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大力开展工农革命群众运动

在大革命高潮中成立的中共昆明党组织，强调以开展工农革命群众运动为基础，积极领导开展工人、农民、学生和妇女的民主运动。

1926年12月，中共云南特支派共产党员孙荣贵、杜涛、魏秉礼、张绍楚等到国民党(左派)省、市党部工人部工作。1927年3月，发表《中国国民党昆明市党部告工人书》，号召工人组织工会，先后派党员到昆明华安机器厂、开智印刷公司、滇越铁路昆明南站、邮政局、猪毛公司等单位组织工会，举办平民学校，教工人识字，宣传革命知识。1927年4月，在中共云南特委领导下，又把工运、农运、学运、妇运、军运等支部扩大为委员会，其中工人运动委员会负责人孙荣贵，委员田定邦、魏秉礼、李炳、李有才、张绍楚。先后在昆明的铁路、邮政、电信、纺织、机器、印刷、猪鬃、店员、茶叶等行业建立了工会。

1927年5月1日，昆明各界群众共1000余人(内有工人300余人)在南教场(现宝善街)举行庆祝“五一”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割据集会示威游行。当晚在省教育会(长春路现为人民中路)召开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正式成立“昆明市总工会”，田定邦任主席。昆明市总工会出版油印刊物《昆明工人》，号召工人为改善工人生活福利，增加工资，实行8小时工作制而斗争。在党的领导下，工会组织先后发动华安机器厂工人要求增加工资的斗争；兵工厂工人要求按时发放工资的运动：猪毛公司为加薪罢工；官印局反对监工制，要求加薪；正义路店铺30多名学徒以结拜兄弟的方式，组织起来，反抗老板虐待打骂工人的斗争。通过上述斗争，进一步团结了工人，提高了工人的政治觉悟，逐步改善了工人的政治经济地位。

1928年省特委派共产党员何勤、邢锦涛到宜良车站工作，于下半年建立了中共宜良车站党支部，1929年5月底6月初，建立了中共可保村党支部，有党员6人，同时成立了车站工会。1927年至1928年，先后在昆明境内建立了中共石龙坝发电厂党支部、亚细亚烟草公司党支部、宜良力夫店员党支部、昆明盐行街手工业店员党支部。并在官印局、模范工艺厂、自来水公司发展了党员，相继成立了亚细亚烟草公司工会、云南电报总工会、店员工会、可保村车站工会等。从此，昆明的工人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由自发的斗争走向有组织的斗争。与此同时，昆明各地的农民运动和妇女运动也蓬勃发展起来。

1927年2月，中共云南特支由李鑫主持在昆明市长春坊省教育会举办农民运动讲习班。有农民、学生、乡村小学教师、共青团员、国民党左派党员等共20余人参加，李鑫、吴澄、周霄、黄丽生分别讲授农民问题，广东农运实况及农运的任务等。讲习班历时半月结束，学员分配到郊县开展农运工作。

1927年3月，中共云南特别委员会设立农民运动委员会，李鑫任农委书记，周霄、李少竹、黄丽生、罗彩为委员，领导昆明城郊各县开展工作，先后成立了嵩明、富民、呈贡、宜良、安宁、昆阳、晋宁等县的农民协会，宣传国民革命的主要任务就是农民革命；宣传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说明农民协会是农民争取翻身解放的组织，号召农民组织起来，为农民的利益而斗争。党组织还发动学联、妇联的党团员利用假期到农村开展义务教育。李鑫、黄丽生在昆明东庄、大树营、席子营、大小厂村、张官营、小坝等地开办义务教育，每到一地都指派义务教师，利用晚间定期开班上课，并供给学生书、笔、墨、纸和照明油灯，教师不能回城的即在农民家寄宿。吴澄、赵琴仙等还在篆塘教船家子女读书识字，组织妇女参加妇协，发动船户参加农民协会。农民运动由水上渔民逐步向苏家村、杨家村发展。

1927年3月8日，昆明县农民协会代表大会在昆明兴隆街法政学校召开，成立昆明县农民协会，王复生、李鑫、周霄到会讲话。会议选举县农民协会委员9人，候补委员3人，推举李凤友、蔡国祥、罗彩三人为常务委员。在省农委的组织领导下，昆明县农民协会组织农民先后开展了西乡农民反对西山华亭寺和尚侵占民田的斗争；昆明县南乡三甲村农民反对土豪蓄意破坏农民协会的斗争和城市抬价出售粪便，剥削农民的斗争。

1927年3月8日，中共云南特委决定，组织妇女及各界群众集会，庆祝“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宣布成立昆明各界妇女联合会。4月7日，省特委在昆明召开妇女解放协会代表大会。将原来的“妇女励进会”、“各界妇女联合会”、“妇女解放促进会”、“女声社”等组织合并组成“云南妇女解放协会”。随后，宜良、石林、禄劝、嵩明等县相继建立分会。发动妇女参加工农民主运动。

5月31日国家主义分子又在《西南日报》刊载反动文章，极尽诬蔑妇女之能事，激起广大妇女的义愤。6月2日在赵琴仙等人的带领下，紧急动员数百名妇女举行游行示威，途经《西南日报》报社时，愤怒的群众砸毁了报社招牌，焚烧了未发行的报纸。云南妇女解放协会还发表了“为反动的《西南日报》告云南民众宣言”，一时轰动昆明，各界人民纷纷抗议声援，要求查封报社，严惩造谣诬蔑妇女的坏分子，显示了妇女求解放的力量。

昆明地方党组织建立不久，还处于幼年阶段，虽然斗争很坚决、很英勇，但对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方面都缺乏斗争经验；在帮助发展国民党左派的同时，对如何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如何坚持党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独立自主地开展活动注意不够；党组织还缺乏秘密斗争的经验，尤其是在“二六”政变后，革命形势对工农群众运动很有利，注意领导开展了工农群众运动的斗争，但对基层组织的建设不够，造成党与非党不分，共产党与国民党左派不分，公开组织与秘密组织不分的局面，党的许多领导人都处在斗争第一线，缺乏应有的警惕性和必要的措施。为后来国民党右派的破坏，留下了后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