团结，抗战到底”。龙云的谈话在《新华日报》发表后，在国民党统治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加强宣传文化战线的统战工作

中共云南地方组织恢复重建后，为争取抗战的胜利。一方面积极创造条件，宣传党的主张，扩大党的影响；另一方面团结争取各方面的力量，促进进步文化的发展。

党在文化战线的工作，主要是通过党在各种报刊公开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指导抗日救亡工作的开展。1938年，中共云南省特委成立以后，原省临工委创办的《南方》作为省特委和省工委以非党名义登记的公开刊物继续出版。根据南方局董必武的指示，《南方》始终贯彻“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总方针，指导抗日救亡运动，引导青年走革命的道路。《南方》直到皖南事变后才被迫停刊，共出版36期。党组织还团结民主进步人士，创办了一批进步刊物，对宣传团结抗战，民主进步发挥了积极作用。与此同时，通过地下党组织在《云南日报》的工作和影响，开展团结抗战、民主进步的宣传。《云南日报》是云南地方实力派创办的在云南最有影响的报纸，党组织通过与董事长龚自知等的统战联系，一些党员进入报社，并组成秘密党支部，通过共产党员在报社的积极工作和影响，使《云南日报》在这一历史时期，宣传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思想，其版面特别是国际国内版和副刊《南风》，反映了明显的进步倾向。报纸先后刊载了《毛泽东论中日战争》《毛泽东谈抗战前途》等文章，刊登了彭德怀文章《争取持久抗战胜利的先决问题》，连载了毛泽东《论新阶段——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等，在云南产生了很大影响。

为推动团结抗战局面的形成和发展，地下党组织还在教育界、民族工商界、金融界以及各地爱国士绅中广泛开展工作。如争取省教育厅长龚自知的支持，创办了《战时知识》；成立“云南新闻界抗敌协会”、“新闻记者联谊会”、“云南文艺界抗敌座谈会”及“文协云南分会”等各种组织，团结新闻出版等文化界人士推动会员为坚持抗战、团结、进步而写作；对朱健飞、金龙章、严燮成、李澄宇、周润苍等民族资本家开展工作，争取他们支持党的抗日救亡宣传工作，支援抗战，郑一斋曾捐款购买创伤特效药百宝丹2万盒，邮寄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转送抗战前线；地下党员张平、杨延修等利用广大华行、中央信托局在金融界的地位和影响，争取经济界人士为支持抗日做贡献。通过各种社交活动，与云南党、政、军上层人物陇体要、刘耀南等也建立了统战关系。

由于党中央、南方局及云南地方党组织多方面、多层次、多渠道的工作，以龙云为代表的地方实力派在民族危亡时刻表现出来的民族爱国思想，使云南的抗日统一战线不断发展和巩固，削弱了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反共高潮在昆明的影响和危害。党组织在坚持全面抗战路线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践中也得到不断巩固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