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昆明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初期的新文化运动，是资产阶级新文化反对封建阶级旧文化的斗争。1915年，以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杂志为发端，逐渐掀起了一场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向封建统治阶级的旧思想、旧道德和旧文化宣战的新文化运动。这场运动的基本口号是：民主和科学。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家们以进化论观点和个性解放为思想武器，向统治几千年的封建礼教挑战。通过批判孔学，触动了封建主义的正统思想，为以后的五四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奠定了思想基础。因此，这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空前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

从北京大学毕业回昆的龚自知，仿效《新青年》杂志，于1917年11月在昆明创办《尚志》月刊，主张“科学与民主”，提倡新道德，反对旧礼教，宣传新文化。该刊第一期发表龚自知的《原道》一文，介绍达尔文、赫胥黎的“运行不息的天演之道，适者生存的自利之道”。龚自知又在《尚志》第四期撰文《时代精神与历史思想》，强调新陈代谢为进化现象之根本作用。主张“科学规律”、“生存进化”，要“逐时代以求进步，谓之时代精神”。1918年5月5日，由各省留日学生同乡会推派代表在东京召开留日全国学生代表大会，反对北京段琪瑞政府不顾国家主权，与日本签订名为防俄，实欲占我东北三省的军事密约。为了唤醒全国人民，群起救国，废除密约，惩办国贼，决定全体留日学生罢学回国。回国留日学生共1000余人，以各省同乡会为单位组织救国团，宣传排日救国，并派代表回各省组织“救国团”进行宣传演讲。被派回云南的代表是张天放、周锡夔、杨宝昌三人。1918年6月，由各界代表在三迤总会成立云南救国团，在会长黄玉田(会泽人、后被选为救国团长)的支持下，于1918年创办《救国日刊》由张天放负责总编辑，该刊除自身聘请记者，特约人士撰稿外，大量转载港、京、沪等地的报刊杂志新闻，如上海的《民国日报》副刊《觉悟》、《语丝》、《向导》、《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等，大多是宣传排日救国、反对军阀的道理，很受青年知识分子和学生的欢迎。《救国日刊》和《学生爱国会周刊》都是云南出版报刊中首先采用白话文办报的。对促进云南的文体解放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从外面运进来用语体文所编的各科中、小学课本，在全省广泛采用。昆明出版的书刊、报纸和工商界的广告都逐步采用语体文。

1920年初，段融生、柯仲平等进步学生组织“大同社”开始研究和宣传社会主义，使昆明自五四运动后，研究和宣传社会主义逐渐成为先进分子和进步思想界的主流，逐步形成新文化运动发展的趋势。

1920年10月25日，省立一中学生自治会杨兰春(杨青田)在昆主办《滇潮》月刊。在发刊词中，号召“青年朋友应当赶快觉醒”，“去寻一条跟上时代的路径”，“要想寻出跟时代的路径，非经过‘解放’和‘改造’两个关口不可”。陈国钢还在该刊发表《我们学生应该怎样觉悟》，号召青年学生应树立国家主人翁的思想，为社会服务，成为改造社会的中坚人物。在昆明，社会各阶层掀起了对旧道德旧思想的批判。

新文化运动在思想方法上也存在着形式主义的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弱点，但在当时来说，通过批判孔学，动摇了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打开了遏制新思想涌流的闸门，从而在中国社会上掀起了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同时，思想解放的潮流正孕育着一场新的人民大革命风暴的来临，这场革命以五四运动的爆发为起点。